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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和革命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

我同胡也频结婚了。我们在杭州过了四个月完完全全的家庭生活，然后前往上海。几个月后，我们同沈从文一起创办了一家杂志，名叫《红黑》，以及一家出版社。这个红与黑出版社只出版了几种书，但却欠下了一大笔债。这是在1928年和1929年。 　　在此期间，我是《人间》即《人民的月刊》的编辑，沈也是它的一名编辑。我们的工作大部分在农村，或是在受压迫的阶级中间。我当时工作很努力，写了许多短篇小说，非常注意我的风格。我承认这项工作包含了许多无政府主义。但是，我每天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他们对进步思想有同样的倾向。 　　1930年我们很穷，没钱过日子。胡也频到山东省济南高级中学任教。1930年2月，鲁迅组织左翼作家联盟，我希望参加，但事实上没有成为一个成员，因为我以前的爱人是它的一个成员，我恐怕会再次见到他。我这时思想矛盾、混乱，我非常不愉快。我认为所有进步作家都应该参加鲁迅的政治组织，但我自己的生活非常罗曼蒂克，我的感情发生了冲突。我一直等到五月胡也频从山东回到上海，我们两人才参加了当时的左翼作家联盟。但是，甚至在他正在济南教书的时候，他就总是强调工人阶级文学，因此，他的活动为政府所注意。学校辞退了他，他不得不秘密逃离济南。他比以前更积极得多了，我对他的爱也因此大大增加。由于我们的小孩在1930年11月诞生，我自己无法做工作。 　　这时我的罗曼蒂克生活结束了，我整个事业改变了。胡也频的浪漫主义也过去了，他永远不再写爱情诗了……有一次，我以前的爱人来看我，想要讨论各种个人问题，但是，我们装作只不过是同志。但是，在我的脑子里，我知道我还没有从我对他的爱情里恢复过来，虽然我仍然理智和冷静。尽管这样，那段罗曼司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 　　1931年2月7日在江西苏维埃地区召开了来自中国各地代表的一次大会，胡也频当选为代表，代表上海文化联合会。他在1930年10月参加了共产党。在他即将启程前往江西的前几天，1931年1月17日，在一家旅馆被捕。作为政府方面的一项报复姿态，在1931年2月7日举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同一天，他同二十名其他革命者一起遭到了杀害，其中有五名是作家。其他四个青年作家是柔石、殷夫、冯铿和白莽女士(白莽应是李伟森之误——译者注)。 　　他被处决几天后，我收到胡也频从狱中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他没有一句话说到死的问题，而只是读到监狱中有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人物的文学材料，希望我会写有关这些革命者的小说。 　　我对丈夫的死极其难过，并不是因为这是我个人的损失，而是因为他正在成为对革命运动非常宝贵，而且他只有二十四岁。他不仅有才能，而且独立不羁，是一位靠自己的力量成功的作家。他离开海军学校后进入国立北京大学当旁听生，接着开始写作。他曾同陈西滢(现在是武汉大学文学系教授)和王世杰(现在是政府的教育部长)一起投稿于《现代评论》杂志。胡也频出版了几本书。一本是《光明在我们前面》，是一部小说，另一本是《到莫斯科去》，也是一部小说。出版后不久，他所有的书都被政府查禁。 　　从1929年到1930年，革命的浪潮高涨，因为这是李立三路线时期。我们在一起读了许多政治报告和杂志。那时爆发了许多罢工，胡也频通常到工厂去同工人一起吃饭，同他们一起交谈。与此同时，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管怎样，他从未成为无政府主义者。 　　我丈夫被杀害以后，我把小孩送到湖南我母亲那里，单独地开始了新的生活。我读很多书，写小说，并在左翼作家联盟工作。我的作品在风格和内容两方面都有了变化。开头我对我过去的风格有点怀念，对我的新作品不满意，虽然我写了许多革命的小说。我很早以前就抛弃了无政府主义，一些时候以来我的观点一直在逐渐改变，因此，这并不是思想的突变。我改变了我的文学风格，从个人自传式和集中写个人的手法改变为描画社会背景。《水》是用这种新风格写的第一篇小说。当时我是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杂志的主编。 　　但是，我感到，仅仅写作小说是不够的。我希望认真地从事真正的革命工作。我把社会看作一部机器，革命是它的发电机。