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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利文谈命运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我们太兴奋太急于想看看这个城市，顾不上打开行李了。我简直等不及要望一望答应给我一个挣高薪职业的美国总领事馆。那将是我的主要职业——我明白，其他的项目都挣不到什么钱。墨菲海军上尉、他的妻子和其他到上海来的一共九个人，陪我乘洋车去登记。 　　我们似乎没感到那难以忍受的炎热，旅社老板说可能到104。F，那也是常有的。我们也没注意远处的南方将有台风袭来，我们正处在暴风雨前的低气压。中国通们在中午的骄阳下是不出门的，连疯狗或英国人也不出来。午饭后他们有长时间的午睡。 　　我们停在外白渡桥上观望苏州河，它离礼查饭店一带这个上海的特殊的角落只有几码远。桥的那一边，统治着码头的是英国总领事馆，英国国旗在帝国主义的旗杆上凋零了。洋车夫沿着码头慢慢地走着，我眺望远处的港口，想起那些坐在长凳上的大班和巨商们，他们注视着驶进港来的轮船上的高耸的帆。 　　我是有点遗憾，古老的有着那蔷薇攀缘的红砖墙的美国领事馆不在码头上。码头被英国垄断着，虽然它不过是弹丸之地。我们排着队在护照柜台上登记的时候，看到有裂缝的地板已经下陷了。 　　我问瘦高个儿挺友好的副领事，埃德加·斯诺是否在上海，他答复说，刚从印度回来。“你想见他吗?” 　　“有这个想法，”我答道，有点警惕。 　　“我给他打电话。” 　　电话里的对话是一点也不保密的。大家被这一高声的对话逗乐了。在领事馆这边，说的大致是这样的： 　　“你是斯诺吗?这里有一位福斯特小姐要见你。今天才从西雅图来的。……胖?是，胖，50岁上下，保养得很好……阔气?金刚钻滴里嘟噜的。她有保镖……带武器?是，每个人都有两件……斯诺，我要是你就不管她。我替你照看她……好吧，让我来给你介绍……让我问一下。” 　　他把手挡着受话器，用戏台上常用的细声说，“他请我们到沙利文去喝茶——马上。就在附近。” 　　“可以。”我的第一天不能比这再兴奋了。 　　同来的这帮人很有趣味，齐声说要跟我们一起去。“她不能没有保镖的，带那末多金刚钻，”一个男青年说。 　　我庄重地对他们说，“是一次采访——公事，我为斯克里普斯—坎菲尔德作的第一次访问。” 　　副领事解释说沙利文是上海唯一有冰激凌的地方。“不过，福斯特小姐，你第一需要的是私人包车夫。领事馆的头号听差担保他可以当你的保镖，全天服务，每月大约五块钱，你要不要?” 　　那时候中国沿海流行洋泾浜英语，新来中国的人也喜欢它。 　　“要的，”我同意了。 　　端庄的灰头发的头号听差领来一个将近40岁的车夫。这个人一副诚实的、风吹雨打过的面孔，笑容可掬。他的黑色洋车锃新发亮，还带着白色绣花靠垫。 　　“小姐，喜欢的，不喜欢的?”头号听差向我行官礼，一鞠躬。 　　“喜欢的，”我爬上洋车——直到一年半以后我离开上海一直用这辆车。 　　在崭新的、现代的、美国式的沙利文，我们围坐在一张小桌子边。墨菲夫妇在讨厌的湿热中显得无精打采。 　　“斯诺老是迟到，”副领事一边扇着我的通红的脸一边说。他介绍说，斯诺在印度旅行，因为热带气候生了病，回上海来治疗，来写书。斯诺按他自己的方式行事，从不着忙。他说，斯诺写了一篇批评居住在上海的美国人的文章，谁也不喜欢他。他想了一想后又说，“他还没有结婚……我也没有，如果你愿意知道的话。” 　　我没理睬他。 　　“他来啦!”我的向导站了起来，伸出手来等待握手。 　　我抬头见到一个消瘦的、长得匀称的，穿白上衣的人。埃德加·斯诺脸色苍白、雀斑都显了出来。