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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无仅有的地方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人们说上海这个地方跟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一样，特别对那里的几个外国妇女来说，更是这样。外国人男女的比例是10:1左右，连那最平常的女人也能成为一天中的女皇，特别是几个美国妇女。男人的关注，也许有时候好玩，但并不特别使人高兴。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严格的职业，如果按照上海的标准，我的交际是不多的。有六位有钱有势的青年大板正在找妻子，可是我不喜欢上海头脑。 　　多数美国人都住在几所有现代设备和供应西餐的公寓旅馆里。我在中国联合公寓的一间小屋子，包括伙食、男佣人和为白人太太的生活料理，每个月不到50美元。有个按摩女每天来一次挣30美分。一个定时来的洗衣服“阿妈”使我洁净无瑕，可惜她把我的一副白羊皮手套和缎子晚礼服鞋洗得太狠，而洗坏了。 　　每天我房间的佣人护送我乘电梯下楼。每月挣五美元的我的洋车夫等在固定的停车场上，他为我整天都挂着骄傲的笑容，洋车的靠垫象我洗衣服阿妈洗的衣服一样干净。 　　正象我给家人的信中写的：“有时候我想，东方的吸引力就是所有的东西都非常便宜。简直花不了多少钱就生活得象个皇后。” 　　马路对面就是大跑马厅，一个有绿树遮荫的公园，人们象在伦敦—样，穿着华丽的衣服在那里散步。主要是英国人在玩马球、骑他们的赛马，外人难以进入。 　　我从来不对拥挤的主要交通线——静安寺路下去叫南京路——的景象感到厌烦。沙利文就坐落在转向南京路的突出点上，凯利和沃尔什书店的对面。在这里埃德和我常常饮用着冰激凌汽水，渡过我们严肃的时光——美好的、洁净的年轻的美国，同腐败的旧世界对抗。我们觉得我们是人类未来的继承人，而英国人在码头上的上海俱乐部里，世界上最长的酒吧间喝威士忌，日本人在他们的兵营里操练。(1973年我曾经寻找过沙利文。1949年以后，南京路加宽了，美国文明的前沿阵地已经随同很多但不是所有的美国文明消失了。) 　　孙中山夫人有时也在沙利文会朋友，也喜欢它。它是全中国最有美国味儿的地方，每一勺清洁的、没有危险的冰激凌都寄寓着我们的乡愁。它是新的，是外国人可以放心地喝牛奶的唯一场所。 　　亨宁森牛奶公司开张以后，在上海出生的外国婴儿才有保证得到卫生的牛奶的供应。不过外国家庭冒着风险在中国生孩子还是不多。他们的仆人住在家里，可能从家里给雇主带来所有常见病和各个家庭不同的种种疾病。中国的婴儿只吃母奶，血液中有充足的对疾病的抗体，而这些疾病在几天之内是可以置外国孩子于死地的。 　　外国妇女对于在中国生活有两种意见。好丈夫，象J·B·鲍威尔，为了安全把妻子和孩子送回美国。在中国联合公寓住的海军的妻子们结成伙，对在中国的日子没完没了地品头论足。她们中的多数人都教养成是具有南方的妩媚，象她们都认识的沃利斯·沃非尔德一样。 　　这是“赞美美国姑娘”的时代，是温泽公爵夫人的时代。沃利斯曾经是海军的妻子，住在上海的汇中饭店，1924年在北京住了一年。几乎在50年之后她回忆说：“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最激动人心的一个时期。你能想象在一个地方，10个男人里只有一个女人吗?(12) 　　沃利斯经受了怎样当中国的英格兰女皇的第一次训练。她学会了怎样对待一连串的追逐者，学会了怎样评判。英格兰的妇女还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所以美国人已经准备接管大不列颠帝国了——康苏罗·范德比尔特(马尔巴勒公爵夫人)，丘纳德夫人，弗内斯夫人，阿斯特夫人。 　　出生在英国的妇女，特别是生活在帝国前沿地方的，如果妩媚，吸引人，可爱，就是有失社会身份的。妇女们应该受到尊敬。美国的秘密武器其实并不怎么秘密：男女两性都愿意自己是吸引人的，惹人爱的，不仅是同等地位人之间，对外国的土著人也一样。