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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拉·德·查尔丹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1933年初的一天，我穿着靴子下乡查找资料，回到家时，我的丈夫正招待三位生客喝茶。一个是住在巴黎的美国考古学者艾达·特里特小姐同她的丈夫保罗·瓦扬·古久里。古久里当时是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另一位是他们的亲密朋友，法国耶稣会的教士泰拉·德·查尔丹⑥。由于他的异教邪说，查尔丹被流放到中国，只允许他出版古生物学方面的著作。(1928年12月，他和一些中国人在离北京30英里的周口店山洞里发现了北京人——泰拉告诉我，是个女的——。)我立即同客人攀谈，他们在我家吃过晚饭，一直呆到泰拉已来不及回到城外他的修道院去。 　　泰拉生有一副罕见的漂亮的身材，高高的、瘦瘦的，真是运动员的好体型，健康和精神非常好——他并不是没意识到自己的身材的。他那带有高贵家庭出身的气质的英俊的脸上，由于在牛车上、骑驴子和小马从事野外和考察，留下了风雨肆虐的印迹，富于幽默和敏感的蓝灰色眼睛，两角爬上了细细的皱纹。他喜欢坐在椅子边上，抬着头向谈话的人眯起眼睛，总是在注意和期待着。 　　后来我发现，泰拉从见面伊始就对他特别喜欢的人划出一个神奇的圈子。从那第一个下午，埃德和我都觉得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撞击是双重的。两个圆形同心地互相转向对方，但没有达到一个共同的中心。泰拉的震动出自个人，一个从深度的自我修养形成的高度发展的富有磁力的个人。另一个是带电磁场的阴阳圈，我想它的电磁场是“婚姻的力量”。 　　在1933年，我们的中国式小宅院里，星球和星球间的联接并不只是我的想象，艾达同样感受到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没有再见到艾达。那回是文艺评论家刘易斯·甘尼特为她和巴黎的珍妮特·弗兰纳设晚宴。艾达在战争期间被困在布列塔尼⑦，苦难和幻灭使她的脸面布满了难看的，挺深的皱纹；似乎是由于愁苦，她变得茫然了。除了少许的回忆，她仇恨苏联和其他一切。 　　“在北京的那个下午是我一生中一个最精彩的片断，”她说，“真是欢乐啊!那天，我们是多末年轻又多末快乐——我们觉得我们四个人占有整个世界——那时，我们有了所有的答案。过后，好几个月里每想起来都感到我又成了少年似的。那时候，咱们多末喜欢泰拉啊!” 　　现在，她觉得她已经失去了一切——什么都没有了。我们相见，正是希特勒刚在德国掌权，罗斯福在美国当政的时候。泰拉因他的在西班牙的朋友把天主教与政府分开很是激动；这向他证明了教会结果站在正确的一边——正是他那时所梦想的。“那时候世界似乎是复活节早晨的太阳，不但是对泰拉，对我们大家也是这样，不是吗?我们认为希特勒不过是裱糊匠!”艾达说。 　　“泰拉是对的，”我告诉她。“马克思主义不够，社会主义也不够。我是奥利弗·特威斯特主义者⑧，我要更多的。为什么受限制?我们什么都要，还要更多。” 　　“我们大家都要更多的，”文艺评论家刘易斯说，“可是，我们要什么呢?”他指出，艾达和珍妮特在法国曾居于职业的顶点，居于全欧知识界领导层之中。现在他们是悲观的占卜者。他想中国一定有些什么，能以产生一个象我这样的波利亚纳——“你似乎还是精神极佳，可是中国被糟毁了。你似乎认为它依然是最有希望的地方!” 　　我告诉他，并不是中国产生的。我在1931年把波利亚纳主义带到了中国。是在我的骨髓里的。不过，有了在中国的经验，你就永远不会忘记事情可能要坏得多。我从来不是那种爱唉声叹气、爱抱怨的人，如果有时我想发点牢骚，我就想起在延安见到的一位朝鲜人。没有谁能象他那样生存下来——而，当他快要死去的时候，仍然充满了已经解脱了幻想的人类精神，这正是泰拉一直追求的东西。我说，“纯粹的精神战胜了一切。” 　　(刘易斯给《纽约先驱论坛报》为我写的书《阿里朗之歌》⑨写了书评。他不相信，认为是虚构的。艾达也不会相信的，但是泰拉会认为这证明了他自己的理论。这个朝鲜人丧失了一切，但他赢得了他自己的“灵魂”——虽然他没有用那个字。他觉得他是“上帝”，因为他能够命令自己，这是对人类本性的局限性的胜利。) 　　泰拉受过巴黎的亨利·伯克森的影响，特别是他的著作《精神的活力》(1919)和《创造性的进程》(1907)，但他决心要找到一个地方，使基督教义是在“创造性的进程”之上，而不是在它之外。 　　