我希望他没有注意我失望的情绪——在我脑子里他的形象是勇敢、强壮、健康的世界旅行家。我看不惯面带病容的人，而习惯于运动员风度的人，我自己也多少是个体育爱好者。难道在东方做一个真正的旅行家一定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没关系，他挺英俊，挺吸引人，我想定了，努力排除那没有价值的第一印象。他棕色的头发曲鬈着，漂亮的长睫毛下有着和蔼可亲的棕色眼睛，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有时似乎是蒙上了雾。后来我觉得他长得象劳伦斯·奥利维尔。我怎么样才能让他脱掉那件不象样的衣服，换上一套有垫肩的花呢衣服?我在琢磨着，忘记了104。F的高温。我看出来了，他的自我意识是坚实的。他的男性自我意识也是健全的；这并不依靠衣服的裁剪，也不依靠给人一个好的第一印象。我喜欢他的这一点。我自己总是希望给人好的印象，希望漂亮，希望让旁人喜欢，他却比我成熟。 　　没关系，他看到我，似乎第一瞥就被我吸引住了，我毫不遗憾。他向我走过来的时候，眼睛盯住我的脸，不止一次地被椅子脚绊住。 　　“敢问是利文斯通博士吧，”我咯咯地笑着问他。他拖把椅子坐了下来。他没大注意旁人的介绍，常常逼视着我的眼睛。 　　“斯坦利小姐，不，我的意思是美国小姐，从我1927年离开堪萨斯城以来，还没见到过……”他有着不寻常的讨人喜欢的男子汉声音。“你让我想起了我邻居家的姑娘。我已经忘记了象你这样的那个姑娘长得什么样子了。我没见到什么金刚钻，什么50岁肥胖的阔太太。” 　　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青年人之间的传情总是彼此打趣，这是一种大学的幽默，中国式的猜谜游戏。象中国人似的，我们从来不揭开外表，总是调皮地让对方摸不透。什么都可以说，只要是什么也没有说。没有结论，可以证明某一点正确，只要是那一点什么也不是。埃德加和我老是用这种富有幽默的、互相挑逗的、轻乒乓球的方式谈话，即使在最沉闷的日子里也是这样。中国人喜欢这样。他们被训练得很会躲在平静的表面的后面，机智地回击。我打赌，在沙利文这样的对话至少出现过一次：“给我一份草莓冰激凌汽水，不带草莓的，”我对茶房说。 　　他一鞠躬，走到屋角去跟同伴们商量了一阵，回转来，满脸无可奈何的样子用洋泾浜英语说：“小姐，草莓没有的。你只能要没有巧克力的啦!” 　　美国方式是从重复中取得幽默。这是一种新发明，由J·P·麦克沃伊和奥格登·纳什总其成。我们之间的幽默还可以追溯到马克·吐温，提出某种意见，运用它的对立面把它衬托得更尖锐些。 　　“我不喜欢金刚钻，”我伸出光秃秃的第四指。我告诉埃德我差不多读过了所有他发表过的东西，我要求他接受我为斯克里普斯—坎菲尔德的第一次采访。“他们除了用金色的、光辉灿烂的东方去刺激旅游业复活的东西以外，什么都不要——理查德·哈利伯顿型的旅游业。你在泰姬陵游泳了吗?” 　　他说我要进行的采访有点晚了——他离开哈利伯顿的时代已经有一阵子了。他一到泰姬陵就得了痢疾，后来到了施维达根塔，染上了疟疾，病得要死。 　　“这可是我第一次执行新闻工作任务，”我叹了口气，“你不能再当一次哈利伯顿让我采访一次吗?我原本以为有被叫做‘东方的呼唤’的什么东西的。” 　　“我来这里以前也有人这样跟我说过，”他说，“东方的呼唤就是‘茶房，茶房，帮我洗澡’，‘茶房给我脱鞋’，‘茶房，替我扳小指头，大多数的‘茶房’③头发已经灰白了。” 　　我仍然坚持，他必然发现过一些奇妙的东西。 　　是的，他是发现了：一个小个子男人腰里围着土白布在摇纺车。他跟我谈甘地，谈到他的“最丑陋但最机智”的信徒，印度反妇女深闺制度的主要女性，撒若吉尼·奈都。还有尼赫鲁。