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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

五四运动之后，我哥哥和毛泽东到北京去了，他们在北京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与此同时，另一位名叫向警予的女孩子和我在长沙组织了“妇女勤工俭学小组。” 　　1920年这个女孩同我母亲、我自己和我哥哥一起去了法国。她后来同我哥哥结婚，成了中国最杰出的女革命家。毛泽东没有去法国。当时有十六位女孩去了法国，但向警予远比她们有才华。其他人没有干出什么大事业。她们都是湖南人，有的是学生，有的是教师。其中只有两个女孩同向警予和我加入了共产党，但我不知道其他人现在都在什么地方。中国女共产党领导者向警予1928年在武汉被杀害。 　　这是中国学生移居法国的一部分，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极需劳力，中国学生才得以到那里去勤工俭学。这次旅行是由两位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扩大他们的影响。领导这次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两位无政府主义者是吴稚晖，他当时在法国；另一位是李石曾，他在北京。李同法国政府谈判，以船费一百元的特殊优待把工人和穷学生迁移到法国。如果移民没有这笔船钱，可以向法国政府借。当毛泽东和我哥哥到北京之后，他们遇到了毛泽东第一个妻子的父亲北大教授杨怀中，他把他们介绍给李石曾。我们并不想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不过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到法国去学习。我们三个不想通过这位姓李的借钱，因为我们担心这会限制我们的活动，我们从一位亲戚那里借了一笔钱，他是上海的一位很富有的工厂老板。在这次乘船的旅行中，我们坐的地方在统舱下面的四等通道里，这地方不是给人坐的，而是运牲畜的。 　　我们是第三批去法国的。周恩来和罗迈是第一批去的法国。当时一块去法国的共产党人还有：李富春，他后来成了我的丈夫；王若飞；李立三；傅钟；郭隆真，她是女的；何长工，他是工人；还有陈独秀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陈乔年，一个叫陈延年。他的这两个儿子后来都被杀害了。陈延年是在1927年的清洗之后4月12日在上海被杀害的。陈乔年大约是在1928年被杀害的。那位女士陈隆真1930年被害于济南府，赵世炎1929年被害于上海。王若飞变成了陈独秀的追随者。傅钟现在在红军学院，我的丈夫李富春现在是甘肃省苏维埃的代理主席。 　　1920年，有一百多名男学生同我们一起去了法国。在法国的大部分学生都是1919年至1920年间去的。从1919年这次赴法勤工俭学安排开始，至1923年这种安排结束，“留法勤工俭学会”往海外派出的头三批学生有一千多名。我们举行了二月示威运动，此后，中国政府限制了这个学会派出的人数。当然，中国政府也派出了许多学生。 　　当我们初到法国时，在法国的中国学生中主要有两种思想倾向：第一种人是民族主义者，他们认为救中国最好的办法是发展工业和教育事业，以便“使中国开明和强盛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第二种人相信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小组最初的领导人是我的哥哥蔡和森、那位女孩子向警予和我。我们在法国组织了我们的“新民学会”分会，继续进行我们对社会问题所进行的独立的研究。我原来属于主张通过发展教育事业救国的民族主义者，但不久就相信社会主义是正确的。然而，在1922年2月8日学生游行示威之前，我们并没有成立社会主义组织。这次游行的情况是这样的：勤工俭学的学生在法国举行游行，包围了中国驻法国领事馆。为了继续同这个官僚机构作斗争，当时组织了“励志社”，即“社会主义研究会”。 　　2月8日游行示威的原因是：我们一到巴黎就受到无政府主义的中法教育协会的控制。有些学生是无政府主义者，有些学生不是，而该协会对待无政府主义者的态度要比对待其他学生的态度好得多。我们曾得到保证，不仅有工作的权利，而且同时还有学习的权利，可是许多学生发现他们没有学习的机会，甚至为维持生活必须不断地工作。我们要求领事馆帮助解决得到学习机会的问题。与此同时，这些官员们很同情无政府主义，而我们认为这不可能救中国，所以，我们起来反对。我们提出三个口号：要求有“学习的权利”、“吃饭的权利”和“思想自由的权利”。这次游行的领导人是周恩来、我哥哥、陈延年和赵世炎。后者当过中共中央委员，于1929年被国民党杀害了。我的哥哥和陈延年后来也被杀害了。 　　游行示威的结果，领事馆出面调解，把学生的队伍驱散了。答应给服从命令的学生上学的钱。那些反对这种投诚的人，如那些社会主义者，只能回去工作或回学校上课，要求他们在旅店或饭店的债主把他们的帐单交到领事馆去。最后，我们被迫进行了我们的“十月革命。” 　　吴稚晖一直企图把学生拉到无政府主义者那边去，因此，在游行示威期间，他想进行调停，但他被学生痛打了一顿。我也参加了游行示威，后来被关了一天监狱。我的母亲和警予姑娘，还有其他六十个姑娘也被关在一起。后来只有六个人加入反对派社会主义小组，而其他人全都支持官员们的立场。 　　