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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畅和向警予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

在妇女的行列中，人们可以说只有蔡畅是共产党最高机构的成员，她对妇女问题的判断是没有人怀疑的。她从湖南最早的时期起就是毛泽东的朋友。然而，在1956年9月召开的第八届代表大会上，没有任何妇女当选为共产党最高权力机构中的成员。蔡畅的丈夫李富春当选为中央委员，他还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56年，共产党有一千零七十三万名成员，但我未能搞清楚其中女共产党员的比例是多少。 　　蔡畅是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主要组织者和主席，该组织可能是人类历史最大、最活跃的一个群众组织。它在处理家庭关系案件中发挥准司法机关的作用，并负责使妇女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得到平等地位，保障妇女和儿童的社会和经济权益。早在1952年，该组织就报告说。 　　“召开了各级妇女代表会议，并在一千七百三十一个县内建立了民主妇女联合会分会。这意味着，妇女在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县或相当于县一级的行政单位内，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为这些代表会议所组织起来的妇女人数多达七千六百万……在1951年夏季，有百分之七八十(有些地区甚至达到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妇女全心全意地帮助搞农业生产。在国营农场里还出现了女拖拉机手。在平原省的农业生产中有三分之一的劳动模范是妇女。1950年，有六十五万妇女在大运河、长江、黄河……沿线修建水利工程。有一百三十多万妇女参加了互助组，有的妇女在她们的丈夫去修水利之后就到地里扶犁种地。 　　蔡畅很少发表文章，人们也很少在报上看到她的照片，但她是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副主席，她是在1956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四十六个国家的一百八十三名妇女参加的会议东道主。会议发表了一张蔡畅的照片，她穿着西服，站在主席尤金妮亚·科顿夫人的身边。她的头非常大，骨架很明显，这在中国人中是非常少见的。她的颧骨很高。额头宽大，尖下巴，她的心形脸和中国诗人一向赞颂的圆形脸正好相反。 　　1937年，我同蔡畅谈话时，她还生着病，是在长征途中得的肺结核病，她的脸上出现了悲惨经历的皱纹，尽管她当时只有三十七岁。一个纤弱的身子能有如此顽强的力量，她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榜样。一个人经历了多年的磨难和困苦，为什么没有被辛劳所压垮或变成一个毫无生气的奉行者，要了解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蔡畅当时非常爱动感情，而博爱主义一直是她产生为社会服务思想的主要动机。然而，组织上委托她完成了许多最危险的秘密任务，完成这样的任务需随时随地保持镇定，头脑冷静。她很文静、严肃，是一位心地善良、慷慨大度的人，她遇事总是先人后己，让人一看就知道她是一位很有教养的人。 　　我记得，我到达延安时，蔡畅是第一位来看望我的人，她举止文雅，女性味十足。她讲法语，声音轻柔悦耳。在她身上很容易看到有一种天然高贵的风度。一位旧式英国人如见到她马上就会说，这是一位有身份有教养的“淑女”。这无疑是事实。她的祖先都不是劳动者。她的文静、几乎是高雅的举止，具有名门闺秀的风度，但她和她母亲一样，是一个很有个性，意志顽强的人。她母亲同曾国藩是亲戚，曾国藩摧毁了太平军，蒋介石曾把他树为榜样。在中国，社会学家把这个家族视为卓越的统治阶级集团的楷模，或者，不如说，在社会学家们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并对自己的名门出身感到自豪的时候才是这样。 　　蔡畅的母亲同她的父亲离婚，五十岁时上小学，并促使她的孩子们参加了共产党。蔡畅并不钦佩曾国藩，但她是中国人，她也有中国人那种家庭观念。她的经历具有非凡的社会学价值，因为她并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作为一个著名的革命家庭的一个成员成长起来的。1937年，她是这个家庭唯一活着而没有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她家里有三个人被杀害、有两个人成了政治犯。 　　她的自传就是一个中国家庭，从破产的贵族转而变成领导激进变革的知识分子的故事，同时，也是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描述，因为她的嫂嫂向警予是第一个重要的有组织的妇女运动创始人。在她从事社会活动以前，只有个别的地方出现中产阶级要求男女平等的倾向。她把妇女解放运动，同唤醒其他社会力量结合起来，给它们指明方向，第一次把农民和劳动妇女调动起来。