他说，“在白种人老爷的白领带和白围腰布之间进行选择，我挑选甘地。” 　　埃德很自然、随便、容易相处，显然受过良好的教养，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他有一种特殊的自信，不装模作样，不怕表示自己的意见。这些我都很喜欢。不过，哦，我真希望他穿的不是这末一件似乎是甘地的裁缝做的衣服。 　　我推开冰激凌汽水，把公文包放在腿上。我们两人忘记了汽水，其他的人一盘又一盘地吃着。 　　我把我的斯诺卷宗递给他，告诉他我为美国矿业公会做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收剪关于中国和白银的文章，我把所有能找见的有关他的文章都剪下来了。 　　他迅速地掀翻着卷宗，当他抬头看时，棕色眼睛里噙着泪水。他的声音变得柔和了。“如果我有一张是你那末辛勤地剪下来的照片，我一定会写得好些的。我简直快要忘掉了我的读者啦——那些象你一样好的在国内的美国人。当然啦，你是第一个要求访问我的人，斯克里普斯—坎菲尔德小姐。” 　　我挪动身子，坐在椅子的边上，身体前倾，摆出我最具外交风度的、最正式的姿势——已经在促他上阵了。“你还不知道，除了那个传教士赛珍珠之外，你就是最著名的美国的远东作家了。《大地》已是古典，象《克里斯汀·拉福兰斯达塔》。她当然是戳穿了金色灿烂的东方的神话——如果真的是神话；我现在还不能承认。” 　　我告诉他我是白银而不是黄金的坚决支持者。“我是没有大臣职务的非官方的特命全权大使——不，我有大臣职务，那就是白银说客团的。中国人明智，用白银作币制的本位而不用黄金。我们有大量剩余的白银要出售。” 　　埃德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同我或旁人开好心的玩笑。“不爱金刚钻，不爱黄金，你现在降到我的货币制度的水平啦，1931年的白银小姐。这是命，显示出来的命，坚实的白银的命，纯粹的没有经过合炼的白银的命。象中国人所说，男儿顶天立地，在一生中应该有一次享有一点命。我到达西藏边境的时候，来了灵感，买了一个银的鞍坐戒指，虽然我不知道哪一位姑娘会喜欢它——连我妹妹米尔德里德也不会的。” 　　“唉呀，天上——地下，到底什么是命呀?”我追问，“我从那末老远来到中国，可不是为了戴什么人的银的鞍坐戒指；我来，是出于同你一样的目的。我想当个大作家——我要旅行。我很久以前就攒钱了。还读了不少书。” 　　“哦，我明白了，基普林·洛厄尔—托马斯小姐，你看过了《库贝尔隘口之外》、《同劳伦斯一块儿在阿拉伯》这两本书，象我在堪萨斯城一样。好，大作家太太，未来的大作家先生向你致意，这就是谜底：命就是中文里的命运。是命运把你带到沙利文来的。再添上一个小小的字，你就有了一个大的观念——革命，它的意思是‘改变命运’。眼下在沙利文里，天上和地下之间，在我身上正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你得戴上那只戒指，”副领事装作嫉妒，大声说，“我以前从来没在一张小桌子旁看出过这末多的命。” 　　我遇见埃德的时候，他正处在事业的十字路口。他说，“我迄今为止正处于生命的低点。”云南—印度支那—缅甸—印度的经历长时间地影响着他，不但是不断重复出现的疾病使他沮丧，还有到处可见的失望、执迷和贫困。之后，他到了上海，因为在《美国信使》月刊上发表了一篇讥讽居住在上海的美国人的文章而激怒了他们。在上海他碰上的是怀着很大敌意的美国人，连密勒和鲍威尔也生气了。还有，英国警察收买了一个白俄情报员替他们搞一份有关埃德加是激烈分子的档案材料。此外，1931年他被列入了日本人的黑名单。