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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外记者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我当驻外记者的经历是简单的，做斯克里普斯—坎菲尔德报业联合会的通讯员，我应该供给他们赞美闪光的东方的通讯。 　　我寄给斯克里普斯—坎菲尔的第一张照片把他们吓坏了。水漫过了汽车轮子，楼房的第一层虽然堵上了沙袋，仍然泡在水里——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台风的后果。来自香港的报告是风速每小时136英里；8月10日一艘炮舰测算的是175英里。受台风袭击是常有的事，上海连记录也不做，我从约瑟夫·康拉德的书上读到的叙述算是我最接近的知识了。风暴过后的早晨，我被我的洋车夫浸在水里了。他高兴地拉着我到街上去看，水差不多漫到车座上。我们经过的地方，洋车夫们都在大声地笑着，互相撩水玩。码头附近的大多数地下室都灌满了水，直到一楼。陷在泥泞中的大建筑物好象是悬在木桩上，摇摇晃晃的。中国人似乎把这看作无关紧要的笑话。外国人，特别是懂点建筑工程的，都流露着忧虑。 　　我的另外一张不漂亮的照片是照的从上海附近涌进来的难民。沿着900英里的长江，有12万难民逃来上海，这是一次历史上罕见的水灾。三个星期之内，这场水灾使60万人丧生，1200万个家庭被破坏了。 　　9月，埃德加·斯诺随着记者团租的船到长江上游去采访水灾。他让我读了他给报联社和《纽约太阳报》写的生动的电讯—尸体高高地堆积在帆船上，成群饥饿的人从死人身上偷，从活人身上抢。 　　埃德基本上是个人道主义者。他曾经目睹1929年发生在西北的可怕的灾荒，受到了深远的影响。互相残食并不是稀罕事，少数地方的店铺卖人肉。他也见到过印度和其他地方的苦难。(他一生中感到震惊的事情之一发生在1960年。他写信告诉我，中国成亿的人真的都有饭吃了——再没有人饿死。) 　　就在9月，他跟我说，最坏的事并不只是水灾、旱灾、饥荒，而是3亿5千万中国人的绝望情绪。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发生了14次大内战。埃德加说，“蒋介石只知道加紧同红军打内战，向农民增收赋税——有些地方已预征了70年的税了。” 　　“这些可跟我的波利雅纳⑦心理不相容，”我说，“我可能要比原来的计划提前离开中国了。” 　　9月19日，查尔斯·林白上校和他的夫人将乘飞机来到，我们希望他们在上海降落。可是没有。他们从空中拍了水灾的照片，飞到南京蒋介石的首都去降落了。林白曾是海外新旅客形成浪潮的主要激励者。⑧我们在1927年就是这样看他的。 　　“希望你注意，林白是带着他的太太来的，”我提醒埃德。 　　林白到的那天，传来了震撼世界的消息，至少对于那个一碗浆糊似的《国际联盟》是这样。日本人在9月18日进攻了满洲，接管了住在那里的3000多万中国人和朝鲜人。这是他们占领大部分中国的第一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5年他们才大败而归。 　　这个消息惊动了在中国和在日本的所有外国记者。他们发现自己已处在从1919年以来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战争前线。一片兴奋，他们忙着计划到满洲去。 　　埃德在纷乱中抽了几分钟时间来向我告别。他忙着去买到寒冷的东北去穿的羊毛衫。他的头向前倾着，象猎犬似的，棕色的眼睛闪闪发亮，他有机会去看一场真正的战争了。 　　他把从纽约带来的几本关于广告的书留下给我。我正在研究这个题目，给几个美国公司写一点广告。“你如果为我找到什么金色的闪光的东西，我一定重重地酬谢你。”我就这样地向他告别。 　　我给斯克里普斯—坎菲尔德写了一封发人怜悯的信。象所有我写的信一样，这封信也给美国邮路轮船公司的旅游局和白银说客团看了。也许是这封信最终导致了旅游局的人集体辞职。