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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斯诺结婚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我25岁生日那天，埃德早早地就带着栀子花来了——这是他唯一没有迟到的一天。我们到沙利文去喝茶，有斯特罗甘诺夫牛肉作晚餐，纪念我们首次相逢。 　　吃着美国的冰激凌汽水，埃德眼睛低垂羞涩地提到我已经过了第25个里程碑。他怀着希望建议我到北京去写我的书。北京又便宜又安静。如果我真的愿意旅行，想去些什么地方呢? 　　“婆罗洲”，我立刻宣布，“那儿还很少人去考察过——除非是欧萨·约翰逊先到达那里。还有福摩萨(15)，西里伯斯，还有爪哇、巴厘，还有新加坡。还有中国沿海的所有通商口岸。” 　　“也许我们能商量个计划，”他说，“我没有很多的建议——先试试这个看。还可以调整嘛!也许你永远也不能比那个更接近西藏啦!” 　　我接过那个西藏的鞍坐银戒指，戴错了手指。我拖延了回答他：“先放在我钱包里吧。书得是优先的。你赶紧写你的，我也赶我的。” 　　“借用一句成语，这件事比我们大，”埃德显得有点窘，“从一年以前我们坐在这张桌子旁的头一分钟起，我就知道了。这不只是真正的阴阳，这是八卦命。你不觉得我们的婚事不但是在天堂做成的，而且是在中国的天堂做成的，是‘头号顶好’那一类的?在一起，什么事都可能。我们是多好的一对啊!” 　　“阴——阳可以等待，”我象往常一样得控制形势，“至于八卦嘛，让我们等到我在中国过第二次生日再到兆丰公园走走，到那儿再算命吧。” 　　我们乘一辆出租汽车，开往静安寺路上的一个小庙，那儿有一位老和尚，满是皱纹的脸上有一个生着长毛的痣。和尚匆忙凑拢八卦算命的竹签让我们抽。我们的司机用洋泾浜英文翻译给我们听：“两人命都一样。顶好。很福气。你们应该立刻结婚。” 　　“现在你不能再拒绝了吧!”埃德大笑，在去兆丰公园的路上唱着歌，我也应合着。 　　司机不断回过头来看我们，快活地咧开嘴笑。他大概是知道我们两人的姓名和全部历史的——上海的外国人社会不大，中国仆人们对于正在进行的和正在进行不下去的事情都清楚。 　　我们在这个宏大的公园的玉兰花树下散步。除了小小的外滩公园和跑马厅之外，这是唯一的外国人可以步行的地方。一家一家的中国人炫耀地穿着绸子的、缎子的衣服。风和日丽的日子，各种国籍的人都出游了。我望着那些漂亮的英国人——他们的衣服是葛雷做的，比得上萨维尔·罗服装店的裁制。 　　“我的问题是——或者过去是——我不喜欢被拴住，”埃德总要把话题转到他要说的而我要回避的那一点上。“在我认识你以前，我把妻子看成是一个障碍，不是一个助手伴侣。单人行，走得快。现在我只想一件事，在被旁的人挤掉之前，同你结婚。没有你跟我在一起，我连什么目标都没有了。我愿意在今后的生命中做你要我做的一切。只要能当你的副手，就是幸福的。真的，这是真话。我只等待一件事：你的许诺。这是我第一次有这些念头。我是俘虏，这是可怕的。我从来没象现在这样着迷过。”(他已经在送给我的照片上署名“你的仆人”，他总是这样称呼自己——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解放了的时候。) 　　“你是我遇上的唯一跟我走同一条路的人，”我承认了，不过，我告诉他，我不想把婚事弄糟。必须是头号顶好的。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会有缺陷呢?我相信结婚，也相信离婚。我相信选择和自由意愿。我愿意为一个美好的婚姻付出代价。我不想让我们的婚事被我的想做作家但又写不出书的心理所损害。我必需先写一本书，那怕永远不出版。 　　我发现埃德有一种稀有的、对我很重要的性格。从一开始，他就信任我，信任我的才能和前途，我做的一切事，他都感到骄傲。直到最后，他不明白我为什么没有出名，也没变得富有，也没成一个大作家，象在兆丰公园的夕阳下，我们互相祝愿的那样。 　　12月的一天，埃德给我打电话：“我刚寄出我的书稿。