二十年代那个乐天的、没有责任的、反对偶像崇拜的、不虔诚的幸运宠儿，不得不在他生平的第一遭面对成年人的问题——同他对立的是一个危险的世界，连发表文章这类小事也不再被视为无害的了。 　　在沙利文第一次晤面的时候，埃德拿起我剪报中一篇《上海的美国人》的文章，他的脸色变得倔强了。他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到遭了拒绝。”他受到排斥，也有文字的攻击。他说，他现在能体会1927年J·B·鲍威尔因为支持国民党而在美国商会落选是什么滋味了。他说，“我真的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回到上海来。” 　　“为了银鞍坐戒指啊!”副领事从埋头喝冰激凌汽水中喘了口气。 　　“你为什么回来?”我提问，把铅笔和笔记本按记者职业的要求那样放好。 　　“我正在周游世界的途中。我远走到了印度的时候，得知我母亲去世了。我无心回国。我决定转身回到上海来写我旅行的书。感谢白银说客团小姐，现在上海这末便宜。另外，我也需要加德纳博士。”(这是人人都喜欢的在上海多年的一个美国医生。)埃德又接下去说：“我身上发生了奇怪的事。我不是那种可以被压服的人。我似乎不能写作了。连纸都显得黑了。在大热天里我真的觉得冷，可能又要发疟疾啦!” 　　我告诉他，他倒象一位被信天翁缠住了脖子的老水手④似的中国通。“你想想看，你干了我想要干的一切——没有一个女人能这样旅行的。噢，我多爱旅行啊——我大概连湄公河也看不到了。我要是你，我就不发牢骚，不抱怨，就写一本畅销书。我喜欢书。我相信书。我不想当驻外记者，那只是好玩罢了。”在这个时候，我那天生爱训斥人的热情全迸发出来了。 　　“得啦，永恒的波利亚纳小姐，你只到达了南京路上的沙利文。我得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你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至于写书嘛，你得在到中国的第一年中写，不然你就会丧失外来者的眼力。我疲倦、有病、陈旧，同我的读者失掉了联系。谁爱看沉闷的、复杂的书?这样的书会太消极，太绝望了。” 　　他说他想家。他离家已经三年了。他是在1928年美国经济萧条前的繁荣高峰时离开的。他同兄弟霍华德和巴迪·罗杰斯在纽约分住一套公寓房子。埃德加那时是斯科维尔广告代理商的一个低级伙伴。(巴迪很快就同玛丽·皮克福德⑤结了婚。我在1941年见到她的时候，依然很漂亮。霍华德后来是全国制造商协会的新英格兰经理——他一度是著名的箭牌硬领服的模特儿。斯诺家的孩子们都没有兴趣继承父亲开办的曾承印过《堪萨斯明星报》的斯诺印刷公司。斯诺在密苏里大学读书的时候曾在这家报纸取得最初的经验。)埃德说，“我本打算只用一年时间周游世界，现在我回到这个讨厌的真空里来了。在这儿我几乎没法子写作。” 　　“别放弃你要写的旅行的书”，我批评他。“我想读一读，等不及了。难道你不知道所有年轻聪明的美国人都想旅行，而又办不到?你是他们的替身。想象一下吧，在带篷的车里来一次《全国地理》杂志那样的旅行!你给书想好了名字吗?” 　　“想好了，《云的南边》。这本书一写完，我就要乘火车经过西伯利亚—欧洲回家去。” 　　“你就不知道我到上海来有多末困难啊!”我说，“如果美国总领事馆不答应给我一个职业就不会准许我来。我得动员除了胡佛总统以外我父亲的斯坦福大学校友，还有参院财政委员会的主席……密西西比州以西的共和党大人物，美国矿业公会的大板们。我放弃了矿业公会里一个很好的职业——一个低级秘书……” 　　这时，埃德加大声笑了起来。显然，我已代替他回了一趟家，向他提供了他所需要的新的美国读者。