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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四合院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北京是三十年代我们京戏似的经历的合适背景。这个城市始于公元前十二世纪的周朝，当时是燕国的都城。它是秦始皇帝毁掉的，就是在公元前221年修筑中国长城的雄主，汉朝末年被鞑靼人占据了两个世纪之久。以后唐朝统治这坐城市直到契丹人占领了它。契丹人于986年把它重建成有30英尺高，13英里长的城墙的城市，重新命名为燕京。 　　1122年，来自满洲的女真族人攻占这座城市并扩建了它。以后来了忽必烈可汗手下的蒙古人，忽必烈叫它大都，修建了很多至今犹存的建筑物，并于1267年定都于此——马可·波罗当时对它有过描述。 　　朱元璋1368年反抗蒙古人，建立了汉人的明朝。450年来第一次建都在南京，而“北京”只是“北方的都城”。明朝永乐皇帝1421年迁都北京(北方的京城)，此后，它一直保持国都的地位，除了1928—1949年，南京是当时的首都，而北京又被称为北平。1949年，共产党人恢复了北京的名称，再次定为国家的首都。 　　北京始终是帝国的边防地带，离长城只有35英里。北边是通向满洲草原的大门——山海关，西北边有南口关隘通往山区。这个城市在绵延90英里平地和农田，直抵北直隶湾的华北平原的北端。长城随着山峰起伏，象海拔四千英尺的峭壁。紫色的西山在薄暮中显现。 　　1933年，北京是一个墙内有墙的城市。街道是狭窄、多尘的胡同，两面是高高的，用砖或泥砌墙的庭院，只有紧紧地闩住的门是唯一的入口。墙挡住了噪音、尘土和强盗，使墙内的庭院同外界隔开，平房环绕在庭院的四边。也有几条宽阔的商业街道，例如莫利逊大街②(以第一个传教士的名字命名)、槐树成荫的哈德门大街。因为缺少木料，房屋通常是用砖块和泥巴墙建成的。 　　我们高兴地在城墙顶上散步。(几年以后，在1949年毛泽东将要坐在紫禁城里，他的政府将拆掉城墙，用它的砖修筑防原子战争的地下防空洞。)在有城垛的城门口，我们和宋哲元将军的士兵互相致意，他们用大刀和来复枪保卫着这座城市，每天午夜之前戒严，随着一声钟响城门就关闭了。 　　北京在东方是以警备得最好的城市而闻名的。交通警是高大、漂亮、两颊红润的山东汉，一副漫不经心的、友好的神态——至少是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外国人。我很少见到在上海常见的暴行，那里的锡克族巡捕经常在大街上用棍棒痛打洋车夫和苦力的脑袋。这个城市有自来水，下水道，电灯和有轨电车，主要的街道是碎石铺的。 　　我们租了煤渣胡同2l号一所只有中国人住过的房子，有自来水和电灯，没有电话。1933年8月10日，我给埃德的姐妹的信中写道： 　　……3月份我们来的时候本想找一所有家具的房子，但没找到，所以要了这所房子，不得不进行全面的布置……我很快发现北京的古董充斥市场，但是没有可用的家庭物品…… 　　我们有仆人住的三间房子和一个浴室，自己住的五间带洗澡间和厨房的屋子。房屋盖在院子的四周，象西班牙别墅，每一面都有高墙，院子的花砖地中间有一个小花园。……埃德占了一间厢房做“书房”，它是流行的爪哇式的，用蜡染花布做装饰…… 　　从3月份开始，气候极好，我们非常欣赏这个地方。小花园繁花如锦……橘树、柠檬树、石榴树、紫藤、丁香、棕榈树、松树、玫瑰。花匠带着栽培得很好的花草每星期来一次，价格便宜得令人吃惊，有时一美元(25分金币)能买一百棵。有时我们想变换一下，就把旧的拔掉，栽上一些新花。 　　上个月是我们的“晚宴”月，最后我们大家(包括厨师和侍者)都吃腻了。北京也有些人举行二、三十人的晚宴。尽管有不便之处，也碰上一些有趣的人，大部分时间我们兴致很高。(我们自己的宴会可以例外)北京保持了带有一点事就要请客的旧的好传统的最后一个堡垒了。 　　下个周末我们要远征去西山，在那儿骑着驴翻山越岭，沿途还要在几所著名的佛教古庙中过夜。(这是中国的旅店制度。) 　　我们每天上中文课，我现在认识差不多二百个汉字了。学中文不象人家说的那么难，这种表意文字很有意思。例如，一个屋顶下有一口猪是“家”，一个抱着儿子的女人是“好”，又例如，太阳和月亮在一起是“明”(也是聪明或明朝)。一个人站在一个言字旁边是“信”，或可以信任；“许多口”的意思是背后议论人。一只羊在我身上是“义”，门里有一个耳朵是“闻”，意思是听，等等。我们的老师是谦虚、文静的青年，穿着灰长袍，下面露出洁白的长裤。他教我们两人，一个月挣20块银元(大约合五美元)，他每天都来(除了下雨；雨天他不能出门，因为他住的那条街泥泞不堪，无法通行。)