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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到达上海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林肯总统”号客轮轻快地驶进浑浊的黄浦江的时候，甲板上有21个年轻的美国人急切地向前探着身子，要对上海码头——黄浦江岸边的城市轮廓投上第一瞥。男人们穿着浆过的白色热天衣服。一位来自安纳波利斯的海军上尉提着我的高尔夫球袋，一个献殷勤的弗吉尼亚人(很高傲的样子)帮我拿着网球拍子。 　　这是1931年8月，离开家已三个星期，有5065英里远。我打算最多呆一年。直到1940年12月我才离开亚洲，很高兴能在前一年逃脱了珍珠港事件。 　　船上的旅客没有一个是旅游者。有12个人要去马尼拉，他们都是陆军或海军人员，大多是结过婚的夫妇。有六个人同英美烟草公司订了合同，要去一个叫作埃尔希卢普的令人害怕的地方。我是同行者中的两个妇女之一。帕特·墨菲和我商定同住旅馆的一间公寓房子。她的丈夫是海军上尉，正在长江巡逻炮舰上执勤。 　　旅客中没有一个到过东方。我是唯一的中国“专家”。我不是读过了才出版的赛珍珠的《大地》吗?我正在研究E·T·威廉斯写的《中国的昨天和今天》。在家里我曾读过一位中国通借给我的由J·B·鲍威尔的打印的报告，叙述他在1923年同包括美国妇女在内的二十几个人被土匪从蓝色快车上绑架的经历。我也曾把E·卡恩著的名为《中国货币》的巨著带上船，可是没有看懂。我在上海，除了主要的职业——美国总领事馆的办事员——之外，还有一项是向那个名称不大文雅的白银说客团①写报告，说明用白银代替黄金作货币本位的好处。 　　1929年，随着华尔街的破产，金价突涨，银价贬值，美国采银业受到打击。由于有利的兑换率，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侨民，只要有很少的钱便可以生活得象贵族。我积蓄了担任白银说客团的先头部队——美国矿业公会——的助理秘书时挣得的大部分高薪，为了要到国外去旅行和写作。我通过了外事办事员的考试，又去寻找在海外的外交界职务，好让我的西班牙文、法文或意大利文能派上用场。我能够牵的线都是同白银有关系的。由于白银说客团的议员里德·斯穆特的好意，加上我父亲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友的帮助——有的曾是中国通，有的结识过一些中国通，例如当时的赫伯特·胡佛总统。就这样，我来到了白银的国度。 　　我排在第三位的职业也跟经济形势有点联系。美国的经济萧条正在恶化，西雅图的美国邮路轮船公司因为没有旅游客人濒临破产。为了这个缘故，设在西雅图的斯克里普斯—坎菲尔德报业联合会聘我作通讯员——只限于写目的在于使已死去了的旅游业，可以从“金色的灿烂的东方”得到复苏的文章。 　　当我们进入世界第五位繁华的港口时，我们的生活水平将提高许多倍。一美元兑换四到五块中国元，我们同上海的3808名美国人，全中国7000名上下的美国人，一起在世界各地方正被“钉在黄金的十字架”上的时候，过着王子般的生活。我自信，也希望学习，不过，我终于不得不放弃要掌握货币的复杂性的想法。(我从来也没有真正接受那种认为大萧条主要是由于金本位造成的观点)。 　　外国占有的上海码头再也不会象1932年日本攻打中国地界以前全盛的五个月那样繁荣了。码头上最高的建筑刚由英国籍阿拉伯人沙逊完工。这个公司正向上海转移资本。这个建筑就是华懋饭店。富有的大商业的大板们②在这里租了套间，互相设宴，为要找到旅游生意而奔波乞求。 　　黄浦港正在兴旺时期，海军舰只和商船高傲地在象蝙蝠翅膀的帆船和摇摇晃晃的舢板之间停泊。英国国旗代表着主要势力，日本和美国的旗子在酝育着狂热的平静中下降致敬。“林肯总统”号经过港口的时候，我们向每只船招手致意。连顽强的、爱干净的日本人也向我们招手，可是他们似乎总是留一只手以便在甲板上晾衣服。 　　泊位和货仓延伸几英里，几乎所有的货物都由人工搬运，搬运工都是中国人，不允许外国人从他们手中抢活儿干，除非是少数几种非竞争性和非人工劳动的活。(没有一个传教士从任何中国人手里拿走—个铜板；所有教会的薪金和开支都从本国国内交付，不然，就不准许他们呆在中国。)水域被帮会控制着，没有人敢忽视它们，连日本人也不敢。 　　十九世纪前半叶，美国主要是通过建于1818年的康涅狄格的罗素公司主宰着东方的贸易。上海码头的货仓那一带有一大片用古老的红砖盖的货栈依然立在那里，象个城堡。还有更古老些的美国传统：到中国来的第一条美国船是在1784年乔治·华盛顿生日那天开出的。 　　在“林肯总统”号上，我们觉得自己是这个古老的传统的一部分。