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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个战争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1932年1月初，对日作战的紧迫危险感进入了上海公共租界。流传着要撤退的谣言，我得到了等待已久的美国总领事馆要我去工作的通知书。 　　上海的夜生活依然毫无逊色，茶会照样按通常的习惯要几周以前约定。报纸上没有惊人的标题，不过我们明白已经出了事。我们注意到卖日货铺子的广告牌都写着“大减价，大拍卖”，我们认识的那家横滨花房——我们常在那里买小树和新鲜的玫瑰花，忽然改了名字就叫“花店”。一艘载着日本陆战队的船已经驶进了平静的港口。 　　19日和20日，在一批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发生了骚乱，泊在港内的日本战舰进入了警戒状态。日本总领事和吴铁城市长开始互递最后通牒，街道上出现了路障。 　　1月27日，上海的战争神经紧张起来了。日本人随时都可能进攻，听到一声砰门的声音，一个洋车胎放了炮，我们在领事馆都要钻到桌子底下去。 　　我写的家信： 　　你们哪能知道现在在这里有多么凄苦，多么古怪啊!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处在战争之中，特别是这样的战争，简直难以让人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是完全没有出路了，满目疮痍，水灾、饥荒、疾病、红军和土匪撕碎了内地，已经没有政府了，要有也是彻底破了产的。政府的大官们在南京互相残杀，他们滥发公债，使全国都深深地陷了进去。政府的教师有六个月没有领到薪水了，最悲惨的还是军队，这是什么样的军队啊!上个月我在杭州看到当兵的，小的只有15岁，穿着球鞋，满脸稚气。我亲眼看见在军队的后尾，孩子们互相拉着手，就象街上的中国小学一样。在回来的火车上，有一大队士兵。在他们睡着了的时候，一个还抱着另一个的头呢。 　　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没有弹药。 　　今天，中国人在挖战壕，架铁丝网路障，据说应该有六万士兵防守中国地界，这简直象把咱们的后备军官训练队派去，用劣等的2.2小口径手枪去向机关枪射击…… 　　如果中国的苦力和农民放下洋车和农具，哪怕是一天，他们的家属就要挨饿，为生存的斗争是这样的艰难啊!……一个苦力得花费10年才能攒足买一支枪的钱，他休想买到弹药，政府连头一发都供应不起。 　　冯玉祥将军最近到上海来了。(附带一句：这是位有名的“基督将军”，曾有一次用救火水龙为一整团人受洗礼，给士兵发圣经并强迫他们读。)他公开谴责军阀和帝国主义者。20年来他把中国当做追求个人荣誉的场所，他要唤起“群众”，让他们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他们真是什么都不知道，不识字，交通很落后，道路坏极了。村民从来没见过20英里以外其他村子的人，几乎连邻村人的姓名也不知晓。在中国，一个士兵就是想挣碗饭吃的穷苦孩子，不明白跟谁，又为什么打仗。 　　中国的青年学生真是疯狂了。他们认识到国家处境的危难，现状的不可救药。著名的学生运动，罢课、斗争，为了争取民族主义的精神，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最值得同情的一件事情，而且，又是这样非凡地英勇。女孩子们很娇弱，完全不习惯户外活动；男孩子们穿着绸大褂，软布鞋，看上去象是姑娘。我猜想，这是4000年来丝绸的奢侈的代价吧! 　　这里一般人的意见是日本准备得很充分，地图上已经插上了针，不大可能受到阻挠。