我只稍稍地提到了霍乱、伤寒、斑疹伤寒的危险，提到难民营里其他不安全的方面。我估计在1930年只是公共租界街道上的死尸就远远超过22000具。 　　我说，到现在为止在上海除我以外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个“旅游者；”我准备尽快地在能通行的时候就到上海邻近的城市—杭州、苏州、无锡——去寻找那金色的闪光的东方。我告诉他们，在中国的外国人因为害怕各地的流行疾病，不敢出去旅行。唯一的旅行办法是乘火车，而火车上拥挤的中国人到处吐痰，特别是结核病患者。我说我愿意为斯克里普斯—坎菲尔德冒生命危险，但我不能一个人去——我得找到一批人跟我同行。 　　张罗旅行的同伴可不容易。上海是通商口岸，我到达上海码头好几个星期以后，脚还没有踏上过“真正”的中国。在上海的外国人很少离开这个城市到别处去，除非有时候乘宅船(可供住家的)，有时候到长江的三峡去，或者乘沿海的轮船去北京。旅游设施还处在婴儿时期，只是中国旅行社在几个城市开设了宾馆，其他地方都不允许外国旅行者停留，警察负责他们的安全，监督他们的行动。旅行社和我都没办法为我的伟大的旅行凑起一批人，只有几个新来的外国人，其中有一个是花旗银行的青年，穿一条灯笼短裤，脸上从来不见笑容。 　　埃德刚从满洲回来，我就抓住他参加这次旅行，他似乎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唯一一个同意我意见的人。他已经为中国全国的铁道系统写过第一个旅游指南——他不愿意再到已经旅行过的地方去，特别是大水灾以后，疾病猖獗。他在印度和缅甸得的病已经够多了。 　　人们警告我，我接种的牛痘对那时在中国人中流行的“黑天花”是无效的。在旅行之前，我又注射了这种可怕的病毒的疫苗，我病得很厉害，整整10天卧床不起。加德纳大夫说这次注射等于患了轻度的这种病——如果患了真正的“黑天花”，对于一个外国人会是致命的。 　　埃德很欣赏我要访问一个中国的大家庭并且要给它照相。我找了两个能说当地方言的向导(中国人似乎总是喜欢成双的)，虽说只有一天火车的旅程，这些累赘的事也得预先办妥。 　　在马可·波罗那时代，马可把杭州和苏州描绘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我们先到杭州的西湖，租一个游船，付了比中国人多20倍的钱。 　　我发现埃德不但不肯照相，而且平常也拒绝为我拍照。他的理由是“何必浪费钱?”我现在正从旧照相册里寻找我和他一起照的第一张相片——在靠近弥勒佛的一丛挺高的竹林里，是那个穿灯笼裤的花旗银行的职员拍的。我们得意得好象是刚刚吞食了猫的金丝雀，在中国，我们每逢有了成绩以后，常常这样互相说来说去。 　　苏州城里河水的恶臭，使我不能集中精力注意这座城墙围绕的城市中那些古老的稀奇古怪的桥。苏州是484年吴王阖闾所建。他的坟还在，没有挖掘过。我看这座肮脏的拥挤的有50万人口的城市，依然停留在乔塞时代⑨，看不出什么新的迹象。 　　我们到处被温和的、围观的人群包围。他们衣衫褴褛，满面病容，象是不同程度的难民，有的在街角里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那两个向导和翻译厌恶他们的工作。通商港口城市里的中国人比外国人还害怕这些人群。他们最不愿意外国人看到中国内地的恐怖和贫困。这些人自己就是因内战和骚乱从内地来的难民；他们靠外国租界保护，靠榨取远处农村挨饿的佃户的钱来支付他们的生活。 　　我们谈到《大地》。他们两人非常仇恨这本书，也仇恨他的作者。(赛珍珠在晚年得不到去中国的签证，因为共产党人也憎恶她近期写的东西，不过是出于相反的原因。)终于，我发现这些所谓的民族主义者，远不是爱国者——实际上他们怀着敌意，他们象左翼学生说的，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港口城市里依附于外国权势的中国人的“拯救”中国之道，是穿西装，讲流利的英语，乞求外援，这种想法后来在台湾、汉城、金边、曼谷等地都很流行。