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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头脑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别跟斯诺和鲍威尔来往，他们是亲中国的，”我的一个对社会作裁决的权势人物的腔调是吓人的，是从什么北极来的冰冻的警告，让我不理解。“但是，鲍威尔的姐妹们可以做你的朋友。她们是来到上海的最可爱的姑娘。鲍威尔太太有见识，把孩子带回美国去了。”  　　这不是我第一次碰上所谓的“上海头脑”，不过我是第一次认识它。我应该开始成长起来了。我有自信，但我是新来的，也很谨慎。我不愿意被任何象“亲中国的”这样听起来可怕的东西传染，我不愿意同这里的当权派发生冲突。他们不但伸开双臂欢迎我，而且对我很友善，给我不少帮助。我的父母是有实力的公民领袖，我是属于喜欢出名，讲究分寸，喜欢被人倾慕一类的人；是在学校每年都被选进学生会那种类型的人。尽管如此，我一直是有独立的学术思想，有我自己的见解的。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什么危险的思想。 　　鲍威尔一家几乎把初到上海的埃德当做养子。1931年鲍威尔40岁左右，是个夜猫子，戴一副眼镜，看上去象个猫头鹰；他每晚向他的《芝加哥论坛报》拍发电讯，早上很晚才起床。他的肝脏有慢性炎症，除了茶什么都不喝。他对妻子和孩子们忠诚，把积攒的钱寄给他们。 　　当在上海居住的人把鲍威尔和斯诺当做“亲中国的”加以排斥的时候，日本人在1931年把这两个人的各字列在他们搞的记者黑名单的前头。他们的活动受到监视，很难说日本人敢于走多远。鲍威尔总是说，“日本人还不如中国的土匪。” 　　我打电话约埃德在沙利文见面，向他提出了鲍威尔—斯诺问题。我告诉他，“来了个灾难。我们的伟大爱情可能会被扼死在蓓蕾之中。” 　　“哦，我还是可以同你交往的，不过只好在阴暗的日子，”埃德喝着冰激凌汽水，笑着说。他向我解释，“亲中国人”是指赞成中国独立，反对外国干涉。这意味着赞成放弃不平等条约和通商口岸。 　　“你不是指要结束治外法权吧?”我感到惊呀，“没有治外法权，外国人就不能住在这里。”治外法权使住在外国的公民不受他住在的国家的司法和裁判权的约束，只对自己的国家的法律和法庭负责。由于治外法权，加上“炮舰政策”，外国人在中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外国妇女更是严格地神圣不可侵犯。没有一个中国人碰一下外国女人——这是禁忌。 　　这时，我提醒埃德，慈禧太后下令屠杀所有外国人和基督教徒这样的事才过去了31年。我说，还有，1927年“蒋介石把所有短发的姑娘都砍了头，他认为短头发证明她们是共产党。这是哈利特·阿本德告诉我的。”(哈利特·阿本德是我父亲的一位斯坦福大学校友，他到中国的时候，正赶上1926—1927年革命。1930年出版的他的《遭难的中国》一书，对我的思想有过影响。) 　　“哦，好呀，你也不梳短发”，埃德总把事情看得很轻。他换一个较严肃的声调告诉我，德国人，俄国人和奥地利人不享有治外法权。只有12个国家享有。放弃不平等条约之类，当然意味着结束在中国的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不过密勒和鲍威尔估计美国人可能同中国人建立起友谊。他们相信蒋介石一类的中国人将学习西方思想。 　　埃德又向我解释帝国主义是分阶段的，建议我象他在印度时一样，读读列宁的著作。密勒支持过孙中山的1911年革命。鲍威尔曾因为支持1925—1927年国民党革命被驱逐出上海，但是现在孙中山夫人认为蒋介石是反革命的。至于埃德呢，他赞成孙夫人，认为中国需要更多的革命——更多更多的。 　　我订阅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给它写书评。我的头一篇文章就是关于“上海头脑”的(他说是有才华的!)