另外，蒋介石非常了解这种形势，他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在日本统治下保持他中国元首的名义，至少是在经济上。这个多么奇妙的有着6500万人口的“太阳升起”的小国啊!她实际上是在愚弄着世界上所有的人，只是用外交的谎言同国际联盟周旋，拖延时间。难道现在不正是开始行动的最好时刻吗?：俄国决心要完成五年计划；英国几乎抓不住印度了；中国是个不折不扣的瘸腿乞丐，每个国家都全神贯注地在她自己非常严重的问题上——等到他们喘过气来看看东方发生了什么事变的时候，日本已经坐在世界的顶端了。 　　现在，日本人把中国完全当成一个从属的国家。…… 　　1932年1月28日，上海的中国地界进入了一场真正的战争，中国的19路军在抵抗入侵的日军。中国联合公寓的塔上有个观望台，我和我的朋友，住在同一公寓里的海军的妻子们，一起观战。 　　在34天里，我们可以听到炮弹和迫击炮呼啸而过，听到炮战和轰炸的声音。入夜，我们观看炮火的闪光，望着不远的地方茅草屋子上端的火苗。我寄给国内报纸的照片的说明写着：“我们在上海处境危险。” 　　我在旧信件和旧剪报里，找到了我当时发的电讯： 　　“日本飞机飞过城市上空，轰炸了最大的车站。中国地界一片火海，根本无法控制。日本海军陆战队已经完全占领了闸北。” 　　有一篇文章引用了我对一万人从闸北撤到公共租界的报道：“他们不时地回头张望空中升高到几百英尺的火焰。他们抢出能抓到手的什物逃到已经有100万人口、拥挤不堪的公共租界……。医院和难民收容所已经满员，……我们不知道将发生什么事情。第3l步兵团驻守在这里，有17个士兵在这个建筑物的八层楼上露营。我想外国人是安全的。” 　　埃德很兴奋，跑来跑去，要在发生敌对行动的时刻赶到现场。1月28日第一夜，有一批人在我们的塔上观望了几个钟头之后，埃德来了，他要看到战争地形的全貌。他脏极了，累坏了，兴奋得嗓子都沙哑了——可是他那双棕色的眼睛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在炮火中啊! 　　“中国人抵抗了，”他带着支持者的胜利宣布说，但是英国官员们显然不相信他。埃德告诉我们，他在十一点三十五分的时候赶到北火车站，提醒中国的铁路人员，日本人将要在午夜进攻。然后从虹口折回，正碰上成队的日本水兵队沿街道两边射击。他躲在一个小巷子里，逃到了公共租界的边缘。从那里的一扇门口，他一直观看着日本人用机关枪，装甲车，装甲摩托车占领了中国地界。他说：“一路上砍杀，不过他们也有伤亡，正成批地送回去。” 　　“换句话说，你是直接走到日本人前进的地方去了。”我的语气并不完全赞许。 　　“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今后也不会再发生的”埃德说，“一个人能够这么近而又安全地看战争——就因为我们是外国人。” 　　那正是我渴望抓到的机会。“你没有想到我可能成为全世界唯一的女战地记者吗?”我说，“你不能给我弄一个记者证吗?1918年以来唯一的——那时候怕是没有女记者吧。” 　　“公共租界的门是有人警卫的，他们不会允许一个女人到那里去。” 　　“我可以偷看，”我争辩说。“只要有一小块硬纸板。(11)我一辈子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啦，我的书需要我去，或许比你更需要。我只要求有个证件，我只要求哪怕是一天我可以称自己为战地记者，我怎么可能碰到危险呢?”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埃德犹豫不定，“如果你碰上什么麻烦，我就愚不可及。”他答应我可以去看“红十字会，妇女、难民和孩子等等”。 　　他终于带我到了公共租界的巡捕房，那儿的英国长官听到我的请求后目瞪口呆。我们离开的时候，我拿到了贴了我的照片、盖了印戳的《纽约太阳报》记者的206号证件，还有一张“在紧急时刻出入公共租界”的通行证，我也领到了2663号的戒严通行证，这些都是我剪贴簿里保留的作为我曾经当过一个战地记者的证明，尽管只当了一天。 　　