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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足和草鞋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

当我住在中国的时候，妇女缠足，穿缎面绣花鞋，有传统观念的中国人仍然认为这是妇女精巧雅致和仪态高贵的最高标准。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事情比看绣花鞋里面用绷带一层又一层缠裹成畸形的脚更令人害怕、令人厌恶了。为了不让人看见她们的脚，甚至到死的时候都不准解开裹脚布。女人在一生中从来不准任何人看到自己光着的脚丫子。据说，有的地方男人偶然看到了女人的脚，她们就自杀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显然是对脚的偶像崇拜的一部分。旧式的妇女都穿长腿裤子，用绷带裹住脚脖子，甚至她们穿长袍时也裹腿。这样别人就看不见她们的脚脖子或腿了。1937年，我到共产党地区去旅行，当时我丈夫正在写《西行漫记》，我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搜集有关妇女和儿童的历史性资料，无疑我当时心里想的是，人们可以通过一个国家对待妇女的方式来判断这个国家的文明。 　　我大为惊奇的是，就在红都——延安发现妇女缠足在全国来说是缠的最小的，此外，这个地区仍在给女孩缠足，延安也不例外。共产党人并没有试图强迫她们解开裹脚布，实际上，在有些情况下打开裹脚布反而削弱她们的体力，因为绷带紧紧地裹住骨头，起着支撑骨头的肌肉作用。 　　这些缠足的农村妇女，看不起那些来自南方的“苦力大脚”，有一种宽容为怀的优越感。但一看到光着脚穿草鞋——典型的南方穷破烂，人们可以想象她们是这样想的——就不寒而栗。青年女大学生一来到延安，就认为穿草鞋是礼仪上必不可少的，所以，就给自己用草或绳子、打一双草鞋；她们认为，这样做她们就和劳动阶级打成了一片。在长征途中，男人和妇女都在肩上挂一双草鞋，一旦需要就穿上，但这是由于有严酷的必要性，而不是浪漫的时尚。我注意到，共产党的女领导人都穿普通的布鞋，或胶底球鞋，这样，就不会使当地老百姓感到恐惧了。然而，南方的士兵在草鞋上自豪地装饰一对耀眼的绣球和红缨。在炎热的夏天，除非在正式场合才穿上盛装。我的警卫员用红白草绳给我打了一双草鞋，上面还装饰了一对绣球，我十分钦佩他的手艺。 　　在延安看到的情况使我意识到，在一代人中，从缠足过渡到穿草鞋，这是多么惊人的跨越一千年的巨大飞跃。我注意到，象在上海和香港这样的现代城市里，现代中国妇女喜欢穿她们所能忍受的最高的高跟鞋，而且由于首先是脚小，她们走路就同踩高跷一样，几乎跟缠足没有什么区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以前那种对脚的偶像崇拜又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了。大部分妇女的小脚确实很漂亮，足穹很高，穿高跟鞋最使优点突出——我不知道一千年来的缠足，是否可能产生这种适应新形势的情况。中国妇女同日本妇女在这方面的对比是很明显的。日本妇女总是光着脚在田间或在岸上干活。现代日本女孩保持了姿态优美自如，因为她们喜欢穿一种叫木屐的鞋或现代的低跟鞋。木屐实际上也是一种草鞋。 　　在中国陕西妇女显然是最顽固的，她们对1960年的新法律的抵制，使得这场运动不得不停止到1953年才恢复，正如上面所谈及的那样，我在1937年已经注意到这一特征，因为延安就在陕西。然而，在延安有一座古代土丘，据说是母系氏族制地区的遗址。在陕西，道教对自然的崇拜比中国大多数省份更强烈，而妇女更为赞许的是道教而不是孔教。 　　这些缠足妇女同她们两千多年前的祖先一样仍住在窑洞里。她们似乎有一种中国古代文明保护人的责任感，而且不怕为此挺身而出，虽然她们生活在红军的包围之中。这里是西安附近渭河流域公元前一千年中国文明的摇篮、周朝的摇篮，中国所遵循的文明格局就是周朝建立起来的。这里的四周都是周朝皇帝和贵族的坟墓，这些坟墓提醒人们记起过去的光荣。 　　这些穿草鞋的共产党妇女，赢得了自部落社会形成以来任何东方妇女所曾享有的最高地位。她们参加长征，一种奇妙的命运把她们带到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诞生地。在这里，在早期，妇女的地位要比汉朝和宋朝之后的任何时期都高。 　　在中国，要想得到有关共产党的第一手材料总会遇到一道道新闻封锁线——首先是蒋介石的封锁线，再是日本人的封锁线，然后是美国的封锁线。因此，要想得到直接的消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达到掌握第一手材料的目的，我于1937年来到了延安。当时在整个陕甘宁地区共产党内只有七千名女党员，陕甘宁边区是根据1937年同蒋介石建立的统一战线的条件而给共产党地区起的名字，而建立统一战线是为了抗日。