如果适当地去接近，他们也是通人性的。重要的是造成一个好的印象——风度高雅，高标准的行为，高赏金。美国妇女有相当的自由，不过经常要付出高代价——她们不得不顾一切的使自己惹人爱而不管她们的脚被挤得有多么痛。她们在海外必须做出榜样——从女青年会的工作人员到远在内地的石油公司的妻子们。 　　只有少数几个外表是美丽的(沃利斯·沃菲尔德并不是美人)；其他几个得学会怎样使自己从里到外都有魅力，这个艺术其他妇女都不如沃利斯掌握得巧妙，虽然安纳波利斯南方海军的妻子们都知道她祖传的秘密。 　　我努力工作，加班加点，对要做的一切事情，我比其他姑娘们努力得多——这是女童子军式的天真。对我什么事都是重要的。每件事都有意义。我公开了我的要价，其中有一项就是要有一个以上的、难于给年轻姑娘的高级职务。 　　我喜欢我的职业。起初，我在美国总领事馆只是一个办事员，其余四位是年纪较大的有长期经验的妇女。她们替六个领事、副领事办事，她们是能当家作主的。不久，我被调去当总领事的私人秘书，还是社交秘书。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办事员记录口授的指示。我估计这是在东方的秘书中最好的位置了。我们的薪金，换算成购买力简直是天文数字。我象在美国时一样，尽量攒钱好去旅行和写我的书。 　　我有自己的体面的办公室，还有一个勤杂工替我换复写纸。在我任职期间，埃德温·坎宁安，“上海的沙皇”，是中日协定联合委员会主席，正爬到了他仕途的高峰。他是上海的首席领事，掌握着世界上其他领事官员没有的实权。我正处在英国人失权，美国人接管，这个权力转移的杠杆支点上。官方的英国人和日本人来拜访的时候，我让他们等候适当的时间，好显示美国人的“面子”。得让海军上将和陆军将官们懂得民事的权力居第一位。 　　我坐在摆着栀子花和月下香的书桌旁，用气派的手腕处理外交约会，也是个人物呢!日本人和中国人小心翼翼唯恐冒犯我或略有不敬。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对待妇女，颇具骑士风度。我结识的第一个法西斯分子是加里阿佐·齐亚诺伯爵，他的妻子是墨索里尼的女儿埃达。他是派驻中国的公使，我在社交场合同他练习我有限的意大利语。 　　在中国几乎没有年轻的未婚的外国妇女。单身汉来得很早，同总领事订定了约会，为的是邀请我。不过，我总是拘泥于礼宾规格，很少接受，或者只有在征询了我的社会顾问们之后才接受。 　　忠于职守的收获相当大，我变成了某种美国的吉祥物了。坎宁安的妻子罗达有病，不能管社交活动，责任就交给我了：领事馆加上美国总领事和整个美国社会的宴会和社交活动都归我管，不受什么约束。上海战争对于外国人说来只不过是打扮得极其讲究，戴金色穗带，同美貌女人一起醉酒，参加下午茶舞会而已。那时期的沃利斯·沃非尔德们从来还没有玩得这么有意思。在马尼拉的陆军军官的妻子们调来了；我带着栀子花到船上去迎接。他们知道我的全部活动，说陆军从来没有受到过政府外交人员这样慷慨的接待。 　　当15步兵团和他们两个在东方最漂亮的军官洛伦佐·加塞上校和L·T·杰罗少校，从非律宾来到上海的时候，我是多么自豪啊!海军总是容易吸收外界人来参加活动，而陆军不行——除非是有西点军校证件的——，但是我使事情改变了。为了感谢我，加塞上校和杰罗少校在法国俱乐部设了正式的晚宴请我。 　　舰队的海军上将不甘示弱，在他的旗舰上为我举行了茶舞会。穿上礼服的军人，除了我替总领事安排的正式集会之外，就没别的地方可去了。高级军官详细地指示他们的助手要随时听从我的命令。 　　通常，在上海陆上的美国武器力量只有理查德·胡佛上校指挥的第四海军陆战队防守着公共租界，美国公民在中国同军人的比例大概是2:1。 　　除了职责范围内的事以外，我还安排酒会、晚宴，以至桥牌茶会，使美国人显得时髦，豪华，当地报纸的摄影记者也不会被遗漏的。我希望吓唬英国人和日本人。 　　建立一个联合服务部的主意在那时可没听说过，没有前例可循，因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一个真正的“战争”。每个军人都希望上火线。除了少数上层军官外，都是第一次。我的主意背后有两个意思：第一这些人愿意为我们冒生命危险；第二没有这些外国武装力量在上海形成的威胁，日本大概不会撤退；此外还有第三，他们每个人穿着军装不都很漂亮吗? 　　