在这部机器里起齿轮作用是必要的。但是，我直到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满洲以后才加入共产党。 　　9月18日以后，每一个人都认识到民族危机严重。左联的工作比以前更强有力得多了。左联的重要工作是派人到每所学校发表有关文学理论的讲演。我们教导学生如何写作，为什么必须建立关于民族危机的文学。我们还为特别是在杨树浦的工人们组织读书班。此时，左联已有大约一百或一百多成员，但是，真正活跃的成员为数只有七十人。我是左联常务委员会六名委员之一，并主编机关刊物《北斗》。鲁迅是《文学导报》的主编。左联出版了大量的材料，例如小型书籍、小册子和图片，以及两家其他杂志，叫作《文艺新闻》和《群众新闻》。 　　左联活动的高峰时期是在1932年1月28日上海之战之后。到了六七月开始了严厉的镇压，这些杂志无法出版，成员也无法自由活动。1931年2月7日对胡也频等人的处决，是南京严厉镇压的开始，因为他们希望摧毁整个左翼运动。被处决的五位作家，不仅都是左翼作家，而且也是共产党员。南京提出了很长的一张名单，逮捕了许多作家。但是，尽管这样，左联还是迅速扩大，我也在这个时候参加了共产党。 　　从9月18日到1月28日，上海出现了许多大规模的示威。所有左翼作家都参加领导这些示威。左翼作家接着组织了一个反帝联盟。组织的规模大为扩大。许多新闻记者，甚至医生也参加了。我们还组织了一个抗日作家联合会，我是其中的一员。这个组织较为复杂，包括了社会民主党人和托派。在这个联合会里，左翼作家同社会民主党人和托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社会民主党人的领导人当时是王利器。他是一位社会科学家，是神州出版公司的主编。1月28日我成为左翼作家组织部主任，同时工农文学联合会的工作全部由我负责。 　　中国字拉丁化问题当时还没有提出来。我们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工人学习班，教他们读书识字。两个工人向《北斗》投了他们写的短篇小说。发表以后得到了很好的评价。在这之后还有一些人也写了作品，不过只是很少的一些。我对这种真正的普罗文学特别感兴趣，因为这也使我有机会同工人们交谈。过去，我从来没有能够同工人们交谈。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同他们结识。以前，我们到工厂区去总有些害怕，因为在街上工人拿我们开玩笑。但是，现在我去拜访工人了。我记得我第一次这样做的情景。我走上狭窄楼梯来到一个小房间，里面光线很暗。那里住了三个工人。我很害怕，我是单独去的，因为我以前从未认识这些工人。一个在缫丝厂工作，一个在筷子厂工作。后者能写作，我已经给他改正了一些手稿。但是，在我熟悉了之后，我不再害怕了。 　　在我同工人们谈话之前，我不了解他们的性格。我只知道他们真诚、心地纯洁、很同情革命工作。当然，工人和农民之间总是有差异的，但是，在中国，工人来自破产的农村，只有很少的一些是纯粹的无产阶级。在我有了同他们来往的体验之后，我对中国工人非常尊敬，对他们的革命潜力很有信心。他们有决断，始终乐意领导任何运动。我已明白，如果共产党人不领导工人，那就不会有前途。 　　我每周去看一次这些工人。我感到，在我整个一生中，这两年是我最幸福的时期。但是，最后局势变得非常不好，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我不能常常去看这些工人，所以，我不得不放弃这种做法。我成了本地共产党的书记，茅盾担任了左翼作家联盟的书记。鲁迅仍是《文学导报》的主编。《北斗》在1932年5月关闭。接着，我们出版了另一种杂志，名叫《文学月报》①，编辑是姚蓬子(他在1934年被捕)和周起应②(他后来同鲁迅不和)。 　　这段时间我太忙，没有写多少东西。我只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这些集子是《夜会》和《水》，它们创造了批评家们所称道的新现实主义的风格。 　　我最后一本以《莎菲女士的日记》风格写的书是《韦护》，出版于1930年。这些书的风格是很够现实主义的，但内容浪漫。在写了《水》以后，我的作品完全变了，因为我的整个生活变了，我的哲学深化了，我的思想最后变得辩证了。这种新的风格常常被批评家指明为“普罗文学”。我想，一个普罗作家不一定需要写无产阶级，但是，必须有无产阶级的观点。我的小说现在写的是中国的无产阶级，例如《夜会》、《消息》和《法网》。我对其中任何一篇都不满意——没有一篇真正写得好。我只好说每一个作家都一定既有优点也有弱点来安慰自己。 　　在革命运动遭到严厉镇压之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文学工作。我开始写《母亲》。