我阅读所有密勒写的枯燥的书。喝茶的时候，我听埃德给我念他的文章，向他提供“家乡那边”的建议和批评。我看不出他们的观点有什么错误；只是在反对帝国主义问题上，埃德比那两位年纪长些的多走了一步。 　　我们之中，不管哪一个做的事情，都是只有美国人才会做的。没有旁人是处在可以进行这些活动的地位上。我依然强烈地体会着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自然的和历史的友谊——双方都可以泰然自若，不必害怕致命的敌意。至于政治事务嘛，总是象季节似的变化着的。 　　在上海，有时候我真的感到孤单——象是两个大磨盘之间的一粒麦子。我可从来没感觉被压碎了——只是有这种危险。下边的磨盘反对帝国主义，上边的磨盘是由上海头脑的顽固的“帝国主义分子”组成的。他们的头儿是我的老板，美国总领事埃德温·坎宁安。他从1914年就在中国，是1919年以来“上海的沙皇”。他保卫着通商口岸的巨商大板们。 　　到了1927年，外国人都从内地撤到口岸，不少逃到旁的地方，再也没有回来。国民党的国民军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从广州进到了长江边上的汉口和南京。在汉口，孙中山夫人参加了左翼政府。这个政府同伦敦谈判收回英租界，由于同蒋介石右翼分裂，谈判垮了台。 　　在南京，有几个也许是半打外国人，据说是被国民党军队杀害了，赤色分子受到了谴责。(我从来没找到过证明或原因说明赤色分子会是这样的愚蠢，但鲍威尔相信那种说法。)蒋介石很快地在这个城市建立了他的政府，同在上海被吓坏了的外国资本作了一笔交易。 　　工会接管了工业集中的密度在东亚首屈一指的上海的中国地界的时候，鲍威尔正在上海。工会由周恩来领导，在火车站附近，帮会歹徒杀害了约5000工人，使蒋介石和他的军队有了接管的藉口。 　　同时，有40000外国军队增援来保护上海和那里的75000左右外国人。(美国军队由奎克的斯沫特莱·巴特勒将军统帅。他下令不向中国军队开枪——后来报告说，他的部队驻扎在中国时，没开一枪。)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采取了单独的、勇敢的反对武装干预的立场。这是有华盛顿的柯立芝总统和凯洛格国务卿的政策作后盾的。美国商会通过了要求大国武装干涉的决议，并且攻击鲍威尔。 　　鲍威尔和密勒从来没学会念蒋介石(13)的名字，不过，他们没有被1927年的事件吓跑。鲍威尔没用过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这类名词，但他相信蒋介石是他们的代表，或者，如果被友好的美国人溺爱、操纵，他可能成为代表。 　　我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认准蒋究竟代表什么。确实是“买办主义”，也就是中国人叫做资本主义的，而钱币的另一面写着“帝国主义”。幸好，我没有陷进中国的——马克思立的语意学的战争的云雾中去。我处在现实中，得看事实，不靠想象的分类，如果是那样，每一类都纠缠着矛盾。当中国人用“封建主义”这个词儿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指古老的、孔夫子的、前封建的、宗族的、部落的公社制度。中国共产党人现在把蒋介石称做封建的买办，我看他在1935—1937年是这样的，可是在当时这种说法并不流行。苏联人，还有鲍威尔，那时还是起劲地给他抹粉，称他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在1932年，我忙得来不及思考这个问题，不过，任何事情在我身上都没被放过去。埃德加·斯诺是在上海唯一的愿意跟我谈论中国人和他们的问题的人。 　　在中国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代表也许不多，不过，他们有报纸的力量和国内的公众舆论，不仅是密勒—鲍威尔—斯诺报系，还有正在使他们的投资“中国化”的重要的传教士们的声音。