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沮丧、不痛快，不过他坚持说在1941年他离开中国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以前他从来不着急，很少干他不愿意干的事情。“要不是为了你，我在1932年就要离开中国的。”他后来总括起来说，“你给了我在中国重新开始的整个的新生活——九年多一点。” 　　“咱们到法国俱乐部去跳舞吧，”活跃的单身汉副领事提议。他说，那儿才是真正的上海，可能见到许多不同国籍的人，是城里最受人欢迎的地方。有着闪亮、宽大的跳舞厅的巴黎式建筑，一点也不空荡。白俄乐队奏着《四月的巴黎》，听起来更象是《莫斯科的冬天》，陀斯妥也夫斯基式的唱诗伴随着追逐四轮敞篷马车的狼群。 　　我一看就知道埃德不是跳舞高手——他也不认为他应该是。他略微有点跛地走到乐队跟前，让他们奏他喜爱的《奇妙的一个》华尔兹舞曲。 　　他的膝盖被驮马踢伤过。他说，“没关系，会好的。我离开纽约以后就不怎么跳舞。”晚上他多半是呆在J·B·鲍威尔的办公室里，鲍威尔向《芝加哥论坛报》拍发当晚的电讯。那里是远东的美国知识分子集中的主要中心，驻远东的记者们日夜发稿。“可是，现在密勒和鲍威尔为了那篇文章生我的气哪。” 　　我们这些新来的人，对居住在上海的2554名法国人和9603名英国人中的那帮人和其他类型的人并无好感。我们在可怕的炎热中跳了一阵之后，海军的妻子帕特·墨菲认定了这个地方没有意思，人人都显得苍白，带有病容。她要去人们正在取乐的地方。 　　“从现在起，一年以后你们这些人看上去也都会象这种样子的，”副顶事说，“这是你们必须付出的代价。”他提议如果不嫌在暑热里走得太远，不妨去看看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 　　“在中国没有乐趣，我到过东方的其他地方也一样”，埃德用他那古老的水手声调说道，“白俄那里的饭菜最好，只要你受得住那阴郁的伙特加浸泡过的移民的表情。” 　　在俄国餐馆，茶房和乐队穿俄式格子的缎子上衣和真正的哥萨克靴子。他们边迈步子边滑行着象骑兵似的。在维也纳华尔兹舞曲的间隔中奏悲愁的三弦琴。(哦，我是多末喜欢跳维也纳华尔兹啊!) 　　这里是避难所。妇女们行动象公主，有些说他们以前就是公主，男人们象彼得大帝，吸着高脚怀里用草莓酱冲的甜茶。副领事告诉我们，全中国约有15万白俄。大约有四万军队在1927年来到中国。 　　“J·B·鲍威尔说，光在满洲就有35万。”埃德说，“中国的统计数字简直一钱不值。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核对事实上了。” 　　我提供我记得的一个数字：战争中死去的1300万协约国军士兵，其中有800万是俄国人。我说，“我是支持凯洛格和平条约的，象胡佛总统一样。在内战以后，胡佛救济了苏联的1000万儿童和成人。” 　　“噢，还得维持长江巡逻舰哪，”墨菲上尉说。他到上海来是指挥江上的一艘炮艇的。“1927年，我们不得不派1000名海军陆战队在这里登陆。” 　　“在碰到你以前，我从来没听说过长江巡逻舰队，”我说。 　　我也没听说过哥尔察克海军上将，流亡者的领袖。我没读过列宁的著作。不过，我读过托尔斯泰、高尔基、契柯夫，以至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我会在钢琴上弹《伏尔加船夫曲》!至于马克思嘛，我先想到的不是卡尔，是他的弟兄们。我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人们告诉我说，他的思想很危险。 　　埃德和我挺喜欢斯特罗甘诺夫牛肉，可是墨菲夫妇讨厌基辅鸡。 　　“你使我想起我的妈妈，”埃德对我说。 　　