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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神秘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老中国通的秘诀基本上是英国式的。要有狗、小马、英国茶(绝不是中国的)，任何时候，就连在家里也得穿戴整齐(不是时髦的)，你始终得保持“面子”，对仆人也一样。 　　一个月有200美元，你可以生活得象个皇族。“体面的北京派头”意味着租一座满族人的王府，有古玩摆设，有众多训练有素的仆役，宴请名流。周末，你在西山租下一座庙宇；在跑马场得有一个马厩为了玩马球、骑马或赛马；你可以在北京俱乐部里打网球；在狗的展览会上展示你的狗。 　　我赞赏英国的礼仪和裁缝，不赞成英帝国主义。为什么美国人是老二而不能做老大?我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年轻的美国，仍然在继续着1776年的革命。 　　你在北京可见到从世界各地来的旅游者，在旁人的茶会上见到他们是有趣的，可是当他们带着介绍信来找我们，要我们给他们到各游览点去当向导的时候，可就真是烦死人了。 　　在这里得遵行使馆的习惯。英国人总得穿着礼服去赴晚宴，象埃德这样的美国人，只要有可能就摆脱这种礼仪。除了星期天，妇女们外出赴晚宴总是穿长礼服，有时在家也穿。到使馆去参加鸡尾酒会或喝茶，也得穿长衣，女主人总是穿长衣，喝茶的时候也一样。 　　长衣裙有用处，即使上身袒露，两腿却是暖和的。有供暖站给暖气，但英国人激烈地反对，家庭通常使用煤炉和壁炉。 　　日常随便穿，女人偶然地也穿短裤，但从不穿长裤。我有一套海滨浴衣，裤子又长又宽——在北京是少见的奇装异服了。 　　招待会是频繁的，可是除了旅游者外，你遇到的就是经常遇见的人。我们每天下午喝茶时有烤饼、蛋糕、小面包或三明治，这是旁人可以随便来访的时刻。我想做北京的瑞加米③夫人，结果呢，我的沙龙里到象是《艾丽斯梦游奇境记》里的茶会了，尽是说着不同程度的蹩脚英语的中国人和很少的外国人。在八点或八点半以前是不开晚饭的。 　　大约有700美国人住在北京，其中有教师、传教士、医生、护士、汉学家、商人、艺术家和家庭主妇，另外就是使馆人员和海军陆战队官兵(美国仅有的骑马执行陆地勤务的水兵)。不过，这些美国人中只有大约不到50人是属于北京“社会”的，他们围着使馆和女主人们转——主要是“露西婶子”卡尔霍恩，以前驻中国公使的遗孀，《诗刊》杂志的创始人，哈里特·门罗的姊妹。 　　如果你生活在北京，你就是“俱乐部”里的，因为一开始你总得是个象样的人。在北京你不可能挣到多少钱——除很少几个薪水很低的以外，都不得不靠其他财产的收入。“对路”的人们宁愿住在北京，不到别处去挣大钱。实际上，由于物价便宜，他们过着高水平的生活。外国使馆是被派到南京政府的，他们也照样留在北京这个迷人的地方，南京让人难以忍受。 　　外国人通常吃西餐，厨师们都当过旁的厨师的学徒，经过训练的。不论到哪里，食谱都差不多——一种法国菜和英国菜的混合物。水要煮开了放在冰箱里，池塘和河里的污水结的冰很脏，把黄油放在上面都是危险的。 　　我们吃各种蔬菜和肉类，不吃生的色拉——防止痢疾。有些外国人把生菜用高锰酸钾冲洗后吃，我认为仍不安全。我让厨师用这样的方法洗水果，我们只吃能削皮的，或是煮熟了的水果。即便是削皮，刀子也可以把细菌带到果肉里。中国人使用人粪做肥料，容易传染疾病。埃德在上海得过赤痢，我和他在北京的那几年都没有得过(1937年我在延安得了一次)。出生在中国，长期在那里居住的人，对于痢疾和其它疾病有某种免疫力，但也不是绝对的。生活在亚洲的外国人，几乎经常忍受着痢疾溃疡的折磨——最后常常是要做手术，切除大段肠子，这是未经传播的英雄故事。 　　我的健康因缺少维生素逐渐衰退，我没有象我丈夫那样吃许多鸡蛋或喝罐头牛奶。在1938年以前，我没有听说过有维生素胶囊。 　　一切舶来品都是奢侈品。吸美国纸烟每月要花20—25银元，而我们的房租只要50—60银元。这样我们仅有的外国嗜好就是我丈夫坚持的：骆驼牌香烟，马克斯韦尔咖啡和吉列牌刀片。 　　除了罕有的时刻，我不吸烟，不喝咖啡，不喝酒，不为我自己买什么进口货。我从来不敢碰一支骆驼牌香烟(1935年我开始吸烟了，但只吸洋车夫吸的哈德门牌烟，一角钱一包)，我不能用新的吉列牌刀片——我丈夫说，我如果有朝一日需要一把刀片割他喉咙或我自己的血管的时候，我应该用一个旧的，不那么锋利的。他有一个日本发明的磨刀片的器具，刀片可以用得长久一些。 　　我发现我的厨师反复地使用一个马克斯韦尔咖啡罐头，装着商店里磨碎了的，便宜的咖啡。这种咖啡又好，又新鲜，我丈夫不知其中的差别，而食品商的索价少多了。少量的“揩油”到处都有，你不得不支付，还得满不在乎。 　　埃德主要是喝白干酒，一种很有劲儿的中国酒——我们也用它引壁炉的火。伏特加同柚子汁混合成的一种饮料既便宜，又有劲。我们认识的大多数人只喝威士忌和汽水，我们请客的时候我丈夫就去买。几瓶酒几乎要付相当于房租的钱。 　　在北京，晚餐至少要有两种酒，甜味白葡萄酒和红酒。我们得遵守这个习惯。不过，一个朋友约我去买了在城外的法国修道院酿造的酒。