到码头上去散散步吧。在华懋饭店等你。” 　　我写书的进展一点也不顺利。不过，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穿上低跟鞋子，有披肩大领子的小马驹皮外衣，抵挡横吹的冷风。埃德竖起大衣领，拉下帽檐。我们背着风走。有一批外国水兵欢跃地跳上洋车，随随便便歪戴帽子，似乎他们是眼前一切的帝王。我们理解他们的心情——对新发现的地方的激动。 　　在港口里，舢板同帆船在竞赛，外国旗舰威严地停泊着，在强劲的海风中，它们的徽象笔直地向上飘扬。 　　埃德挽着我的手臂，把我的脸转向他，悠荡得我两脚离地：“让我们永远离开这个丑恶的肮脏的鬼地方吧!咱们结了婚，乘一艘日本船到南海去旅行，我有了一个日程表：你想要去的每一个地方，欧萨·约翰逊一处也没到过——日文是这样说的。以后，咱们住到北京去，你写你的书，我要在那里完成我的旅行手稿。以后，咱们乘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到欧洲去旅行。” 　　“那我怎末去泰姬陵呢?”我反对。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给你盖一个。咱们到俄国去，看看未来的设想是否行得通。我早就想在达尔马提亚海滨呆一阵子了。还有，阿克塞尔·芒思在《桑·米歇尔的故事》那本书里写的是什么地方?” 　　这回轮到我两眼满噙泪水了。我脱下一只小白手套，从我的手提包中摸到了那枚西藏戒指，“你现在可以给我戴上了。” 　　我们按照西藏的方式把发红的鼻子相碰相擦。一批被逗乐了的中国工人围了上来，正象平常任何外国人的动作都引起他们的注意一样。在中国，公开地接吻是禁忌。 　　“我不愿在象上海这样丑恶肮脏的地方结婚，”我说，“东京挺好又干净。我要栀子花，要一件日本人结婚时穿的和服。我们遍游日本再从长崎乘船。” 　　“我可以给使馆的约翰·阿利森发电报，”埃德说，“以前他是我的同屋。” 　　我们搀着手，向电报局跑去——全然是为了好玩。 　　我停下来，站住了，并且宣布：“还有一件事。我们一路得在几十个领事馆停留。你也得给你的纽约发行人一个好印象。我不要同一个穿着印度裁缝做的贱民穿的衣服的人一块儿旅行。我们就要路过葛雷服装店。哈利斯的苏格兰粗呢衣服你可以穿10年。”我仍然没有为了现实放弃外表。为什么不二者兼而有之呢?为什么要限制?时髦是乐趣。 　　埃德一点也不喜欢这个主张。当我从东方最好的伦敦裁缝那里挑出最好的衣料的时候，他是沉闷不乐的，不同意的。衣料不只是做一套深色的衣服和赤褐色的哈利斯苏格兰的格子呢衣服，还有一件半正式的晚礼服和骑马穿的裤子。花钱最多的是红棕色骆驼毛大衣和一顶新帽子。 　　这样似乎有点愚蠢，不过倒是一笔很好的投资，这些衣服他穿了10多年。他是那样地喜欢那件苏格兰格子呢衣服，很难让他改穿旁的。(那是有两条裤子的套服) 　　我很清楚，如果埃德花那末多钱制装，钱自然得从他妻子自己的衣服预算中出。我不需要添新衣服，不过我还是难下决心。如果决定不再为我自己花什么钱，就无疑于宣告不许我年轻美貌。我作为新娘还是买了一顶巴黎帽，做了一套通用的衣服。还买了一件用过的日本结婚和服。在这以后，从1932—1939年，除了生活必需品外，我很少为我个人买什么。这得有点意志力。 　　我不顾许多麻烦，坚持要在圣诞节的正午在东京的美国使馆结婚，由未来的大使约翰·阿利森和他的未婚妻珍妮特作证婚人。之后，我们在皇家旅馆穿上了日本的结婚和服。 　　我穿的和服是手工印染的黑色绉绸的，有一条拖到地板上的裙子和袖子。上面一半有大红色的丝的条子——在中国和日本，新娘一定要穿红颜色——还有一个红的和金色的织锦腰带。和服的下摆周遭是起伏的蓝色和白色波浪和白色海鸥在上面飞翔的图案。我觉得我似乎是从海上升起的希腊女神阿芙罗苔特，只是穿了冬衣。 　　我们开始在日本各地小旅店渡蜜月、坐在草垫上吃素烧。在滨海的热海我们发现了为完美的蜜月安排的纯粹好莱坞的布置：房间有纸糊的窗户，两边镶着竹壁，小旅店伸出到海面上，北斋(16)画里的波浪在底下击荡着。 　　美好的蜜月里，我们在冬至那个平静的日子登上了船。