…… 　　埃德前几天过了生日——28岁……他非常渴望回家，至少做一次短期旅行去看望他的家属，他正盘算着今年秋天去。如果他的书获得成功，他可能与纽约建立起待遇优厚的联系。如果中国人和日本人强烈地反对那本书，他们也可能会促成此事…… 　　我们俩都很好(已经过了六个月仍然要好)而且是个相当温暖的小家庭。 　　我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鸡尾酒会。北京的女主人们有一条严格的规矩：不把合不来的人约在一起。但是我想一次完成我们所有的社交义务。以前，在持重的讲究外交的北京，从来没有过这样杂混的聚会。我不但邀请了日本人还邀请了几个中国人，很少有这么干的。被邀的大多数是男人，自然是因为缺少妇女。 　　当你从月洞门走进来的时候，阵阵香气扑鼻，有茉莉、繁茂的晚香玉，夹竹桃以及我能租来和买来的所有的芬香植物。小院子里到处是人，然后是起居室、餐厅，还有埃德的书房。屋子里的客人坐在椅子上活跃地交谈着。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离去——也不懂为什么我还得介绍在北京住了l0年或20年的老住户。鸡尾酒和点心早已吃光，最后留下来的两位客人仰望着浪漫的北京的星光那么不想离去，我只好邀请他们留下来吃晚饭。他们是C·沃尔特·杨和他的妻子格拉迪斯。他是写满洲和国际法的书的作者。 　　“这是我一生中参加过的最好的酒会，”沃尔特对我说，“在这儿遇到的人都是我很久以来就想认识的人，我们也真正地谈了话。” 　　格拉迪斯·杨饶有兴趣地参观了我的房子。她请我给北京妇女俱乐部开办关于室内装饰的课——我明智地回绝了。她喜欢我那明亮的，看上去十分温暖的起居室，其实更象一个温室，即使在冬天也摆满了花草：山茶花，栀子(我最喜欢的)，还有正在开花的橘子树和柠檬树等。我把这些花放在靠近窗户的地方，阳光透过它们照亮房间。 　　使这间起居室独特且引人注目的，是我设计的相当大的微型花园。一面墙上的玻璃长镜子下面，火山灰岩堆成一座山，周围有一条河。这条河有一个放水用的塞子，金鱼和小乌龟可以得到清水。岩石上长着小树，到了秋天，枫叶还能变色。 　　窗帘和椅套很协调：浅黄色的，带有粗线条的手工织品。我按现代派的风格，将各种颜色的大同心圆用重彩画在窗帘的四角上。 　　跟通常沉闷的古维多利亚式的北京装饰大相径庭的是由我设计，一个木匠制做的家具。这个木匠连一个英文字都不会说。家具是极端时髦的柳木制品，漆成绿玉色或黄色。我的半月形书桌周围有环绕着它的书架。桌面装有玻璃，贴着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格兰特·伍德和托马斯·本顿的画。这张书桌把中国的木匠吓了一跳，可是我只花了15块银元。我有几把精致的软垫椅，只花了五块银元，或一美元。 　　在北京，你可以设计你想要的任何东西，花的钱不比在商店里买的多。我过着豪华的日子。我还设计自己的带竹枝的银器。我喜爱中国的手工艺的特点。 　　在所有的东西里，我最喜欢的是美丽的，洁净闪亮的，金色的草席。它们是按房子的大小定做的，屋子的地面一般是冰凉的水泥或石头。夏天家家有一个大席棚(凉棚)，把一部分院子遮挡起来。 　　埃德参与了布置其他房间。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寒冷的大风天，我嗓子疼，很不舒服地呆在冰冷、空荡的房子里。苦力们开始来了，先是给我送来一个女式的马鞍，又送来瑞典白皮冰鞋。巨大的餐具柜和黑色的包着黄铜的混合的中国式箱子出现了。我满以为是我发烧影响了视力，特别是当那张最难看的，垫得太厚的椅子出现的时候。埃德走在最后，满脸得意的样子。 　　“我在一次拍卖中几乎没花什么钱就买了所有这些东西，”他说，高兴得喘不过气来，一面坐在那张陈旧的大椅子上。“一个法国公使馆的人回国了。” 　　幸运的是我的嗓子疼得说不出话来。“把这些黑家伙放到餐厅去，”我写给他，他高高兴兴地去指点如何安放它们。 　　我们的法国公使馆式的餐厅是正规的，挤满了这些死气沉沉的家具。里面唯一使我满意的东西是我从旧货店找到的长餐桌。我为它买了一条漂亮的手工绣的桌布，花了大约10美元。(我后来在纽约看到一条类似的，要650美元。)我买了柳叶花样的盘子，还添置了我自己设计的柳叶花样的蜡烛台。 　　装置整所房子的全部开支大约是lOO美元，或400—500块银元。我们在北京期间，每个月日常生活费用是50美元——而且生活得象王子一样。一个月伙食用80块银元，合20美元，包括正式规模的宴请。外汇兑换率有了改变，我们花得就更少了。每个月房租15美元，两个仆人八美元，中国家庭教师费用五美元。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