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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

1927年3月，我受共产党妇女部之托到武汉搞妇女和学生工作。那时，我还是国民党总政治部成员。7月份同国民党闹翻了。我做了一个时期的秘密工作，然后于10月份离开武汉，退出了国民党。我到了上海，在党的上海地方委员会工作。 　　1927年，我们的党员遭到大屠杀，关于这次大屠杀我们只保留了一项总的记录。一百多名党的重要领导人被杀害。在全国各地，仅在1927年一年的时间内，就有一千多名女领导人被杀害，她们不都是共产党员，有些是资产阶级、还有许多学生，但都是革命的领导人。全中国有一万多名处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员于1927年在4月12日之后发生的多次事件中被杀害——这些事件发生在上海、广州、湖南、武汉和北方。从1927年4月起到12月底，总共有十二万革命者被杀害。 　　我认为，这种残酷大屠杀是举世未闻的。我的嫂嫂——向警予女士的遇难，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当时是起领导作用的女革命家，我现在仍认为她是当时最伟大的妇女。她是在汉口的法租界被逮捕的，法国人把她交给了中国官员。向警予就义之前，在刑场上发表了讲话并高呼口号。士兵们把她嘴里塞满了石头，用皮带捆住她的下巴，然后把她痛打一顿，才把她枪毙。汉口很多工人观看了他们的领导人就义的场面，许多人痛哭失声。当局不得不宣布戒严。 　　何键在我的家乡湖南省残酷无比。他把人绑在马身上，五马分尸。如果女孩子被捕，就剥光她们的衣服，把她们钉在十字架上，先割掉她们的鼻子和乳房，然后再把她们枪毙。这种事都是宪兵在他们的长官指挥下干出来的。在女学生的头被割掉之后，宪兵们把她们的头扔到男的棺材里，这些宪兵说：“现在你们恋爱自由了!”如果男女同时被杀害的话，他们就把男的头放在女的尸体上，把女的头放在男的尸体上。女的尸体总是被残酷地大卸八块。在湖南和广州，共产党人被杀害时不是被开枪打死，而是用刀砍掉头。女学生也同样被砍头。在行刑期间，被害者的父母常常被拉去作证，并且不许他们哭。广州公社成立之后，至少有二百到三三百名女孩子被杀害。在湖南和广州，如果发现一个女孩梳短头发，就会被当作共产党员杀掉，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从7月至10月，我正在武汉从事秘密工作，亲眼见到了这些杀人的场面。 　　1928年5月，党派我作为江西省的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党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共有二十五名中国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回国之后，我在广东和广西做地下工作。虽然搞这种工作是非常危险的，可我从未被捕过，但却有过许多九死一生的遭遇。当然，我要是被捕，一发现我的身份就会毫无疑问被立即枪决。 　　1931年年底，我踏入了江西苏区，在那里我在党的江西省委和妇女部工作。在1934年和1935年的长征期间，我一路上既做地方工作，也做苏维埃政府工作。那时我得了肺结核，病情很重，但现在我好多了。1935年，我同毛泽东一起到达陕北。开头，我在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做党的和妇女工作。后来，我又负责白区统一战线的组织工作，驻在甘肃。现在我被任命为甘肃新中央政府妇女部领导人。我希望我能有机会到红军学院和党校去学习，但党不肯让我去。 　　这就是我的“英雄史”。看来并不是个幸运的历史，对吗?我的许多朋友被杀害了，我甚至都记不清他们的名字。在我自己的家庭里，我的两位哥哥和一位嫂嫂以革命者身份被杀害。还有一位嫂嫂和侄子现在还关在监狱里。我的另一位哥哥和一位妹妹也死了。我们家的男人都死了。现在还活着的人只有我自己，我的母亲、我大姐和三个孩子——我自己的女儿、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女儿和儿子。我的小孩跟着我的老母亲在湖南。她是1923年在巴黎出生的，由于我母亲害怕她干扰我的工作和学习，她一个人把她的外孙女带回了中国，一直照看到现在。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母亲和孩子是1929年在上海。我的家现在没有房子，也没有地，全靠我大姐卖手工艺品来养活她们。我们其余的人都以革命为我们的职业。 　　我们家有六个人是共产党员，不包括现在同我一起工作的我的丈夫。我们之所以变成了革命者，是因为我们所受到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但另一个不可估量的重大原因是我们了不起的母亲的影响。她在五十岁时离开家门上了小学。起初，学校甚至不允许她入学，理由是她年纪太大，而且还缠着小脚。这使她十分恼怒，她去找了县长，对校长进行了起诉，结果她得到了县长允许她上学的许诺。人们可想而知，她要上学的坚强决心有多么大。当她入学之后，学校告诉她，她可以不必上英语课和体育课。但她学英语很勤奋，而且还上体育课，尽管她的缠足在舞蹈和体育课时让人看了发笑。 　　当我母亲年近六十岁时，她仍坚持到法国去。在法国她同我们在一个学校学习，当我们处于困境时，她就绣花卖钱来供我们上学。她鼓励我们参加共产党，她自己也想入党，但组织上考虑她年龄太大，所以，没有接受她入党。当我母亲1923年带着我的小孩返回中国之后，她在长沙为穷人家的女孩子办了一所学校教学生手工艺，学刺绣，并用她们用劳动换来的钱供穷孩子上学。那时，她的家和学校变成了共产党在长沙的秘密中心。 　　 中国新女性/[美]海伦·福斯特·斯诺.—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