“这是新的开始最吉祥的时候，”我告诉埃德。我买过一些用蓝绿色的翠鸟毛制的美丽的耳环，我向埃德讲述一位船长老中国通给我讲的富有魅力的传说：最兴盛的日子是冬至前后的14天，那时候海上异乎寻常地平静，海面上飘浮着翠鸟的窝，母鸡在窝里孵小鸟。大自然，太阳和海洋都在这个孵化季节听从翠鸟的吩咐。 　　在这些平静的日子里，世界是宁静的。这是耶稣降生、约书亚(17)似乎要指挥太阳，喀奴特王命令海浪的日子。这是圣经传布到了世界各地，创造新的世界的日子。这是水手们抛弃他们的粗俗的誓言的日子。这是一个长期流浪者在南半球十字星座追随在麦哲伦(18)的船迹之后的日子。它将永远是我一生发生重大事件的日子，虽然我从未这样地计划过。我不喜欢活着的死亡，不喜欢黑暗。在冬至的日子我为光明奋斗。 　　在快乐的蜜月中，两个年轻人是无畏的。他们把大自然的一切，各国家各民族的人民，各种各样书里的思想，都当做自己的近亲。 　　我们带上船来读的书有：肖伯纳的《知识妇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入门》，H·G·威尔士的《世界史纲要》和他的1932年的著作《人类的工作、财富和幸福》。美国人还没有开始去想问题，我们带上了乔治·杜塞的《人之所以为人》。这本书我给婆罗洲的英国老爷居民看的时候，加了一短句：为什么我们的行为不象人。 　　我们两人都读过斯彭格勒的《西方的衰落》——我在美国就读了。我们粗略地学习过《帝国的时代》——关于日本在台湾、英国在婆罗洲、香港和中国的通商口岸，荷兰人在西里伯斯、爪哇和巴厘，葡萄牙人在澳门。 　　我们现在来访问这些地方了。这正是适合美国人旅行的时期，在我们受到的欢迎和我们自己的心理还没有被后来的朝鲜和印度支那毒害的时候。 　　在加拿大马鲁号轮船的地图室里，我研究着航海图。那边是英吉利斯庇塔岛，这儿是伯姆—伯姆岛(可能是在海滨觅食的游荡者)。我们已经过了苏禄海。在西里伯斯海，日本船长让我掌舵。他说，当我们航行过赤道的时候，再让我掌舵。他喜欢我们，因为我们在众多的轮船中选中了他的船——它停泊在最不合适的地方。船长坚持要把自己的船舱和洗澡间让给我丈夫和我，又把他的甲板也让给我们。作为交换，他借走了我们带的诗集，他看待我们，似乎我是阿玛特拉苏太阳神，后面跟着阿波罗神，船上旁的旅客只有两三位日本商人。温暖的蓝绿色南海象玻璃似的透明，平坦。扬着有条子的帆的游艇象画中的船那样平稳。 　　快到婆罗洲了。我出现在甲板上，穿一条英国裁缝做的白色马裤，戴一顶白色软木盔，我那非常美国化的红、白、蓝三色围巾在炙人的高温下似乎在降半旗致敬。红色的屋顶在白色的珊瑚海岸线的背景下闪着亮。红树、尼巴棕榈树点头欢迎我们。这就是婆罗洲!离家一万英里! 　　我的丈夫不以为然地望着我。他永远不会原谅我，因为我把一只装衣服的大黑箱子带上船来了。箱子里装着各种场合需要的盛装——从在甲板上穿的短衣服到长的晚礼服和金色拖鞋。 　　“也许你认为你生来就是一个探险家，”他带着职业的蔑视评论着，“可是你不象旅游者。” 　　一个操英语的木材商的声音制住了他的骄气。他告诉我，除了马丁·约翰逊太太之外，我是在塔瓦停留的唯一白人妇女。他希望我们不是来拍电影的：“我们不得不为她在橡胶丛林里组织一次“野”牛猎……自然，所有的水牛都是驯服的。” 　　“你听见了吗?”我的声调满是先驱者的骄傲。“只次于欧萨·约翰逊，居第二呀，”不过，我估计这地方的白种男人一定是很多的。 　　“不，只有我们两人——那个英国居民和我。我们多少年都没说话了”那个商人说“他是非常萨默塞特·莫姆(19)式的。他认为我丢了白人的脸，因为我跟土著人一起驾上独木船去寻找稀有的硬木，为了出卖赚钱”。 　　婆罗洲是我生活里的一个界碑——至少是海碑。婆罗洲几乎是英帝国将要放弃的最后一个前沿地带。 　　踏上香港码头，我感觉似乎倒退到了英帝国的全盛时期，倒退到了1887年维多利亚皇后的50周年。坚固的中等建筑似乎在1933年的这一天依然象帝国一样永恒，不去过问乔治·伯纳德·肖(肖伯纳)曾在这个港口发表过同吉普林(20)理论相对立的观点，只在“衰退”问题上除外。汇丰银行经理走路的时候撑着伞，戴着圆顶高帽，那神气好象他拥有地球表面四分之一的土地和四分之一的人口似的。 　　