源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泰拉相信人是可以无限完善的，女人更是这样——他总是说女人是比男人更高形式的进化。耶稣是“人的儿子”成了“上帝的儿子”的范例，泰拉在自己的生活虽努力模仿耶稣。他进行着人类最大的挑战和冒险：使用意识，使用“思想的力量”，去变成“上帝”，从而命令宇宙。在他看来，变成上帝是人的本性，人的特殊现象，是自然的达尔文主义进化的一部分。 　　我曾被泰拉的信徒们以一种使徒后代的精神感动过，只是因为我是曾经感动过他的几个人之一，埃德和我常常同泰拉到北京的古城墙上面散步。带着我们的猎犬戈壁，我们爬上前门城楼，走到箭楼再往前就是古天文台。我们有时从设有箭孔的箭楼向外观望城市的灰砖屋顶。我们三个人走着走着感到很孤单，彼此很亲密。 　　城墙上行人绝迹，静悄悄的，城楼上的燕子和蝙蝠逗得我们的狗不时高兴地追逐起想象中的狐狸精来。泰拉给我拍了一张照片，从天文观测仪严肃地眺望世界的屋顶，我一直保存到现在。为什么泰拉带我们到古城墙上来?为什么他叫我们看三百多年前他的耶稣会的神职人员建筑的天文台呢?为什么是这两个美国人，而不是两位年轻的法国人或英国人——或是中国人呢?他是象征性地把法国权力的智慧女神转交给在东方的年轻的美国，不是出于愿望和意志，而是前兆。 　　我们经常把臂肘撑在北京天文台的栏杆上，站在那里，长时间地思考着。泰拉说明了耶稣教会第一个打开东方所走的路子——现代的传道者圣弗兰西斯·哈维尔1552年死在东方，还有马特欧·思奇，十七世纪曾在中国宫廷讲授天文和科学，现在在二十世纪，泰拉在考古学和史前学方面做研究工作。 　　泰拉是一个真正的耶稣会会员，严格地按照教义的规则生活；他要求有自己思考的权力，但不表现出来，更不发表。我原来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跳出教规，后来我明白了，那是他的影响的根源。他要从内部取而代之，不做持异议的新教徒——这样的人很多，而象他那样的，只他一个。 　　他很理解撞击下的力的原理——这是各教派传教士们过剩的心灵和物质的能量的古老源泉。他喜欢女人胜过男人，许多女人崇拜他。他可不是那种违犯贞节誓言之辈，他把力量积攒起来用于其他方面。他对待女人的态度是非常法国式的，很有魅力，教养出来的魅力。他告诉我：他同他的姊妹们很亲近，一般地说，喜欢美国妇女胜过欧洲女人，因为美国妇女是解放了的，比较地更有意思，更有教养，更接近他的水平。 　　在我看，他是典型法国式的，特别是他的外表和仪容。他热爱法国，总不忘记自己是从巴黎被流放的。他特别喜欢佳肴美酒，有趣味的聊天，迷人的(不是漂亮的)女人和上层社会所有令人愉快的事。他不是圣徒，不是隐士，不是禁欲者，而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耶稣会会员，相信人也是精神的动物，而且是唯一的一种。 　　1881年5月1日他出生在法国的奥弗涅。在他52岁我们初次见到他的时候，泰拉正处在生活的最主要的时刻。他是沃尔泰和巴斯加的子孙，决心去寻找宇宙的逻辑同时又保留宗教的神秘性。泰拉告诉我，不是他自己选择当传教士的，是他的家庭的命令。 　　他在中国和东方呆了25年，1923年到爱弥尔神文研究中心工作，从那时起到他死后，他不但被禁止出版科学报告以外的著作，也不能传教。 　　泰拉为了自我生存，不能不发展精神力量。在世界上他是孤零零的，但他不但相信上帝和耶稣牵着他的双手，而且相信他自己就是耶稣的另一个化身，因而也是上帝的化身。 　　据说，泰拉最初的贡献是：“精神”自然而然地从身体和脑子的高度发展产生；三者不是单独的实体而是一个整体的有机部分：“灵魂”并不独立于身体之外，而是由思想的高度修养中发展出来的。我自然是完全同意这些的，它解决了对我曾经似乎是不合理的一个矛盾。它是同古老的天主教的观念相对立的。那种观念认为“圣者”能神圣地从疾病、无知、愚钝中发展出来。它也同那种认为麻痹了肉体和思想可以从而分离出“精神”的印度宗教哲学观念相对立。 　　显然地，不能在同一时刻发展那三种东西，只能一个接一个。沉思冥想对“灵魂”有益，打网球对身体有好处。病态的、软弱的精神可以从一个饥饿的身体和思想中产生，但这并不是象毛泽东和泰拉所具有的那种可以使世界天翻地覆的精神力量。 　　泰拉拒绝德国人奥斯瓦德·斯彭格勒的“西方在衰落”的理论。我们三个人都研究过这个理论，(我在美国就读过，打定主意到东方来看看，东方是否有什么我们在西方缺少的。)泰拉对西方文明有绝对的信念，认为它的生命冲动是基督教义，不是科学。