我原来的计划是要描写成立民国以前中国农村的情况，然后通过多次革命到达土地革命阶段。我希望描绘这整个变化过程，描写中国“大家庭”的破产和分裂，以母亲作为连结这整个故事的纽带。由于我被捕，这个作品没有写完。现在只完成了三分之一。它将是一部三部曲，开头的三分之一九万字，已经发表。 　　1933年5月14日，我被捕了。我不想谈我被捕的全部事实，因为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重新联合，此时这样做不是个好办法。我将来要写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书，以后送你一本。 　　那天我甚至没有料想到会被捕。我离家去参加文学小组的一个会，回来时是十一点钟了。当时我同一个名叫冯达的同志同居。他同意在我回来之前回家，但是，那天他没有回来。为了避免共同被捕，我们曾经商量好，如果有一个人没有完全按计划回家，另外一个人应该立即离开家，以便万一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在外面被捕时，不会在家里也被抓住。但是，那天我非常疲倦，而且忙于读报，忙得忘了这项安排。十二点钟的时候，潘梓年来访。我告诉他，冯达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回家。我知道他去的那个地方很危险，而且他前一天夜里曾对我说，有一个特务跟踪他。我比其他同志对冯达有更多的信心，因此完全信赖他，所以我相信，即使他真的被捕，他也决不会出卖我的住处。 　　……在潘梓年到达后只过了几分钟，我们听到楼梯上有许多人的脚步声。我知道事情不好，因为平常没有人来除非事先约定。四个人没有敲门就推开了门。他们是穿洋装的中国人，每个人有一只手插到口袋里拿着手枪……我非常冷静，但是，当我抬头一看想起了还有潘梓年的时候，我很为他担心。 　　这些陌生人有两个坐了下来。另外两个站在书架旁边。潘和我继续看手里的报纸…… 　　五分钟以后，冯达来了，他后面跟了两个人。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冯达出卖了我，因此我对他恨得要死。要是我有枪，我会立即把他毙了。接着冯达站到我面前说： 　　“我想对你说的唯一事情是，这个地址不是我出卖的，而是别人出卖的。” 　　几分钟以后，来了另外两个特务。一个向我鞠了一躬，因为我以前认识他。这个小房间现在有了八个带枪的人在里面了…… 　　我后来得悉，第一个到达的特务是马绍武，特工队的头子(他后来在上海马路上给我们的同志处死了，因为他很残酷，处决了我们那么多的朋友)。这个姓马的问最后来的两个特务是否认识我，其中之一认出了我。这个叛徒是傅丰，即赖大福，是一个当了叛徒的共产党员。(他后来也被我们的共产党同志处死，因为他造成了我们很多人被捕)。 　　于是，我被命令同他们一起走，我伸手拿起一件外衣和两件上装。他们把我架下楼，架到等着的一辆汽车上。一直没有逃脱的机会。 　　汽车开到这个城市的中国人居住区十六铺。我被捕的那个房间是上海的国际区的一所外国人的房子里，这条街的所有居民都是外国人，只有冯达和我除外。我们是在外国人的租界被绑架的。 　　潘梓年和冯达同我在一起，直到我们到达十六铺。接着潘被架走，冯达和我被关在一所旅馆三层楼的两个房间里。我说，我不想同冯达在一起，而希望单独留下来。但是这八个人守着门，说，“你必须信赖冯达，”并拒绝了我的要求。他们说，他们发了一个电报，必须等待南京的指示。窗户全都上了锁，我们在这家旅馆过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我们两个被用火车送到南京，囚禁在另一家旅馆里。许多国民党和共产党叛徒来看我。我拒绝见其中的一些人，又指责和咒骂另外一些人。他们生气走了。他们想使我放弃革命。我写了一封信对外面的朋友说：“你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相信我。我决不会出卖共产党。”但是，这封信没有公开发表。 　　我们在这所旅馆住了两个星期，一直到6月1日，然后被送到一所中式房子。这是一家旧的办公楼，是这些特务的总部。接着，这些特务开始虐待我，但这没有使我改变我的态度。这样过了一个月之后，他们对待我好了一些，给我一些书读。床很脏，很多臭虫虱子。开头我吃不下那很坏的伙食，因为他们连蔬菜都不给我吃。天气很热，但我没有额外的衣服。三个特务和冯达住在同一个房间，而且从未离开过。三个人日夜拿着手枪，晚上两个守卫，一个在门内，一个在门外。 　　后来，这些特务假装我的被捕是出于误解，并希望把我母亲弄来南京说服我出卖共产党，但我拒绝这样做。他们希望向我母亲贿赂寄钱，因为家庭要我抚养。这，我也拒绝了。 　　他们这些努力都不能使我“悔改”和抛弃党。冬天到来时，他们希望把我送到湖南。我不答应，而要求释放。他们对我无法可施，于是我被送到莫干山，我在那里受到优待，但不许看报。