我们经过漫长的、跨过乡镇的旅程来到离广州40英里的孙中山博士的出生地香山县。在这个没有生气的村庄，我感到接近了历史——虽然这儿已不再是革命的中心。中心已经转移到遥远的达不到的内地，那儿的农民投奔毛泽东和神秘的红军去同蒋介石和当地的地主打仗。 　　在广东，我们拜访了中山模范区的长宫。老唐绍仪戴一顶黑色缎子的满族人的帽子，架上一副厚厚的眼镜。他曾担任过袁世凯的秘书和1912年中华民国的第一位总理。他生于1860年，是满清政府于1873年送到美国留学的一批学生中的一个，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学习过。他和他年轻的妻子在农村的家里欢宴我们。那是坐落在澳门附近的讲究的现代式的但是中国味儿的家宅。唐爱同新闻记者谈话，他对中国的未来并不乐观，对政府的政策持批评态度。一位元老政治家，他对于任何问题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当我们要离去前往澳门的时候，在唐的宅子附近的小海湾里，有一批走私货正在装箱。我的丈夫说无疑地唐是在搞走私。我一听，吓了一跳，但埃德在中国呆了不少年头了，他能察觉政府官员们的种种隐私。 　　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位于离香港35英里的海岸上。它是以东方的罪恶和赌博的中心著称的主要的是鸦片走私。市内这两种活动都是垄断的，总账是有盈余的。澳门是个丑陋、令人窒息的地方，没有欢乐、没有魅力。然而，我们沿着总督府下面古老的大道行走的时候，我们产生了一种由历史勾起的稀有的乡愁。这儿是欧洲在中国经商的第一个前哨阵地——建立于1557年，葡萄牙人是欧洲帝国的第一批探险者——最后一个放弃。(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收回澳门，香港未来的地位尚未可知。) 　　濒临良好的海湾的山坡景色宜人，建筑物也象那里的人一样是混杂的。居民叫做澳门人，是中国人同最初定居在那里的近千户葡萄牙人混血的后裔。澳门一直是自由港，在十八世纪曾是中国和欧洲贸易的主要中心，1842年香港割让给英国以后，取代了它的地位。当我们参观这个繁荣的地方的时候，1800条打渔帆船，在这个港口出出进进的。 　　我期待去广州。它是唯一的从快艇时代就为美国人知晓，并有几个美国的镇以它的名字命名的中国城市。它是南海的战略中心。我们从香港的九龙乘一条汽船沿着宽阔的内河航行75英里就到了广州。大帆船、舢板和汽船都拥挤在水道上。除了用蒸汽的外国船之外，整个景色同1784年第一艘美国船来进行茶叶、丝绸和棉花的贸易的时代，没有多大的差别。 　　1933年，广州同上海或汉口之间没有铁路。我们又乘火车回到九龙，从那里登上太古洋行的一艘近海轮船到了上海，略事停留，便继续前往我们的目的地北京。 　　我们先航行过了古老的海盗的巢穴大亚湾，在汕头停留。汕头因桃花的花边和刺绣出名，还有妇女们在干这些活儿。工厂的劳动时间很长，卫生设备极恶劣。汕头又以桔子和台风出名；它靠近风暴凌厉的台湾。海岸边有两个叫做马祖和金门的小岛，1949年蒋介石逃到台湾以后，它们成了争夺的目标。 　　在原来的通商口岸厦门，我们参观了古浪屿岛上的公共租界，拜会了美国领事。厦门一度垄断过同爪哇和海峡的帆船贸易，有许多人从这里移居海外，大多数在菲律宾和台湾的中国人是从厦门附近一带去的。 　　福州是原来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它出口竹笋、漆器和著名的福建茶叶。 　　中国人憎恨通商口岸的制度，虽然不少人逃避本国人跑到这些地方寻求外国的庇护。他们要求取消口岸，废除治外法权。“不平等条约”还使中国的和外国的传教士有传教自由的保证，他们的社会成了国中之国。 　　这些老的口岸城市租界地上的外国人，他们庭院的围墙的后面是阴沉的死胡同。气氛是紧张、不安的，是一种只有一口气的死境。外国人社会是没有内部活力、没有发展意念的流放地。