我站在船头上，对于未来，象快速帆船上的雕饰似的，焕发着健康和雄心。来到中国对于我是极重要的事。我要不浪费每分钟去完成最多的事。我的脚已经踏上了船舷的栏杆，准备跨上中国的土地，只等着小船开到防波堤来。 　　虽然有人提醒我们，为了“面子”，外国人应该坐头等舱，我们为它付了500美元船票。但是我们按照美国传统，不去住昂贵的华懋饭店，而住了古老的礼查饭店。它是由美国一艘快船的船长和木匠们建造起来的，一度是东方最漂亮的旅馆。我说服了我们一行人，一块儿去登记。 　　我怎么了解礼查饭店的呢?它是一代新闻界，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提供的密勒—鲍威尔—斯诺体系的席位所在地。我带着我父亲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友给东方的报纸工作人员的主任托马斯·密勒的介绍信。密勒1900年到东方来为《纽约先驱报》报道义和团运动，以后就住下来了。也有信给他的门生J·B·鲍威尔。他在1917年就被密勒派去帮助创办远东最有影响的美国报纸——《密勒氏评论报》。(我立即被这家报馆聘请写书评——我的第四个职业，以后又当了它的驻北京记者，) 　　我没有带信给他们的门生埃德加·斯诺。他在1928年到了礼查饭店，22岁的时候成了助理编辑。不过，我有一个标着他的名字的卷宗，里面都是他的文章，包括我从《纽约先驱论坛报杂志》上剪下来的。我曾经接受了一个任务，从这家报纸上剪辑有用的材料提供给美国矿业公会。坐在办公桌前，准备好了剪刀的时候，我曾想过：为什么我不能旅行，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我甚至想象过(多么错误啊)女性报纸发行人奥格登·里德太太和女编辑威廉·布朗·梅洛尼可能喜欢一个女人的文章胜过埃德加·斯诺的文章。 　　从我们登岸的地方到礼查饭店很近，可以步行，可是我们还是坐了洋车。我们满以为被一群暴徒袭击了——后来才明白原来是洋车夫在争生意——之后，我们得穿过拥挤成堆、肮脏不堪、衣衫褴褛、有着各种疾病的乞丐。迎接我们的美国邮路轮船公司的代理人站在他的洋车上向我们打手势：“现在中国没有人敢伤害外国人，”他嚷着：“看上去似乎危险，别管他们。” 　　二十来辆洋车停在礼查饭店前面狭窄的街道两旁。我们下了车，象所有新来的人一样，付了有点象赎身钱似的小费，我们为终于到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感到高兴。我们正停在黄浦江拐弯的地方。礼查饭店对面的岸上有一座巨大的，城堡似的，带有宫殿窗框装饰的旧建筑。当车夫打开车门让我下车时，那儿的荒凉、空荡使我有点颤抖。 　　“这是什么见鬼的地方啊?”我问。 　　“旧沙皇的领事馆”，人们告诉我，“三年前这儿发生过小小的枪击事件”。苏联领事把他的人员用路障关在里面，150个穿着沙皇制服的哥萨克军官去外面要攻占这座建筑。他们想在上海成立流亡者的政府。警察没有干涉。苏联人从门里开枪，哥萨克人就跑掉了。这可能是内战的最后一幕了。1927年在广州，苏联领事人员中有被国民党中国人杀死的。当然，外交关系中断了。(我离开上海30多年之后，在1973年再来时，我发现美国和苏联的房子都显得更陈旧了。旅社用来接待华侨了，领事馆用木板堵了起来。两国在上海都没有领事馆，而苏联在中国的东北边界上陈兵百万。) 　　在礼查饭店的大厅里，我们没有等候就登记完了。每人有一个穿着白上衣、满脸堆着奉承的笑容的侍者作向导，带我们进入房间。他们在走廊里值班，对我们最微小的需求也不怠慢。 　　从码头到旅社简短的洋车旅行，已经把我们从普通人升格成了达官贵人。在一个苦力价格低廉的异乡，我们的额头上印有美元的标记。 　　我清楚地记得发现了这个通商口岸的奥妙的那个时刻。我站在那间又高又大的屋子当中(每天两美元，包括伙食)一顶灰色发霉的蚊帐满满地罩着一张维多利亚式的有四根栏杆的大床，屋子散发着发霉的气味。我用力拉开了几个很沉的红木或柚木柜子的抽屉，它们都镶衬着樟木或檀香木，有的是用肉桂木。抽屉的香味同空气的潮湿味混在一起。什么时候碰上这种香味儿，总勾起我对东方的怀念。我的一些旧资料和手稿，仍然保留着在樟木箱子里存放过的香味。 　　当我读《安娜和暹罗国王》的时候，我流下了思乡泪，把檀香燃了起来。安娜·利奥诺文斯早我50年到东方来找职业，如今，我依然能理解她喜剧性的遭遇和她对东方文化的惊愕。当我点燃着檀香写这本书的时候，似乎难以置信，又一个50年过去了。对于23岁天真的美国姑娘似乎是那末重要的礼查饭店房间里的种种，好象已经转换为一幕幕的音乐喜剧了。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