珍妮特·休厄尔和我常坐洋车满载而归——红、白葡萄酒、家常佐餐酒、黑莓酒、烈性酒、薄荷酒，足够用很长时间。回家后，就象我的厨师利用马克斯韦尔咖啡罐头那样，我把酒倒在昂贵的、进口的酒瓶里。有些是陈年名贵的酒，都是内行酿造的。牧师们总是喝葡萄酒，这些都是他们自己储藏的，也供给在中国的其它修道院。以美元计算大约15分一瓶；即使是香槟酒也只是两倍价钱，这个价格的香槟酒我觉得不错。来旅游的美国人认为我们的酒窖妙得不可思议，直到我道出了酒的来源。 　　我由衷地赞成英国人的一个习俗，爱狗和马。我们的狗是白色的，漂亮的。它的名字叫戈壁，原因是它的祖先来自沙漠。它是从内蒙古来的一只小狗，被瑞典考察家斯文·赫丁带到北京的。有人告诉我们它的祖先是中亚细亚产的灵*(左犭右是)(一种长腿善跑的猎狗)，所以戈壁是最古老的品种。 　　戈壁来的第一天就看守了整个宅子。夜里，它占了埃德那讨厌的、法国使馆的、垫得太厚的椅子；白天，它一定要睡在我们宽大的、铺着真丝床罩的鸭绒被的床上。我们用两个高尔夫球棍和两个网球拍把被子架起来，可是它象猫那样地把它们抓掉了。象一个中国设计者一样，戈壁总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占用一个空着的地方。我给它裁制了一件黄褐色的驼毛外衣，到了冬天，它在外衣里欢腾跳跃着象个赛马会上的得胜者。 　　在户外时，我总是用皮带拴住它走。1936年有一天，在一条胡同里，一只丑陋又凶恶的德国牧羊狗突然袭来咬住了它的喉咙，撕破了它的气管。我从跟随德国牧羊狗的人那里抓过了铁口套，猛力地狠打这只大狗的鼻子。它蹲下转过来扑向我，管它的人揪住了它的项圈。出于本能，我象一道闪光似地跑上去把口套给它套上了。一帮中国人围着，没有一个帮忙的。这是老习惯：他们怕被人疑为要对发生的事情负责——此外，他们被外国狗吓坏了。不久，我发现这只牧羊狗是一个富裕的中国人家训练的用来防盗的。他们对于它的功绩感到骄傲，他们希望这条狗的本性能公开张扬出去，没给它戴口套，是不是希望看一看同戈壁打架? 　　我从没有这样受过惊。戈壁的整个胸膛被撕裂开了，它的身子肿胀了起来，不过，兽医把它治好了。 　　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劳伦斯·索尔斯伯里和埃德蒙·克拉布在那里有职位。我的特殊的朋友是驻天津的领事罗伯特·沃德。他不时地来拜访我们。他受斯诺婚姻的电磁场的影响，渴望同人们谈论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那时候“语言学校”的小伙子们在10年左右之后，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因为他们向华盛顿报告了事实，而不是象通常的让人打瞌睡的公报。 　　1935—1938年约翰·斯图尔特·谢维思是在北京的语言专员；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的史迪威是1935—1939年的军事专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史迪威是派给蒋介石管军事的美国人，他故意置身战事之外，“坐山观虎斗”。应蒋介石想摆脱这位有经验的老中国通的要求，华盛顿撤回了史迪威，这个时刻标志着尚未形成的“美国世纪”的死亡。它证明了美国人从来也不能驾驭他们从汉城到西贡的傀儡，也不能阻止几亿美元无谓地浪费于贿赂和大规模的破坏，使美国人在全世界遭到憎恨和轻视。 　　几乎所有的老中国通必需被中国说客团——麦卡锡审讯者清除掉，美国才能于1945年以后转而在亚洲推行浪费的、无能的自杀政策。 　　北京是来来往往的学者和学生所到的首要地方。其中约翰·K·费尔班克④不但被认为是中国问题学者之“王”，并且象他的杰作《美国和中国》⑤所显示的，被认为是这方面的头号学者。约翰有真正地诚实的思想，能从各方面收集事实——因而他也受到各方的抨击。1933年，他和威尔玛结婚，象我们一样。 　　赫利·克里尔正在为他的杰作《中国的诞生》研究甲骨，可是他没有学过人类学，不懂得他发掘的东西。他对于过去和孔夫子主义是崇敬的。我记得有一天请他和顾颉刚一起吃午饭，发生了一场大论战，顾一点也不尊敬古老的学问。顾颉刚是一位著名的有批判眼光的学者。他是我们在中国结识的最有吸引力的朋友之一，思想正直、进步——这在中国比在旁处更难能可贵。 　　以前德国的青年领袖卡尔·威特福格尔和他的夫人奥尔加·朗因希特勒的上台而流亡，受过欧洲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训练。他被说成是托洛茨基分子。他就算研究过人类学，但也没有理解。奥尔加为耶鲁大学出版社写了《中国的家庭和社会》，在这方面是首创。卡尔受过纳粹的迫害，他的头脑和客观性遭到了损害，纳粹强迫他赤着脚清扫厕所，侮辱毁坏他的人格。 　　没有一个学者同意另外一个的意见，我哪一个也不苟同。我认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掌握了了解古代或现代中国社会的钥匙，不过他们积累的资料是重要的。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