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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到北京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坐火车从天津到北京将近90英里。火车在富饶的河流冲积的平原上穿行，肥沃的耕田到处可见。簇集在村庄里的房屋，一律是土坯或砖头砌墙，灰瓦铺顶，外边用夯实的土墙围成小院。火车驰进北京站时，高高的古城墙迎面耸立着。这座用砖石垒砌，泥土填充的鞑靼城墙有30英尺高，13英里长，宽度足以容纳两辆战车。 　　初进北京城，我们领略到一种浓厚的浪漫和戏剧性历史的气氛。我们坐着洋车，穿过狭窄，没有铺石，尘土飞扬的胡同，经过两旁种植着槐树的宽阔的主要街道。运煤的骆驼，夹杂在自行车中的驴车、骡车和独轮车，同我们一起拥挤在窄窄的道路上。偶尔看见一个外国人坐在出租汽车里。街道上刮着从远处沙漠里带来的黄土，天气寒冷，简直难以呼吸。 　　我们下榻在法国式北京饭店。这个古老的十九世纪形式的饭店，由于缺少游客，房子空荡得听到了回声。我们住了一套新婚夫妇的华丽房间，房子十分宽大，大部分热气上升到很高的天花板。(1972年时，饭店改变不大，我又来这里同大餐厅的主任共叙往事，他从三十年代起就一直在这里。)饭店离神话般的紫禁城只有几步远，同在一条宽阔的街道上。这里是外国人的社交中心，经常在仿凡尔赛宫镜殿的大舞厅里举行舞会。 　　楼下是著名的北京书店，店老板亨利·维琪发行并收集珍贵的书籍，也买卖当地居民的藏书。在那里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真正对中国感兴趣的，能和你滔滔不绝地聊上半天。 　　饭店的楼梯上对着大门口有一个驼铃商店，店主人是美国达科他州的海伦·伯顿小姐。驼铃商店出售各式各样漂亮的东方艺术品，从珠宝到毛皮大衣，价钱便宜。我自己还有大约五百美元，(那时一个人有五百美元在北京可生活两年)我拿定主意为了更重要的目的而舍去我个人要的每一件花钱多的东西。我有危险要发展一种殉道心理，但海伦使我成了北京独一无二的服装模特儿而挽救了我。每逢有旅游团来城里时，海伦就让我穿上她的名贵丝绸制做的晚礼服或舞服，有时是拖曳的长裙。我在舞会上跳维也纳华尔兹——每当我出现的时候，乐队总是奏华尔兹——这样第二天上午，游客就会来商店订购类似的服装。我还帮助海伦设计珠宝，有时自己也按价买几件。 　　我从美国带来了四件好看的晚礼服，不再需要添置什么穿着了，但是总禁不住想买。(最终在1972年，为了筹集来中国的旅费，我不得不卖掉了几乎我所有的中国东西——不只是驼铃的珠宝，还有清朝式的对襟绣花上衣和裙子，以及我的盘子。剩下的只有一个青玉石戒指，1935年埃德送给我的圣诞节礼物——一件豹皮大衣，按海伦特许的价格二百美元买的，还有我的貂皮短披肩。披肩的来历是这样的：巴巴拉·赫顿和她的麦地瓦尼王子住进了我们那套结婚房间。她做了一条长的白貂皮披肩，腹部的碎皮没有用，我就用这些碎块做了一个披肩，只付了20美元手工费。对于这笔交易我十分得意。1982年，我把貂皮披肩送给了我的侄女谢里尔，豹皮大衣和青玉石戒指送给了我最好的学生，漂亮的小侄女德伯拉。) 　　从1933—1937年，日本人占领北京之前，是我们生活在外国人天堂里的最后一段时光。北京有点象社交贵夫人和知识贵族统治的古罗马。1911年的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皇帝的京城变成了学生和学者的天下。1900年义和团曾企图杀死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从此，交民巷成了受保护的国中之国。另外一些外国人用很低的租金租下了满族人的宫殿，生活得象是皇族。 　　海伦·伯顿在北京是显要的社交界的女主人之一，她款待所有来北京饭店的大名鼎鼎的人物。