我注意到要在盛大的招待会上，介绍不同国籍的人互相认识，在民间外交活动中，也邀请按习惯是不出场的军官们——当然是经过我的顾问们同意的。 　　我主持社交活动的高潮是我当了“1932年国庆美国侨民委员会秘书”，这是我签署信件时用的称呼。我得组织在跑马厅草地上举行的庆祝仪式，有乐队、制服、升旗，和一次盛大的招待会。这个招待会要能同英国国王生日的花园招待会相媲美。在那次会上妇女们象在白金汉宫一样戴着大檐软帽，穿着拖在草地上的长礼服。我早已为我自己设计了正式花园招待会的服装——淡蓝色有小孔的绣花礼服，有一条黑色丝绒腰带。但是，可惜拖不到草地上。我从象沃利斯·沃菲尔德那么讲究的弗吉尼亚海军妻子那里买了她的一件正式礼服——粉红色拖地的长裙，有一个宽领和黑色丝绒腰带，穿的时候戴一顶宽檐的平顶草帽，旁边垂下一条黑色丝绒的细长带子。(好几年我在正式场合都穿它，就象在这以前她常穿它那样。)  　　在可怕的高温下，我一只手提着长裙，正操办着各样事情，瞥见了埃德从一旁用一种被迷住了的、有些忧思的眼神望着我。我庄严地向他招招手，他用美妙的一笑向我致敬。 　　那时候上海除了威尔士王子的朋友沙逊一家以外，没有国际高级社会的代表，他们在自己的华懋饭店宴请威利·范德比尔特和开跳舞会的时候，邀请我作陪客和他的舞伴。 　　入夏以前，国际联盟调查日本占领的李顿调查团在前往满洲的途中到达上海。我安排他们的访问。他们——特别是麦克科伊将军的助手威廉·比德尔，请我参加他们的工作，不仅是在中国，而且还在日内瓦。如果是几个月以前，对于这样一个机会我会乐得晕过去的。现在我已长硬了应付各种风向的翅膀。我不愿意为旁人的工作浪费我的时间。到了该干自己的活儿的时候啦!我正在为一本书搜集材料——那本书我一直没有写——一边工作一边在学习。埃德加·斯诺正在赶写他的第一本书《远东前线》的草稿，不允许外界干扰他。我喜欢他这一点。 　　当我把我到东方来要写一本书的秘密告诉一位高级领事保罗·休斯敦的时候，他开始指点我。他有肾脏病(几个月后死去了)，把我选作中国通的经验的继承者，把他的丰富的藏书借给我读。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他还给我看了他写的美国领事关于1927年广州公社的长篇报告。那时国民党正在屠杀，他救了几个苏联领事人员的性命。他是我遇到的头一个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手资料的人。这个报告无疑是客观的、有事实的，给国务院的关于这个有争议的问题的第一个报告——它是属于后来使老中国通被麦卡锡主义中国说客团挤出国务院的那种报告。休斯敦为这个报告感到骄傲，甚至是带着感情的，它给自由主义的不干涉主义者凯洛格—约翰逊提供了弹药。休斯敦对自命为老上海的坎宁安是个监视者，他要求我绝不要向坎宁安提到他。 　　“没有不能做的事情，”休斯敦用一种似乎是最后遗嘱的声调对我说，“你确实是不寻常的。”他觉得我提问题提到了点子上，有创造性，象一个领袖似地在思考：“总是想知道该怎么做——而不责备旁人。” 　　“我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只是更多一点罢了，”我说，“为什么不去做不可能的事?” 　　“也许是，”他说，不过典型的美国人从来不到中国来。他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关于中国的书都是错误的原因。“来的只是一些特殊的人，否则，他们根本就不会来的。”一个中国问题学者同中世纪思想是同义语，他劝我不要学中文。“那会损害你的脑细胞。”他说。 　　我还从维克多·弗雷尼博士，我能找到的唯一的中国问题老师那里，继承他研究中国的经验。他是阿尔萨斯—德国—法国人，想要认识“真正的”中国的中国问题学者，现在已经埋葬在山西25年了。没有办法能使中国现代化，他的结论是全然否定的。除非是孩子断了母乳就离开他们的家，送到完全是西方式的住宿学校，同中国的一切影响密封似地隔绝。著名的宋氏姐妹就是这种计划起作用的一个证明。她们的父母强迫孩子们在上海的裨文住宿学校读书，使他们比旁的中国人早好多年西方化。以后她们又在美国的大学毕了业。结果呢?两个姐妹成了中国的第一夫人，庆龄同孙中山结婚，美龄嫁给了蒋介石。