他们象患了癌症的病人饶有兴致地拒绝承认自己有病那样等待着它的末日。帝国主义面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和革命的浪潮正在撤退。 　　1933年，有几艘外国的炮艇和战舰沿着中国海岸巡逻。外国炮舰定期地开往青岛，水手们直奔吉米的店铺去吃冰激凌汽水。我们到达青岛的时候也去吃过。在威海卫我们看到了隐藏在刘公岛后面保护起来的港口里的一部分英国舰队。外国人总是选择海岛和沙洲兴建他们的通商口岸城市。它在1898年被英国租借作海军加煤站，同时它也象青岛一样是个重要的夏天避暑地。 　　芝罘(烟台)在1858年由天津条约开做通商口岸，那时在长江口上的其他四个城市也开放了，并允许炮舰保护。烟台位于北直隶湾(21)多山的山东半岛上，是生柞蚕丝织的山东丝绸的市场。 　　轮船溯流而上驶入天津之前，在刺骨的冷风里，在多沙的大沽口搁浅了好几天。以我享受惯了的美国标准看，我们的船几乎没有供暖，可是那些英国人似乎高兴有充足的新鲜空气换换样儿。英国人在船上和火车上经常议论或抱怨供暖太多，新鲜空气不足，这同他们对危险和不舒适经常表现出的英雄劲儿可真不一样。我猜想这个话题大概一半是他们用来避开同旁人进入个人的谈话的手段。其他的手段就是口头上对两个小公主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的有分寸的崇拜，对威尔士亲王爱德华的没有节制的奉承，至于美国人呢?他们带着厌恶的情绪主要议论刚在华盛顿就任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 　　人们怀念现在已经看不到的“忠实的老中国商人”和“忠心的老仆人”。中国现在兴起的民族主义精神使这些人变得愠怒而危险。常挂在人们嘴上的话是，“你真该认识那时候的中国。” 　　最后，进入我们视野的是天津的外国租界(美国没有)。天津是位于海河流域的一个繁荣的商业中心，是1860年英国和法国占领的时候开辟为通商口岸的。它的全盛时期是1874—1894年李鸿章任河北省总督的时候，外国人回忆起来仍把他当作他们的乐园时代的代表。犹如在香港，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建筑述说了过去的光荣，而“码头上的老太太”——汇丰银行，显得坚固、实实在在，只是有点无精打采。 　　这里的空气死沉沉的，是在等待什么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日本在不到两年以前1931年占领了满洲，谁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一般地，英国旅客同情日本人的希望，了解日本人，而我们美国人持对立的观点。 　　回头看我们的旅行，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感受，在东方各地，白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虽然这远不是人们共同的态度。这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新生——非共产党人的美国人将在亚洲反对帝国主义。正在兴起的是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不是早先的“民族主义"的排外主义。土著的“民族主义者”心理上是排外的，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恰恰相反，正象学生们很生动地表达的那样，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是帝国主义的主要部分，是它的罪恶的伙计。他们比帝国主义分子更坏，有着反动的道德规范，是西方所有的丑恶东西的俘虏，而没有西方任何美好的东西。 　　中国的蒋介石就是典型的范例。