1922年2月8日游行示威之后，这批勤工俭学的学生们分为三派：社会民主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理论上的社会主义者。我们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有两百名成员。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无政府主义者。学生中的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变成了社会主义者，例如陈延年，他成了他们的领导人。我的哥哥和我对搞无政府主义活动从来不感兴趣。尽管陈独秀大约在1921年春季刚刚在上海组建了中国共产党，他在法国的两个儿子却成了无政府主义者，而且反对他们的父亲。在他们成为共产党员之前，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并不友好。李立三也很同情无政府主义。当然，在这三派学生之外，还有许多学生没有政治立场，只想通过办工业和教育事业“救中国”。在法国领政府津贴的学生并没有改变政治立场。参加我们“励志社”的学生并非都是社会主义者，尽管大多数学生参加进来后不久，就变成了社会主义者。其他人是国民党人。 　　2月8日学生事件爆发之后，官员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已看清楚，他们不能控制和影响这些学生了，于是，吴稚晖从庚子赔款中搞到了一笔钱来建立里昂中法大学。从表面上看，他弄到这些资金是为了解决那些勤工俭学的学生们的难题。然而，这所大学成立之后投过多久，他只让无政府主义者上学，同时收入了一些来自中国的有钱学生。那些勤工俭学的穷学生却不能入学。为了抗议这种作法，我们于1922年举行了小规模的“十月革命”，当时有一千多名勤工俭学的学生包围了这所大学。但由于法国警察的干预，这次行动失败了，一百零四名学生被强行送回中国，其中包括领导这次游行的我哥哥、王若飞、李林和林蔚。周恩来率领另一批学生从巴黎来参加游行，但当这些学生在路上听到有一百零四个被捕的消息，他们就回巴黎了。此后不久，周恩来、陈延年和赵世炎于1922年12月在法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巴黎的党支部是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后来，巴黎总部派人又在柏林建立了另一个支部。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学生全部加入了共产党。 　　我立即在1923年年初加入了共产党，同时，和李富春结了婚。巴黎的党支部原有七位创始人，在我参加党之前的几天之内，这个支部已有三百名党员。起初，所有党员都是勤工俭学的学生。后来，一些工人也加入了，当我于1924年离开法国时，这个支部的五百名党员中的大部分党员都是工人。共产党员指责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结果遭到了法国政府的查禁。当我离开法国时，党早已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1922年6月，我开始在一家发电厂工作，每天工作十小时，收入八法郎。夜间我学习法文和读书。后来，我在另外三家工厂工作，一个厂做胶鞋，另一个厂印丝绸手帕。工人的待遇很差。工厂早上七点开门，但我们必须六点钟到，排着队一个跟一个地往厂里进，下班时，对我们一个一个地搜身。上班时，工人不准谈话。这些工厂里有许多中国人。他们同法国人的待遇一样。我们和一向对我们持友好态度的法国工人结成了朋友。 　　当我在巴黎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来到法国的一万名中国工人仍在那里工作，巴黎有一千六百名学生。大约共有三千名学生在法国工作，他们分为八个组。他们在法国成立了一个中国工人工会，由五个支部组成。中国工会附属于法国总工会。一些无党派学生同我一样也参加了这个工会。工人和学生一起工作，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许多中国工人现在仍在法国。许多共产党员到莫斯科去学习，然后返回中国，参加了大革命。他们当中有极少数人仍和红军在一起，但大多数人1927年都被杀害了。 　　我是积极的党的工作人员，我丈夫也是。在法国，他在火车上工作了四年，根本没有机会学习；我初到巴黎时进了一所小学。我负责共产党组织部的工作。那时，只有四名女党员，两名是湖南人。其他三名是郭隆真、蒋育明和向启光。后两名后来退党了。 　　我在巴黎工作了两年，后来党于1924年送我去了苏联。我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了四个月。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我返回中国。我丈夫和我被派到广州参加革命工作。我们到达广州那天正是廖仲恺遇难的日子——1925年8月20日。 　　1925年，我在共产党内工作，同时，也在国民党内工作，我也加入了国民党。我和廖仲恺夫人都是国民党中央妇女部的成员。当1926年北伐军占领南昌时，我被派到党的省委工作。与此同时，我还为北伐军总政治部搞宣传工作。当时，我是派去作这种工作的唯一妇女。后来在武汉工作期间，也有其他妇女从事这项工作。 　　 中国新女性/[美]海伦·福斯特·斯诺.—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