他们仍要求我写信叫我母亲来南京，我拒绝了。于是，我被送回南京，我在南京收到了我母亲的六封信，想来南京看我。四月份她来了，我很不高兴，因为未能阻止这件事，她同我一起住在这些特务的总部里，而且我比以前略微自由了一些。我可以出门上街，特务们也不再试图使我悔改，但要求我“写小说。”他们希望用这种巧妙的办法使人们认为我已出卖给了国民党，以此来使左翼作家士气低落。这，我也拒绝做。 　　这时，有一个朋友来看我，他说冯达无疑出卖了我在上海的住家，造成了我的被捕，又说，他还出卖了上海的共产党。但是，冯达仍拒绝诚认他出卖了我，并指出，无法否认的是，他所知道的上海的许多党组织没有被破坏——这是实话。我当时非常不愉快，忧心忡忡。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不能离开冯达，因为如果这样做，我就会被投入监狱，没有机会逃脱牢笼，获得自由，而这是我只要有可能就打算做的事情。冯达心情变得非常沮丧，秘密地写了自白书，但从未发表。这个自白书只是说：“我希望离开共产党，从而为过去的工作忏悔”，然后签上了他的名字和地址。 　　冯达的肺病大大恶化，他大量咯血。接着，使我感到松一口气的是，这个冬天他被送进了医院。我要求把我的住处搬迁到一个农村。我每天制订逃跑的计划，但是，不得不极其小心谨慎，免得失去我最后的机会。没有人公开看管我，但我奉命不得离开那个地方。他们有我的许多照片，许多特务都认得出我。我看到他们害怕由于我的被捕而激起的舆论，甚至不敢公开监禁我。但我认为，如果我试图逃走，我就会被秘密暗杀——这对他们来说反而是更简单的办法。我的情况极其棘手。我无法同共产党取得任何联系，虽然很多朋友对我表示同情，希望帮助我。 　　1935年我差一点死于伤寒。我重病了三个月。这使国民党有点着了慌，我想。但是，我在整个生病期间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我必须继续活下去，我才能有朝一日使捉我的人罪有应得。 　　我复原之后，就写信给朋友们，搞到了足够的钱，把我母亲送回湖南。接着，我决心秘密地到北京去。我一坐上火车，南京一个官员认出了我，所以，我对他说，我到北京作一次短时间的旅行，然后回来。那是1936年5月。 　　在北京，我见到了许多朋友，设法计划某种逃脱监视的办法，然后，如我已许诺的那样回到了南京。我没有办法藏。谁都知道我的行踪，甚至在北京这短暂的时间里。 　　我希望到苏区工作，但我的朋友们认为这将是一项不可能的冒险，并认为，我应该开始在南京文学界做公开的工作。但是，政府仍拒绝让我离开南京，并继续对我进行监视，因此我不愿在那里做任何公开的工作。我感到，除非我得到自由，否则我反正写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最后，一些朋友帮助我在1936年9月18日秘密逃到了上海，然后我坐火车跑到了西安。我藏在西安，希望有机会进入苏区，虽然从西安到保安花了九天的时间骑马和步行。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这里了…… 　　在这里生活在红军当中，使我感到非常愉快和年轻。他们非常爽直、活跃，非常、非常年轻。红军是安全新型的军队，是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找到的。他们只知道一心一意革命。由于他们原来就生活在苏维埃化的地区，他们没有关于私有财产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家庭观念。永远不想什么不愉快的事。他们只想如何克服他们工作中的困难，从来不想他们的烦恼。红军有特殊的性格，因为他们不是从土地上长大的，而是从革命土壤培植出来的，而且红军的组织牢固得令人惊异。 　　我喜欢这里简朴的生活。我身体正在变得健状和发胖，但是，在我来之前，我神经过分紧张，无法入睡。 　　我来了，我希望帮助提高这里苏区的文化水平，并教文学。我现在上好几种课，并正在教年轻的红军人员的中文写作。其中有些人已经写出了很好的短篇小说。 　　至于我的文学工作——我对生活没有很多的体验，但前途展现在我面前，因为我现在还只有三十岁。我希望我现在能真正开始作出好的成绩，比过去要好得多的成绩，而且我感到我能够做到。1936年底我开始再次写作，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名叫《意外集》。 　　①同郑振锋的《文学》杂志不是同一个刊物。 　　②周扬在1949年成了文化部副部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 　　 中国新女性/[美]海伦·福斯特·斯诺.—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