蔡畅继续进行了这一工作。 　　1937年，我会见蔡畅时，她是整个政府机构妇女部领导人，并全面负责向妇女委派工作和授予权威。在巴黎和莫斯科留学之后，她成了国民党的领导成员之一，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她二十六岁，被任命参加国民党总政治部的第一位妇女。两年之后，她成了参加共产国际的代表。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她领导共产党的妇女工作，并且成为解放区妇女联合会主席。她组织了中国从未举行过的第一次全国妇女代丧大会，会议于1949年3月24日开幕，4月3日闭幕，她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当时成立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该联合会声称有二千多万成员。她是选入一个有二十一名成员的常务委员会的唯一妇女代表，这个常务委员会是为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作筹备工作的，她成了参加这个机构的七名共产党员之一。在这次会议上，她被选入有八十九名成员的主席团。这个主席团只有象孙逸仙夫人这样的很少几名女代表。并且被选入有五十八名成员的政务院，其中包括周恩来夫人和孙逸仙夫人，她们是仅有的两名妇女委员。在1949年早些时候，她访问了布拉格，出席了一次和平会议。 　　12月1日至7日，她主持了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妇女会议，来自二十四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美国的保罗·罗伯逊小姐也参加了会议。 　　从1948年至1953年，她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妇女工作部部长，并担任总工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此之前。她曾于1945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担任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的第一书记。从1949年至1954年，她是湖南代表并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 　　《亚洲名人录》说，1935年之后某个时候，她曾到苏联去治病，但我不知道这可能是什么时候。 　　蔡畅同李富春结婚。李富春大约生于1898年，于1922年在法国加入共产党。在共产党地区被封锁期间，他于1941年领导了大生产运动。他还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持人。1953年，他访问了莫斯科。1956年当选为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并从1958年起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任职。他和他的夫人都是毛泽东机器上的主要齿轮。 　　共产党人在中国的威信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于有一些共产党人实现了美满成功的婚姻，例如周恩来和邓颖超，蔡畅和她丈夫的结合都是人们所称道的。蔡畅是在法国同李富春结的婚，他很沉静、很有绅士风度、身材相当瘦小、举止平易近人。1936年之后有一段时间，他曾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1946年，他在满洲担任所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政治部主任。1949年，他在满洲当选为新政府的负责人之一，并且很快就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当了副总理。他明显反对政府领导人高岗。高岗被革职，后来根据报界报道已自杀。1956年共产党发表的政治报告说：“我们……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他们搞阴谋诡计，企图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 　　蔡畅的个人经历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具有令人难以相信的生命力。 　　我1900年生于湖南湘乡县。我的家是个小地主，但到我出生的时候已经破产。我父亲在清末建立的上海国家兵工厂当职员。然而，他挣的钱养活不了他在湖南的家，没有一个孩子能上学。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我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我母亲为供养几个孩子上学，不得不卖掉了自己的嫁妆。她出生于湖南贵族阶级家庭。她的外公是著名的曾国藩的亲戚。我的祖父在镇压太平军起义期间，在曾国藩手下任营长。 　　