只有二十名护士和三十名女政治领导人撤离了江西苏区，并被允许于1934年参加了行程八千英里的长征，长征于1935年在陕北结束。后来，四川苏区来了八百名妇女。就我所能找到的而言，只有一名缠足妇女参加了长征，即著名将军罗炳辉的夫人。当我采访这位将军的时候，他向我讲述了他的经历。 　　我始终没能搞清楚共产党妇女党员所占的比例是多少，也许这个比例是逐年都在变的。根据各种不同的计算和猜测，我估计女共产党员约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1944年，共产党有一百二十万党员。1949年，共产党大约有三百万党员。这个党主张男女平等，但迄今，除了蔡畅和邓颖超之外，很少有一位女党员担任任何高级职务。蔡畅曾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56年，共产党报告说它有一千零七十三万名党员。 　　1937年，仅有十三万妇女参加了妇女联合会和其他群众组织，但到1943年6月，在所有的共产党地区，已有二百五十三万二千二百零八名妇女单独加入了妇女联合会，这个数字不包括那些加入工会、农会和青年组织的成员，因为参加这些组织的成员没有分类。1946年，蔡畅领导的解放区妇女联合会报告说，有七百一十一万成员，而在1946年，在总共七千万妇女中有二千万加入了妇女组织。1948年6月，共产党人声称在他们的地区有一亿六千八百居民。1944年，他们只说有九千四百万居民。 　　共产党妇女中资格最老和中国最重要的妇女是蔡畅。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就向我介绍了她的生活经历。在共产党中邓颖超看来是妇女第二号人物。在抗战期间，邓颖超和她的丈夫一起被派到重庆去，同蒋介石夫人和非共产党地区的妇女建立联系。在统一战线主张存在期间，她一直留在重庆。 　　我采访的另一位妇女领导人是李坚真，她是广东海陆丰附近神话般的东江妇女之一。在1930年以前，她是大埔苦力工会领导人，大埔地区所有的苦力都是妇女。     　　我早已发表了朱德夫人康克清告诉我的内战期间一位农民党员的传记和共产党运动最早的农民起义故事，农民暴动是在海陆丰的东江妇女和男人当中发生的。 　　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婚姻的另一个典型是刘英和张闻天，即洛甫。我在延安同他谈话时人们都叫他洛甫，那时他是共产党的书记。张闻天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团团长，但他从未就任。他后来在1951至1955年担任中国驻苏联大使，从1954年至1959年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在1955年召开万隆会议的时候，他担任外交部代理外长，并被降级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56年政治局改组，他当了政治局委员，于1957年访问印度尼西亚。到1962年为止，他是唯一到过美国的一位政治局委员。他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莫斯科孙中山大学留学。从1920年至1921年，他在旧金山的一家报社工作，然后于1925年返回上海，加入了共产党。 　　要了解共产党领导人的妻子的情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刘英是一位身材矮小、象一只小鸟一样的妇女，她有一双明亮而聪明的眼睛和一个敏锐的头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同她丈夫是一个类型的人。(他的前额过份的宽阔，他的举动和样子象一位心不在焉的大学教授。)遗憾的是，我没有在延安了解她的生活经历，她当时在共青团里工作。由于她象一只麻雀那样小巧玲珑，我在名人录中看到她的情况时，感到十分惊讶。她曾于1937年在浙江担任共产党书记，1941年任新四军第一师政委兼指挥员。她曾被国民党逮捕，但于1944年获释。1955年她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我漏掉一个多么动人的故事。 　　1937年，洛甫费了很大力气，苦口婆心地向我解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他对我谈的情况，我在《太平洋事务》一书中发表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胸怀坦白。为人正直、看问题客观而且思想“开明”，尽管后面这一点被认为是对一个中共党员的侮辱。他同象刘英这样的女人结婚这一事实本身就很说明问题。这意味着他从古老的中国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了。 　　 中国新女性/[美]海伦·福斯特·斯诺.—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