“你是我的第一个驻外记者，”我对答。“别说那样的话。我可穿着雅典的盔甲呐。我拿定主意在我作过一些旅行，写完一本书以后，25岁以前不结婚。” 　　“我也有同样的想法，”埃德说，“我现在正在写我的第一本书——不管怎样，准备写。” 　　“我马上就要开始我的第一本书了，”我说。 　　“咱们回礼查饭店吧，”帕特·墨菲说，结束了这个夜晚，“我想大半我已经传染上了疟疾。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疲劳过。” 　　天气凉爽了下来。街上更拥挤了——电车、出租汽车，人力挑夫，自行车，成队的洋车把交叉路口堵塞住了。缠着头巾的印度旁遮普邦的大个子锡克族人挥动着套在竹竿中的铁棒在疏导车辆。 　　我的高跟鞋害苦了我，我没在意，直到回到旅社脱鞋时才发现。我打开一个又一个柜子的抽屉，放出了樟木、檀香木、肉桂木的香气。我疲倦极了，迈了两蹬，爬上了那个古老高大的床，小心翼翼地放下发霉的蚊帐。 　　躺在蚊帐里，我拿定主意不在中国呆到脸色苍白、面带病容的时候。我珍惜我的健康，体育是新的妇女解放的一部分，特别是美国妇女。成绩优秀的学生们躲在20岁上下的小伙子们的挪揄的眼神后边玩混合双打网球。我想起了英俊、爱体育的西点军校的飞行员罗素·埃默里。他曾把美国玫瑰花摆满了我的会客室。他打算设法调到马尼拉或天津去。我们常在星期日出去骑马，他曾是足球明星雷德·格兰奇的朋友，又是一个希望成为大作家的体育写手。 　　埃默里主张人要在各方面高度发展，这种观点在当时是普通的，但对姑娘们是例外的。有一个观点主张把婚姻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要有一个有活力的工作伴侣，而不再是作家务的奴仆。不止一个爱慕我的人有这类计划——25岁以前，留过学以前，或至少是在旅行过以前并在“自己的工作”站住脚以前不结婚。 　　虽然经济大萧条即将到来是确定无疑的，预兆是不祥的，在那些日子里，美国青年仍象是从隙缝里开放出来的花朵，都热爱生活，互相爱着，爱人类潜在的力量。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不是英国人或日本人的。埃德加·斯诺1928年到了上海向英国人和日本人挑战是不言而喻的。 　　1931年认识了第一位驻国外记者可不是小事。我知道斯诺的心思放在工作上，他叫我“希腊女神”，同我开玩笑，看不起运动员。他一点也想不到自己。他已经生活在一个新世界里——我甚至还没有去猜测这个世界是什么。我怎能知道他是正确的呢?我怎么知道(象他已经知道的)“这件事可比我们大”?我们相逢在第三点上——这个点恰好是转动世界的杠杆的支点。我们同未来结了盟，我们双方都知道——是的，就在第一天。 　　透过一顶旧的灰色蚊帐，离家5000英里，年轻焕发的美国式的我是泰山、你是简⑥的形象渐渐地消灭了。现实开始显现出来。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回想起1940年12月“总统”号客轮驶出黄浦江，开往夏威夷和旧金山。一个体重大概只有100磅的消瘦的带病容的美国妇女，穿着旧的皮大衣，倚在栏杆旁缩成一团，快要冻僵了。海水正在退潮。日本军舰占领了港口，日本飞机已为来年的珍珠港袭击摆好了架势。我们“丢掉了中国。”在我发现我自己的工作没有一件已经完成了的时候，似乎我已经损失了近10年。是的，看上去我就象一个邋遢的牧师为了崇高的目标而牺牲了物质的东西。在我那只旧的蓝色的浅皮箱里，装的还是1931在美国放进去的那些衣服。它们成了已经失去的希腊女神时代的象征。 　　在1940年冬天的寒风里，我记起了1931年的那个健康、自信、全美国女童子军，被埃德加·斯诺在沙利文逗趣的天真姑娘。