在我童年的时候，我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因为我父亲是个大坏蛋，我们小孩都因他抛弃我们的母亲而恨他。然而，我母亲是她那个时代的一位使人惊异的妇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她已五十多岁，但辛亥革命的影响使她下决心不仅要让孩子们上学，而且她自己也要上学。她把自己的衣物和嫁妆里的金银祖传物全部卖掉，以便手里有一点钱，使我们四个小孩能上一年学。这时，上学的费用很低。膳宿费废除了，只要付书费。我母亲和我哥哥蔡和森上了小学高年级，我上了低年级。我的妹妹学习刺绣和缝纫。 　　上了一年学之后，我们就没有钱了。我大姐是一位三十岁的寡妇，她有一个女儿。她在我们家破产之前结的婚，因此有她自己的嫁妆。我大姐对她丈夫的家庭很不满意。她不顾他们的阻挠，卖掉了她的嫁妆，支持我们上学。 　　我母亲和我的两个姐姐都缠过足，但我的脚从未缠过，因为到我的童年时期，缠足的习惯早已改进了。 　　经过两年的学习之后，我母亲高小毕业了，她回到了我们村里，她在我们村里开办了一所小学。她作为这所学校的女校长，除了吃饭和一间宿舍之外，没有现金收入。我们几个孩子没有钱继续学习了。我到我母亲的学校上学，我哥哥蔡和森在家念书。我这个哥哥学习很勤奋，很热心。他常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一连学一、两天不吃东西，不久就通过了一所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他在这所学校里半工半读，自食其力。 　　这时我父亲从上海回来了，他反对他的妻子和女儿上学。他想把我卖给一家地主作媳妇。这家地主要给我们家五百元钱。我母亲坚决反对这样做，因为她自己已饱尝了她公婆的折磨，她的长女也遭到了她婆家的虐待。我母亲决心不干预我的婚事，而希望以后我自己做主。她帮助我逃到了长沙。在长沙我能从一些亲戚手中借到一些钱。我通过了入学考试，进入周南女子师范学校，学音乐和体育。在小学时，我就喜欢上音乐和体育课，会弹风琴、喜欢唱歌，还会识乐谱。 　　这所师范学校同中学的地位相等。一般来讲，当时的学制是小学四年，高小四年，师范学校三年。我学习成绩很好，在学校里跳了好几级，因此，我在学校里只学了两年半，只有十一、二岁就单独去长沙上师范学校。我同我母亲一样，学习很勤奋，常常学习到深夜。我在这所师范学校的成绩相当突出，因此，当我毕业的时候，他们让我在周南女子师范学校的附属初级小学当教师。我在这所学校里教了四年体育和音乐。 　　这时，比我大五岁的哥哥和森进入了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在学校里，他成了毛泽东的好朋友。到1918年，我哥哥进入了高级师范学校，那时我们早已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尽管在五四运动之前这种影响还不大。他们俩组织了“新民学会”，我哥哥和我是好朋友，我是允许参加这个学会的唯一女孩子。虽然我哥哥不跟我谈多少政治问题，但听他们谈话和参加社会活动，也学到了许多东西。  　　我很钦佩毛泽东和我哥哥，希望我能和他们一起学习，但我必须挣钱来养活我的家庭，因此，我必须继续执教。毛泽东是一位非常勤奋的学生，非常聪明、有远见。甚至在当时，他的思想就很先进。这个学会研究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并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早就对工人阶级非常同情。 　　我的社会背景是已经崩溃了的封建地主阶级，尽管我从来没有象我母亲和大姐那样经历过那样的生活。我母亲的家庭都是文人学士，尽管我的祖父在他成为曾国藩手下的官员之前，没有在清朝中举。我父亲的家庭是商业地主。我的曾祖父行商积累了一笔钱，用这笔钱买了地，然后把地分给了三个儿子。每个儿子分得六十亩地，我父亲也接受了这部分地产。我的祖先都没有亲手参加过劳动。 　　我母亲和我的哥哥、姐姐之所以渴望学习，其原因就是我们必须通过这个途径解决我们的经济问题。我们只能教书。另一个原因是我的母亲深受旧的封建社会的压迫，她也希望摆脱这种压迫，她决心也让她的儿女获得自由。这位了不起的妇女现在八十二岁，仍住在湖南。我的父亲于五年前去世了。他从来没有给过我母亲一分钱，而是在上海另娶了一位妻子。他吸鸦片。 　　我讨厌结婚，因为我看到了我母亲和我大姐的经历，我见到周围大多数结婚者不幸的家庭生活。我想学习，不想结婚。我的哥哥和毛泽东也讨厌结婚，并且声明他们永远不结婚。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一致意见是他们同我成了好朋友的一个原因。然而，此后不久，我们三人都非常幸福地结了婚! 　　我和我的母亲都受1911年辛亥革命的影响。然而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前，我的思想还没有定型。那时，我喜欢各种新事物，思想要求进步，希望在一个光明美好的乌托邦社会里生活。在五四时期，由于日本人的入侵和二十一条要求，我对民族主义更感兴趣。我帮助组织了学生运动及其活动，还帮助组织了教师抗日联合会。 　　 中国新女性/[美]海伦·福斯特·斯诺.—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