我给家里写的一封信中有一段： 　　昨天我到了战场——或是说接近了战场。埃德加·斯诺带我到上海北站，那里发生了很大的伤亡。从一个观察哨站，我可以观看四周。我前面的街上有一个中国的避弹壕，过去半条街就是日本海军陆战队，他们的机枪掩体正对着我。在人行道上躺着村一个用白布盖着的人——战争的第一个牺性者，一名中国号兵。…… 　　在避弹壕里有两个年轻的中国士兵——大概17岁——正在跟一只黑色的毛绒绒的小狗打闹嬉戏，小狗玩得高兴极了。他们在笑着，当我们引起了他们注意的时候，就向我们敬礼。日本人就不是这样。当我们走到另一个角儿上，那是由美国第31步兵团防守的，一条隔开公共租界地界和日本地界的街。为了朝上看，我们向前迈了三步，踏上了街道，立刻有两名日本兵端平了手中的枪，刺刀直刺着我们的胸膛。可不能对他们掉以轻心，在他们的语汇里是没有战争时期的敬意和微笑的，一切都是任务。可是，花之王国和太阳国的堂兄弟们外表是那样地相象，周围的中国哨兵没有多少遮掩，有时还抽香烟，而日本人却隐蔽得很好。 　　可能在某些资料室里，还存着我访问吴铁市长和参观正在流行霍乱、伤寒、痢疾的难民收容所的新闻纪录片。这是埃德的好朋友，为派拉蒙新闻社工作的“纪录片”H·S·王拍下的。 　　王为我安排了对中国的指挥官蔡廷锴将军的访问。王认为这对中国的士气是再好没有的了，何况在这部畅销的纪录片里，还将出现一位美国姑娘呢!我穿着骑马的装束和靴子，加上外国记者用的防水短上衣，在他的配有司机的记者专用车上，通过了公共租界的守卫，绕到了中国防线的后面。前面几百码远的地方传来了爆炸声。 　　“那就是蔡将军的司令部，”王大声地说，“我想这儿是安全的。”司机不等得到我们的允许，便忙往回开，经过地上一个又一个坑洞。 　　我是极度惊愕，顾不上害怕了。另外，外国人不应在中国人面前露出恐惧。 　　“别把这些告诉埃德，”我提醒王，“他会没收我的记者证的。” 　　“可是我以为你是他的正式助手，他需要一片好的报道呢!” 　　埃德知道了我惊险的出行，简直气疯了，以后再没有人帮我什么忙了。中国人听到了这件事，对美国人的声誉毫无损害。接下来我拍的照片主要是些铁丝网路障，沙包和非军事的事务。 　　战争刚一停下来，日本人就撤走了。一位年青的美国少尉情报官就带我和另外一两个人来到了吴淞炮台，港口里的日本军舰曾经封锁过这儿。我凭着记者证进了炮台，这里还冒着烟，掩体里躺着尸首。在一个掩体里，两个年青的士兵死于枪弹。 　　我们站在大炮前拍了照片。这可是抢在埃德前面的独家新闻，他尊敬地察看我的照片。在这次战争中，埃德象他所希望的那样，有好几次处于炮火和炸弹之下，他总是要到事件的中间去。(曾在1937年同他一起出入炮火之中的埃文斯·卡尔森后来告诉我，埃德是他在一辈子军人生活中所认识的最勇敢的人之一。) 　　在日本，犬养首相因为下命令撤退而被暗杀。中国的19路军伤亡14000人，有20000左右平民死于战火。 　　这是中国士兵第一次站起来抵抗一支现代军队；他们是违抗着蒋介石主张不抵抗的意愿奋起抗击敌人的。从1927年以来，蒋就处在沿海有日本的威胁，后方有内战的困境之中。他宁愿打内战，反对自己的人民，似乎日本人对他的地位的威胁要小一些。但是中国的学生主张革命，抵抗日本。 　　一封信的摘要 　　1932年冬 　　我现在有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男朋友，他是一个作家，相当有名气，只有27岁，但是我们双方都有点不肯放弃自己的事业。我相信，我喜欢他超过我以前认识过的任何人。他确实很有才华，有一种非凡的冒险精神。他独自带着他的一帮脚夫从中国经由毗邻西藏的边远的多土匪的云南省，进入印度支那和印度内地。他是这里的报联社的记者。不过，由于某种原因，我很小心不发生纠缠在一起的结合。……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