我记得她是多末努力地在所有的岗位上工作，她花了多少心思要招人喜欢，要吸引人，她是多末善于交际，多末细心，多未有创造力，她又怎样是一个常常不计报酬的社会工作者。 　　这位姑娘放弃了物质的东西，从不计较代价。她换来的是些什么呢?1931年，我想尽一切方法最大限度地发展个人，但是历史的台风把我从这个目标卷走了。个人为了共同利益作了牺牲。我是这样的吗?我喜欢个人发展的原则。我没有丧失幽默感，虽然这是在东方生活的人所罕有的。我还能同本杰明·佛兰克林一起微笑：这位姑娘生活得丰富，忍受得很多——为了一些从未发生或发生在旁人身上的事。 　　一封信的摘要 　　1931年8月30日 　　这是我走后第一次有一个算得上是自己的五分钟时间……我正自豪地坐在屋子里，眺望世界上最迷人的城市的屋顶。 　　公共租界的商业区都挤在码头周围；例如，中国银行就在河对面的大街上。这是黄浦江，很脏，很黄，不过我还没见过江上的浮尸。自从汉口发生了可怕的水灾，据说离此地有一段路程的长江里可能有漂浮的尸体。每天有几百难民从汉口来，住在帐篷里，得到照顾。霍乱流行，我们姑娘们准备尽快地打预防针。 　　中国到处都有声响，谁也分不清是哭丧，是欢宴，还是叫卖花生，声音都一样。 　　我同一个海军军官的妻子住在同一层楼的过道两边。我为住房付出210块银元，在当地的钱庄兑换率是一美元换四元五角二分银元。每天有四顿丰盛的美餐。除了给茶房一点小费之外，我没有旁的花销了。(除了赏钱之外，在上海登陆的纸老虎们的爪子不沾现钱，可以签“借条”，没有人看上面的数字，从来没有人拒绝付款。这是从印度的白种人老爷那里传来的。规则是严格的。) 　　我住的地方是上海最好的一个建筑，名字叫中国联合公寓，刚盖了五年……在这里，公寓是全按美国计划管理的。 　　我有个听差，从早到晚听我使唤，一揿电铃就来，叫他干什么事都可以。另外，还有一个“苦力”，把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 　　中国人是整洁的，很有条理的。在礼查饭店，有一次我去吃早饭的时候，把我上千个由吉亨纳串起来的好玩的手镯练搁在梳妆台上。我回屋时，那个干粗活的“苦力”，在梳妆台的边上把那练子摆了一个小小的图案；其他一切东西原封未动。人们害怕碰任何东西。 　　我每月应该给听差五元小费，“苦力”三元(当然是银元)，我还有一个“阿妈”，我的女佣人。这个阿妈叫阿努。她年轻、漂亮、结过婚，怕羞又讨人喜欢。她每星期来一次，呆一整天，挣下一元四角。她管理我所有的服装——补袜子，把有点用处的东西都洗干净，熨平整，把我家具中的抽屉都整理得整整齐齐。我还摸不着她放东西的规律，当我要换装的时候就有点麻烦——我每天要换三四次装。 　　我还有一个送信的女佣人，能在一小时内把所有的信送到，挣一元五角。我差不多每晚都叫她来。我是那样的疲劳和兴奋，她来了能帮大忙。她姓梅，在上海是个有名的人物。她60岁了，看上去象30岁。她的两只手出奇的好看，脚很小(曾经缠过的)。梅跟我说，她一生很不幸，父亲在结婚几星期以后，就因为妈妈是大脚，把她赶出家门。似乎是，如果在婚约上没有写明，男人就不能容忍长麻子和没缠足的女人。(这是在老一辈人的时期)母女生活在穷困中，直到梅16岁结了婚。她的丈夫对她不好，留下一个小女孩就出走了。梅强烈地讨厌男人，讨厌结婚。她让我也严肃地发誓永远不做那种牺牲……。 　　在餐厅里，我们有头号侍者，一两个副手，每桌两个侍者。上菜很正规，难以置信地周到。只要你稍微流露一点喜欢什么，他们总不会忘记的。墨菲太太和我爱吃切的很薄的面包片，我们差不多总是吃不完的，这儿的厨师是瑞士人，他做的甜食十分可口。 　　关于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我第一次上街就去找医生，他说不必担心，只要吃新煮过的东西，不吃冷菜。