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卖国贼型的人，在他之后，还有朝鲜和印度尼西亚的其他人。他们是接受金钱的雇佣，或者就是乞讨者，是美国纳税人的美元的无底洞，而美元换回的只有仇恨和愤慨。 　　在我开始研究法西斯主义之前，我并不懂得这些，但是，到我离开广州和香港的时候，我做出了这些结论，还不确切地懂得蒋介石类型的人代表着什么。我作出的反应是本能的，而且从审美观点看令人生厌。 　　孙中山的国民党“民族主义”革命的高潮在1925—1927年，蒋介石和右翼转向反革命，同左翼分裂。从那以后到1949年蒋介石逃往台湾，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由于这次分裂陷于瘫痪，只有1937—1941年珍珠港事变这一短暂的时期是例外。蒋介石对未来没有纲领，他没有未来。由于同样原因，在南朝鲜、印度尼西亚和旁处的同他类似的人，即使有美援，也没有未来。他软弱，在群众中6没有基础。人民和青年反对他；他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感觉到了。对于这类国家，除了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之外，永远没有出路。要发展资本主义是太迟了，也不存在建立它的物质条件。 　　① 美国议院外有各种游说议员，为某一个目的聚集在议会外的大厅里，成为议会外的一种力量去影响议会。白银说客团即其一。——译者注 　　② 旧时代洋行的经理。——译者注 　　③ 英文的“茶房”同“孩子”是同一个字。——译者注 　　④ 柯勒立芝诗篇中有一首关于老水手及其同伴打死了一只信天翁，心中害怕，每到一处，都讲他们的悲惨的故事。——译者注 　　⑤ 玛丽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明星。——译者注 　　⑥ 泰山是美国冒险故事中的主角，简是他的爱人。——译者注 　　⑦ 美国小说里的一位乐观天真的姑娘。——译者注 　　⑧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叙述他在欧洲、埃及和圣地的旅行在1867年给美国报纸写的信件，于1869年汇编成书时，用《新旅客们在前进》为书名。此书使马克·吐温成为广受欢迎的作家。——译者注 　　⑨ 乔塞是英国第一位伟大诗人，(1340?—1400)。——译者注 　　⑩ 我的著作《现在中国的妇女》于1967年在海牙由穆顿公司出版。《旧中国的妇女》，一部引起争议的书，将要出版。——作者注 　　(11) 这里指记者证。——译者注 　　(12) R·G·马丁《他爱的妇人》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公司出版，1974年。——作者注 　　(13) 蒋介石的名字的英译是根据广东话，这里是指不会念普通话的名字。——译者注 　　(14) 据希腊神话，巨人普罗米修斯为人类从天上偷来火种因而受惩罚，被缚在一座山的岩石上，他的肝脏每天被鹫啄食。——译者注 　　(15) 即台湾。——译者注 　　(16) 日本古代画家，以画海浪著称。——译者注 　　(17) 圣经中的人物，继摩西之后的犹太人首领。——译者注 　　(18) 十五世纪末葡萄牙航海家。——译者注 　　(19) 英国剧作家(1874——1965)。——泽者注 　　(20) 吉普林(1865—1936)是英国作家。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非常有名。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认为是侵略的帝国主义分子，声誉下降。他认为每个英国人甚至于每个白人都负有使命把欧洲文明带给未开化的土著人。1897年写过以“衰退”为题的诗歌。——译者注 　　(21) 即现在的渤海湾。——译者注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