另一个，霭龄是中国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妻子。1927年以后，“宋氏王朝”是美国给予中国援助的联络员，孔是他们的顾问。 　　“可是你丢掉了主要之点，”我告诉弗雷尼博士。假使这三姐妹是在法国或德国受教育，那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她们是经过严格的清教徒教义的训练的，它是美国文明的奠基石，也建立了英王国。“这是蒸汽机的原理——碰撞就是力量，”我说。“你该读一读坎默森，而不是康德或弗罗伊德。” 　　弗雷尼博士是如此地吃惊，他真的在地上嗑了三个头：“你是老师，我是卑微的小学生。”他觉得我有着他称为“见识力”的秘密。照他的看法，中国人的错误就在于他们虽有脑力，但没有见识力——他们的神经系统萎缩了，退化了，没有希望了。“你有中国人缺少的东西，”他说，“你一定要到我的学校来当督学啊!” 　　“只不过是自我修养，”我说，“但不是消极的。首先你得产生力量，把盖子放在空壶上是没有用处的，你得有蒸气。应该是能生产的，创造的，电气化的。” 　　一封信的摘要 　　1932年春 　　多数外国人抱怨上海这个地方是房子靠房子密封起来的，周末没有地方去。我不明白是为什么。到处都可以去，远的、近的、走水路、运河、乘火车，只是没有公路……。 　　我组织了一次去无锡的远足。通常坐火车只要五小时，现在因为不太平静，差不多八小时。 　　由于纺织工业的发展，无锡是仅次于上海的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中心。我听说那里很脏，不值得去，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想去看看。此外，据说还有土匪，湖上的海盗和散兵骚扰，对旅客是危险的。都是一派胡言，我在中国不怕任何一个中国人。只是一个普通的礼貌问题，他们不会伤害任何旅游者，自然，要是绑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乘沪宁铁路……火车预定下午三点开车……我们两点半到车站，已经进不了头等车厢，更不必说座位了。我挤来挤去挤了五分钟，好不容易把一只箱子搁到了地下，我自己砰的一声坐在了箱子上面。中国人对荷重物的白人妇女并不比没有提东西的给以更多的注意，这是正常的，合适的，只是她们的行李也没有人帮忙。 　　靠窗户的座位大半被到内地出差的军官们占据了。他们都穿深蓝色棉布制服，打绑腿，一般是穿球鞋，戴着类似法国人戴的帽子。制服的蓝绿色经过日洒、雨淋和搓洗，已经褪得很难看了。他们的袖子上带着印有中国字的袖章，肩上带着军阶的标志，用挺结实的大别针别着——似乎这就是很好的军人装饰品。他们并不显得威武，不怎么整洁，不过都是好性子，很友好。我非常喜欢他们的。…… 　　我们进入了无锡。我的一个朋友写了一张名片给他略微相识的荣先生，所以我们到申新第三棉纺厂去见他。这个在运河边上看起来象座夏宫似的工厂，墙粉刷成白色，烟囱上爬满了长青藤，前面有一个种了许多树木和摆了一些长凳的花园。 　　我们先见了荣先生的秘书，工厂的协理……最后荣先生自己也出来了。我们鞠躬互致见面礼，围成一圈，彼此介绍，手都握在一起了。这位荣先生长得一表人材。他不会说英语……。我们围坐在一张油漆过的中国式桌子旁闲聊了一阵。 　　我以前并不知道可以进行这种三边的谈话。我们向秘书提问题，他立刻翻译成中文，荣先生回答……。 　　荣先生说很漂亮的国语。这是用一种难以说明白的“腔调”或是某种韵律和节奏说得很好听的语言。据说，讲得好的中国话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语言。这就是为什么诗在中国如此地盛行…… 　　我们参观了一家棉花厂和一家纺织厂。他们用的是马萨诸塞的机器，完全现代的机器。不过有几百个男女童工在那里做工。这很令人沮丧。…… 　　无锡给人留下了印象，特别是因为它的发展没有外国人插手。它是一个完全是中国人的社会。无疑地，它证明了中国只是需要一点资金就可以跟着旁的国家一起发展。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