他又说，很少人到夏天不碰上麻烦的。到夏天，这里的食品都是中国自己产的，菜是在长江流域和青岛的菜园子里种的。到了冬天，菜是从国外进口的。当地的顾问们说，你可以到城里的好饭馆去吃你爱吃的东西。然后，好像毫不相关似的又说，他们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刚从医院里出来。他们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好象医院是某种避暑地似的。我喝热汤，不吃鱼，因为鱼来自河里，吃各种热的肉菜，熟的蔬菜，不吃冷肉，色拉，不吃水果，除非是煮熟的，只吃香蕉(香蕉又小又青)，和很好的柚子。菜或多或少带有国际性。我不知道吃的菜叫什么名，不过我很快就学会了。我的外文到现在为止主要用在辨认食谱上。只有冰激凌和点心我有点疏忽。在这儿，我老觉得饿，又觉得困，不过感觉良好——实际上，长胖了一些，虽然我是多么忙碌啊! 　　关于我的职位，在等待办理领事馆职务的时候，我在为一个工业银行家的公司工作，我以前从没到过这类地方。每分钟都有事干，没多少速记的活，主要是拆信，分信，再就是总经理办公室交办的一些事。有一个叫达·席尔瓦的葡萄牙人跟我一起工作。我有点象私人秘书，主要管外面的企业。对啦，也只是在这一两天我才弄明白都要干些什么。这位达·席尔瓦是个天才。他经常是站在办公桌前，手拿电话，一面同电话中的人说着话，一面又同办公室的什么人谈着(有时，你是可以这样办的，因为电话常常断线几分钟)，同时又在一个信封上搞点什么，又用脚趾揿电铃叫听差——然后他跳过来又在什么旁的地方干上五倍的事情。闲散的东方，我的天!这是一个美国的联合公司，只有三个美国人，我是其中之一……。职员总共52或53人，多数是欧亚混血的，或是葡萄牙人，也有法国、俄国、中国人等等，等等…… 　　总经理才32岁，是城里最精明能干的商人。……他正给我增加工作任务。这一周，我为他那多少是他个人的企业写广告，我还得做几件事，都需要有点儿普通和特殊的技巧。我看到，这里各方面都有无限的机会，不过象一切值得做的事一样，需要很多精力，需要奋斗。 　　经理的办公室真是相当不错的。在家具安置上很可以下点功夫，那一天，我不能用我自己主妇的手。我想出一个高明的招儿。要把几个烟灰缸和一个看上去底下有金属的壁炉墙擦拭干净。我把头号听差找来，叫他去擦拭。好，这似乎是违反了所有的传统的。从明朝以来，就没有动过，最后我不得不找来擦金属的东西，教给苦力们怎样去做。他们到中国经理那儿去说：“真麻烦，真麻烦。小姐要擦——不行啊!” 　　不管怎么说，两三天之后，这儿变成了前所未有的最闪亮的地方了。中国人对我更加尊敬了。我猜想我给他们增了光。他们走过我办公桌时，转过脸来，用最惹人的眼光盯住我。我估计，他们正在猜测这样的改革还将走多远。 　　我不能不过问存档的制度，为了改变一点制度，我用了最具外交手腕的商谈办法。你难以想象我变得多末老练了。你知道，在中国，你不能要求这样，要求那样，你得策略一点。只要提到“改变”，所有人的头发都会竖起来的……不过很有意思，我正慢慢地学会在这个城市里公事公办地工作。 　　我必须说一说电话，拨一个号码至少要半小时，(只有一条线)一旦挂通，总有随时被切断的危险。线路忙得很，你简直听不清楚。人人都用大嗓门喊，生气的骂接线员。我对上海商业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人们在电话里说话时所用的可怕的字眼——不过，我现在已经很同情他们了… 　　…。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