他全然拒绝东方的各种哲学和宗教，劝我不必浪费时间去研究——这让我感到他狭隘、执拗、有局限性，我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直到1945年扔下了原子弹，我才发觉泰拉的目标的重要性。他是要向天主教思想打开科学之窗，让科学懂得基督教伦理，同时推动人种向更高一级进化。 　　埃德和我是美国民主的典型产物，我们都喜欢它。我们不能承认任何人是没有管理自己的能力的，不管犯过多少错误。 　　泰拉是主张杰出人物的。他不认为中国或印度或旁的殖民地国家有能力自治，虽然他不是列宁主义概念中的，甚至也不是教会概念中的帝国主义分子。在他看来，帝国主义不过是西方文明向它的终端进军的长过程的一个阶段，象其他的主义，如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样。他是反对法西斯的，但认为民主即将灭亡。他认为共产国际是笨拙地模仿了国际耶稣会会员网，而各地的共产党，同地方的耶稣会相似，袭用“为了一个目标采取任何手段”这样的政治伦理。他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也不反共或反苏；他认为他们幼稚，不及基督教社会主义，就象是不懂得基督教精神和伦理的科学。他认为他自己是比希特勒还坏的“法西斯”型的镇压的牺牲品，这种蒙昧主义就象多少年以后的麦卡锡主义带给美国的一样。他是反法西斯的，因为法西斯主义是反对基督教的，又是禁止人思想更禁止出版的暴君。泰拉不是旧的耶稣会教义的一部分——他反对它，形成了上帝的选民的“新基督教义”，而不局限于基督教旧的含义。 　　在1936年以前，除了少数几个中国人外，只有他可以同我们议论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聚集力量的——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类重大的有争议的题目，还有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的一些事情。按外交习惯，争论是禁忌——不过北京也没有人对这些新的、未知的问题发表什么见解。谈话真象是洗盘子水那么乏味。 　　在北京的晚宴上，你不能议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而六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了。议论这些复杂的观点是我们同泰拉之间的家常便饭。1935年12月9日的“革命”，埃德和我都卷入了学生运动，那时候他不在北京。他在法国三个月，又去了印度和爪哇，1936年2月或3月才回北京，到我们家来吃过午饭。学生运动使他震惊，使他高兴，虽然没有多少在法国受过教育的学生参加运动。 　　我把我在爪哇找到的一个小的黑色的寺庙木俑——一个有尾巴的猿人送给他。他说很喜欢，从没见过这样的猿人雕像，一个“爪哇人”。午饭后，我们又沿着城墙散步，城墙离我们在箭楼附近的房子只是几步之隔。1936年我们可谈的话题很多。希特勒在前一年已下令征兵，10月，意大利占领了埃塞俄比亚。1936年3月，希特勒占领了莱茵州。 　　在这个黑暗时期，泰拉的天际边最光亮的地方是西班牙的共和政府，那个1492年古老的探险者和哥伦布航海时的堡垒。泰拉为什么总是坚持：“到了适当的时候，你会明白天主教会是站在正确方面的”，原因之一就是西班牙。他的意思是说它站在社会主义方面，而不是法西斯主义方面。1936年7月17日，佛朗哥发动反对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叛乱，在1939年初得到意大利和德国的支持，而“民主派”们眼睁睁地束手无策，叛乱得逞。 　　1940年6月被占领的法国同德国签署了停战协定。法国的灵魂一直没有从这次深重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但是，正是这次瓦解泰拉主义和新的灵魂的出现打开了道路，犹如白桦树从森林之火的灰烬上生长出来。 　　所有我认识的人中，有两个人后来变得最为重要。他们几乎都被神化了。毛泽东成了革命的亚洲的化身。泰拉·德·查尔丹成了欧洲文明的精神，基督教义的终端，也许是迄今缔造人的最高形象。 　　对于泰拉，我成了某种实验观察的人，让他把他的复杂的哲学在一个朝气蓬勃的、非宗教型的思想上进行试验。对于毛泽东，我是一个年轻的美国人正在寻求真理——面对着中国的各种矛盾，他给我作了解释。 　　我看见了泰拉和毛泽东哲学相会的终点，在那里，对立融合为一致。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