这些反对外国干涉的监视人的后面有白宫和国务院——奎克·胡佛和1928年和平公约的凯洛格。奎克的密使是纳尔逊·特拉斯勒·约翰逊公使。纳尔逊是那样地反对干涉主义，那样地急于避开任何介入，连鲍威尔都把他的使节预算叫做“逃走的开支”。 　　我参加了这一边非出偶然——我是被斯坦福—胡佛孤立主义者保护的人。但我还得每天在两个磨盘的压力下自己选择接受哪个观点。我来上海时带的不是社交短笺，是给老中国通的命令，请他们照顾一个到帝国前沿地带来考察的年轻的美国人。坎宁安和他的对手密勒和鲍威尔都是这样理解这些介绍信的。我知道，我是作为美国一小部分青年的代理人的。从一开始我就站到了中国青年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的事业这一边。 　　我只懂一般性的东西，不是专家。我从来没有在什么事情上超过旁人；我总是追随者。但是，对于许多领域的、广泛的、多样性的研究，使我获得一种扎实的、全面的洞察力。我佩服埃德在被排斥的时候，不害怕孤立。靠我自己，我不够大，不够强，才能和机智不足，要想做我后来在中国做的事是不行的，要不是跟我丈夫在一起也是不可能的。 　　个人只是在最高度的矛盾中才能在历史上起积极的作用。这就是那个寓言：一个小小的个人，在不知去处的边缘，却偷到了普罗米修斯的火种(14)，点燃了将来。 　　一封信的摘要 　　1932年夏 　　关于政治局势：蒋介石象往常一样主宰着局势，华北的军阀仍然在打仗。广州的左翼(汪精卫和他的伙伴)讲了些话，没什么别的。汪摇摆得很厉害，全国对他完全失去了信心。除了蒋凭藉着飞机和武器之外，没人享有什么声望。大家预测南京政府随时要垮台，但是他们还在维持着。蒋用他的全部兵力对付内地的共产主义。 　　我估计在江西和毗邻的地方，共产主义政权大概有7000万人口。他们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行了货币、邮票，显然是个高度组织起来的政府。他们采用了俄罗斯的苏维埃制度，并把土地分配给了农民。农民给他们最充分的支持，不少军阀军队的士兵投向红军。 　　据说，在长江流域每两个农民里就有一个赤色分子的侦探，使南京的军队很难活动。据说，农民比历史上任何时期受的压迫都重，越来越不稳。四川的赋税已预征了70年，军阀们为了打仗征集整村整村的人。原来国民党的复兴计划中的事，南京政府一件也没有办。他们只会给军队买枪炮子弹，保卫自己的权力，很少修路、办工业。每个省被一个军阀征服，他压榨人民到最高的极限，防止邻近的军阀偷走他的收入。 　　我同约瑟夫·罗克一起吃晚饭(他是《全国地理》杂志的著名考察者)，他才从云南回来。他说那里的农民为了给省政府交税，被迫种鸦片而不种自己的粮食。他说，他们完全消灭了亦色分子，用的是把所有可疑的人砍头的简单办法，也是最不会引起暴乱的办法。 　　反对共产主义的运动达到了离奇的程度。每天的报纸都报道有几十个学生因为口袋里或书桌上有卡尔·马克思的书被军事法庭逮捕，不知下落。据说，上海在某方面似乎是这类活动的核心。公共租界和中国地界的警察经常搜到成“吨”的文件。不幸的主人不经审判便被处死。上海工厂的工人学会了用某种方式举行罢工，如果一个月中没有公用事业——汽车公司、电话公司，工厂等等罢工，就是不好的月份。自从战争以后，工薪减了，物价涨了。不过，公共租界没发生什么骚乱——它们被小心翼翼地扼死在萌芽的时刻。 　　据说，中国的共产主义分子是学生阶层，他们除了用武力推翻黩武主义者外，看不到其他出路，没有人相信黩武主义者有什么良好的意愿。孙中山博士在为人道主义而奋斗中辞世以后，国民党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组织了，遭到了各方面的非难。不管怎么说，中国是没有领导的。 　　据说，萨顿将军回到中国，是来考虑某种法西斯政权的，加上外国干涉的威胁和日本的胁迫，在这里生活是不大有准头的，不过很有意思……。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