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中世纪，而手里却握着现代武器。他们有足够的魅力和精力愚弄美国人、宣称自己是反共的，因而从美国获得成亿的美元，其实他们干得极少。 　　给钱、给武器、给职业并不能改变这类傀儡的旧思想。革命一般只能发生在参与改变生产方式、建立社会生产的新关系——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苏联(象J·B·鲍威尔一样)总是愚蠢地把蒋介石想象成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而中国共产党认为他是一个封建买办。 　　在一切语言中，中文曾经是，现在也是个难题，马克思术语变得时髦以后，就更混乱了。中国的术语可能是相应的英语的反义词，这也部分地成了语意学上的论战。蒋介石经常把共产党叫做反革命分子。 　　使我相当吃惊的是，在1931年我就发现了，这类通商口岸城市型的中图人是多么浅薄、无用、低级，简直不值得和他们去谈话。一向好脾气和宽容的埃德认为他们愚蠢。他们是没有祖国的人——也没有自己的头脑。 　　我现在回忆起来，上海唯一称得上金色的，光彩夺目的，无可比拟的人，就是孙中山的遗孀，即勇敢、美丽、寂寞的宋庆龄。直到1982年去世，她大部分时间是住在上海。1949年以后，她是人民中国的副主席。我读了埃德写的关于她的文章，通过埃德最终得到了同她晤面的机会，当时她是拒绝我的采访的(埃德可能是她接受采访她个人生平的唯一的新闻记者——正如毛泽东只对埃德一个人谈了供公开发表的自己的身世。)埃德已为孙夫人所影响，我在离开上海之前就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中国有一件事实在让我震惊：缠足。我在上海看到过缠足的人，但真正吓人的是到了一些旧城市看到农村的妇女难民因为走不了路，实际上正在死去。她们的双脚象是砍倒了的树木的残干。她们都是瘸子，是大规模残伤肢体的牺牲品。这真是这个星球上从来没见过的可怕的景象。在1931年，大部分过了30岁的女人都缠了足，因为在1911年孙中山的革命以前缠足是合法的，这是中国病态社会的一种现象，自从新孔夫子主义为了贬低妇女想出这个主意已经有1000多年了。 　　在苏州，有一个憔悴瘦弱、濒临死亡的女人挣扎着向我乞讨，她简直站不住了，她的脸痛苦地抽搐着，肮脏而深陷的眼窝里满是泪水。我真的在打哆嗦，浑身起鸡皮疙瘩，胃也在翻腾。我叫向导给她点钱，她挪动着向前蹭了几步就跌倒了，指指她的两脚似乎是向我解释为什么她不能恭敬地站起来。 　　我决定研究中国妇女的整个情况。搜集材料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⑩ 　　尽管妇女受压制，但在中国却不存在对男子气概的真正崇拜，中国的男人在性的关系上并不是进攻型的。多数中国人认为西方女人不惹人爱，甚至是讨人厌的。因而在杭州发生的一件事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只有埃德这样的中国通才看得出其中的意义。他对这件事印象非常深刻，25年之后写的回忆录里还提到此事。 　　“就在那时候，我断定你会在中国人中取得很大的成功，”埃德对我说，“可是我离开你就不能生活，我要跟你在一起，看看以后的发展。” 　　我们坐轿子上山，走到一个转弯的地方，碰上一个肌肉发达的苦力，肩膀上挑着一担很重的木头。他汗流满面，抬起头来用惊奇的眼光盯着我看，然后咧开嘴笑了，竖起大拇指朝埃德喊着，“顶好!”象一个有妻室的人对待另一个那样。 　　这，粗略地译成土语，意思是“哇!” 　　“好啦，美国小姐，沉住气，”埃德从他的轿子里爬出来对我说。“我要给你照张相，这在中国大概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这几乎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他主动要求给我照相。