海伦在西山租了一座寺院，在那儿度周末，还带去一些仆人。这使北京的生活增添了色彩。我们同埃文斯·卡尔森和他的妻子埃特尔(海伦最好的朋友)在周末聚会中成了朋友。埃文斯后来成为二次世界大战中海军陆战队里“工合”组织的创始人，并把该词引进英文。在北京城里时我们同卡尔森共同的思想很少。他是交民巷警卫队的副官，我们喜欢在那里的游泳池游泳，有时留在那里过夜。 　　在7月4日国庆日使馆区①的游行中，埃文斯是人们见到的最英俊的军官之一。他善于与人交往，对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如此，后来遇到他们时(1937—1938年间)得到最好的证明。他是个斯巴达式的，禁欲主义的清教徒，富于美国人的友善和魅力，不必说，品行优良。他父亲是康涅狄格州一个公理会的牧师，埃文斯笃信宗教。但他还想知道得更多些，总是如饥似渴地探求着真理，可惜到死也没完全找到。他钦佩埃德，特别是埃德作为一个作家所取得的成就。1937年埃文斯读了《西行漫记》，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 　　埃文斯是第一个被斯诺婚姻的精神征服的人。我们夫妇间敏捷的思想交流和争论深深地吸引了他，也使他十分惊讶。他是一个行动家，并不需要人家推动他——但是在精神上，他非常渴望得到一些新的东西，帮助他对付当时混乱的世界。 　　“我多么需要埃德那样的婚姻呀!”若干年以后他说。他感到自己虚度了年华，他需要旁人来促使他思考和研究，从旁激励他。“别停止批评埃德，推动他，”他告诉我，“那是他成功的原因。” 　　埃文斯的问题在于他有一个完美的妻子。埃特尔漂亮，富于吸引力，对埃文斯忠贞不渝，甚至在他死后也不变心。她还是女童子军的组织者，有魄力，是一位模范的军官太太。她很大度，从不干扰丈夫去按她的意愿办事，总是为他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但是埃文斯不满意的是她不跟他争论问题，提不出什么新的思想。她很爱埃文斯，但埃文斯认为这不是他所需要的。他需要一个会说话的百科全书来弥补他缺少的正规教育，要同他讨论一切新的哪怕是“刚冒出地平线的”思想。 　　他天生是个指挥者：小时候就不肯听从妈妈的吩咐。埃特尔很尊敬他，但也有几分怕他。他不喜欢任何一种软弱，埃特尔就得处处象条“好汉”。在登山旅行中她努力跟上他那两条长腿。我和埃特尔一起在西山时，她已经怀孕了，在旅途中还要逞英雄，虽然感到了疼痛，也不敢向埃文斯说，结果是流产了。 　　在西山时有一天，埃文斯和我一起在柏树和银杏树林里散步。我和埃德都喜欢埃文斯夫妇，但这个周末他反对罗斯福和他的新政的谈论使我很生气。埃文斯正在义愤地攻击工会：“一个人如果不喜欢他的工作，他可以走，到别的地方去干，不能找这么些麻烦。他应该有骨气。” 　　我很少发火，这次却再也忍不住了：“你难道认为能象对待尼加拉瓜人那样对待美国人吗?工人不加入工会，不参加罢工就会象中国的苦力一样。工人阶级反对把他们当苦力看待，要得到自己的权利，这是美国最好的事情。我还不知道你是这样一位英雄，拒绝公正地对待人民，就是因为他们诚实、勤劳，想得到文明的工作条件。为什么不呢?别再说你是个基督徒吧，竟有这么可怕的思想。” 　　几年后埃文斯告诉我，以前从来没有人那样和他讲过话。“你第一次使我真正觉悟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谈话。我真没想到，一张娃娃脸后面竟然有那么多的思想。我决定最好回国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象你这样刚离开家门的年轻姑娘们能说出这些话来。” 　　埃文斯回国几个月后当了罗斯福的卫队指挥官，成了罗斯福总统的绝对崇拜者。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