我平时耐心地站在著名的地点等待的时候，他总是嘲弄我让他拍照的请求。 　　我不知道那个苦力喜欢我的哪一点，也许是我略带东方式的眼睛?我小学时代的倾慕者常叫我“眯眼睛”。 　　埃德解释说，不只是我的眼睛，还有我那圆圆的孩子脸，照他形容的是“用什么语言都是可爱的”。 　　“你在中国的好运气要来啦!”他说，“不用试，你就会成功的。” 　　这件事的重要结果是从此以后我总期望着中国人佩服我，喜欢我，有了这种心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象这样短暂的同中国人友善的关系，那时对我似乎是重大的事件—现在似乎是更重大了。我真正地爱着中国人，在我心里，他们是成百万的老百姓。当你感觉到你同千千万万人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中—美关系，而在他们之中，你知道了有一个人也有着这种感情的时候，你就不在乎恶臭、贫困、疾病、危险和艰苦了。 　　信件摘要 　　1931年10月18日 　　我才从中国地界回来，疲劳、昏乱，象得了麻疯病似的。你简直不能相信，那么小的地方竟能挤下那么多的人。你知道，上海分成公共租界、中国地界、法租界；在战前，德国也有一块租界地，后来丧失了。中国地界是在“桥那边”，很少有外国人到那里去。我是同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一起去的。我们在那些狭窄的街道上走了几个小时。我们一停下来就有一小群人围拢来，使劲地盯着我们看。我的同伴懂中文，跟他一路走很有劲。他说中国人叫我“月亮脸”，他们对我的大脚有各种各样的议论。 　　苏州很好玩。有一个1200年前造的倾斜了的塔，外面有30英尺高，五六英尺宽的墙围起来。…… 　　西园很漂亮。一块指示牌上写着：“请看精致的鱼。这池子是为了保存西园的鱼的生命的。” 　　(中国人和日本人对他们的英文是愉快地有把握的。上海一家裁缝店在一个出名的招牌上写着：“女士们在楼上试衣服”) 　　我们看了许许多多座庙。黄昏的时候闯入一座古老的佛教寺庙“五百罗汉”是挺恐怖的。庙里香烟缭绕，庙堂转来转去的。我们的皮鞋在这黑暗里，发出不恭敬的响声，寂静的庙堂里回响着。和尚正在准备某个要人的丧礼。他们那纸糊的汽车、留声机、马、全套家具等等，精彩极了，是准备在丧礼中焚烧的。…… 　　今天上海出现了许多反对日本入侵满洲的标语。现在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期。我们每天都准备着上海出现严重的骚乱。日货受到抵制，所有的日本商店都关了门。他们开来了海军陆战队。大概你在报上都读到了…… 　　我正在为几个人写广告——有主要的夜总会，主要的保险公司，最大的汽车公司，还有我自己的公司。经过是这样的：我初来的时候，我们管广告的经理出差一个月去外地了。有一次我提意见说我们搞宣传工作的不够热心，经理就宣布，如果我能做得好一些就可以接替他。我照办了，结果是除了其他任务外，我成了公司管广告的经理。有一个管宣传的人散发广告……。我每周给这里的四家报纸各写一个新广告，同时还为每期杂志写广告。你可以明白我晚上不会无聊地捻手指的。 　　上海对于一个有头脑、有事业心的年轻人来说是个很好的地方。在这里有许多东西我完全失掉了，但是我看到了很多机会，我简直难以决定以后怎么办……。 　　1931年11月 　　这里商业发展得那么快，地产业跟不上了。一个月内有两个八层楼的大饭店开张。我从原来的房间搬到最顶层来了。这里可以眺望城市的全景，屋子装饰得象个画室，摆了他们库存的雕花的红木家具——书桌、书橱、方桌等等。我把浴室改装成了一间起居室。我正坐在我自己的打字机前——1849年式样的，面前放着八本关于广告的书。这是中华民国所出版的全部广告书了。 　　除了写广告，我还为《密勒氏评论报》写书评，为《旁观者》，当地出版的闲话天地的杂志，编了一个专页。两者都不是赚钱的，不过很有趣味……。我还学法文和中国普通话……。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