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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堂吉诃德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我向中国人叫做封建主义的东西斗争了一年，完全失败了。这是我从来没干过的蠢事，也是我第一次跟真正的中国的社会打交道。 　　我们1933年到北京。第一次从北京饭店走出来的时候，从一长列等候的洋车里，走过来两个洋车夫。我想如果能按照美国“穷孩子干得好”的传统，抬高他们的生活地位，那一定是有趣的。所以我雇了王作我的私人包车夫，工薪每月不到五美元，我又训练沈一培当头号家庭仆役。我从一个朋友的头号仆人那里找到一个厨子——起初，他表现得很好，直到他挣足了钱要维护“面子”。我多给每人一些钱，因为我没有雇“苦力”。 　　老中国通们警告我：你不能这么办，你不能破坏制度，那是从第一号、第二号一直排下去的等级制。如果没有旁人的头号仆人担保，你就不能雇任何人。所有的中国人宁愿饿死也不肯在原来是个洋车夫的人手下干事，那是丢脸面的。外国人雇佣的仆人有一个有组织的网，除去网内的人，新人是进不来的，层层都要酬金。这是一个完整的保证人的链条。 　　那些周游世界的阔太太们认为北京实行的佣工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你应该有一个第一号佣工；一个由他担保了的厨子，他手下有一个不挣钱的徒弟，做厨房里所有的力气活儿；由第一号佣工担保的苦力，干所有的力气活儿，如打扫房子，擦洗地板；还要有一个洗衣服的阿妈，至少是半天的。这些是最低限度的，“露西婶子”卡尔霍恩有一大队仆从。 　　沈一培能说一点英语，当过排字工，陷入了贫困又失了业。他相当瘦弱，我想他需要一个室内的职业才好生存下去。 　　王很高兴送信(我们没有电话)，他出去的时候，附带训练我们的猎犬。他强壮、懒惰、可爱，白干儿酒使他脸面发红。后来才知道他不但有田产，有四辆洋车出租，还有两三个老婆。他极力避免听沈的吩咐，厨子也是这样。 　　预计厨子会“揩油”，不过太过份了，而女主人和头号仆人还容忍，是丢脸的。 　　我发觉有一种要压我，赶走沈的消极的抵制。我叫沈辞掉厨子，让他再找一个，但是没解决问题。 　　“我没有‘面子’，”沈解释。“要想有面子我得有一个苦力，头号仆人是不干力气活儿的，他得支使苦力。你不如减我的工资，雇一个苦力要好些。我自己不需要一个苦力，当然不需要，没有法子啊!” 　　“只要有愿望，就有法子，”我固执地说。 　　在我们这个小家庭里，没有超过一个仆人的活儿，这是不必说的。每天花上一二小时，我自己就可以做全部的家务，仆人们大半时间是坐在那儿同前来串门儿的朋友聊天。珍妮特·菲奇·休厄尔只雇一个头号听差和一个厨子，在上海也是常有的事，可是没有象我想要作的那种安排，除掉担保系统内的，你是不能随便提升人的。 　　人们告诉我，给头号佣工找一个苦力也没有用，因为他是家用的苦力，也不会听从曾是洋车夫的人的命令的。给额外的工资也没有用，他们认为你是个笨蛋，你只要付工资，不多也不少。你只要换掉沈，什么都好了——象钟表一样。你的仆人们在城里很丢脸，因为他们在一个拉过洋车的人手下工作。 　　全中国的外国人都喜欢他们的仆人，让他们享有一个快乐的家庭的环境。不过，大概不会有别人不严格遵守“制度”，那是一个基于蔑视人的劳动形成的等级制度——又不完全象印度的贱民。自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很少外国人遭杀害，如果他们被害，往往就是因为厨师丢了脸，用切肉刀干掉了轻信旁人的雇主。 　　我想连毛泽东也未必能使我的仆人们尊重体力劳动。(在六十年代，他确是强迫上层“受过教育”的人到田里去学习，至少要让他们懂得那支持他们在上层生活的体力劳动是什么样子。) 　　我冒险破坏了全部的、完好的北京经验，进行了一场愚蠢的女堂吉诃德同风车的战斗。只要辞掉沈，适合的做法是请“露西婶子”的或者是美国公使馆的头号听差“担保”，只要有两个仆人，就会顺顺当当地有一个安适的家庭。这一切，我一上来是知道的，可是我奋斗了一年。原来我还打算训练沈当另一家的头号佣人，不留在我家。 　　最糟的是，除了原则上的考虑之外，我非常想辞掉沈。为了教他做他的工作我已经操够了心。每次有客人来，总碰上沈做出奇怪的，使我们大家都尴尬的事。这类的担心没完没了，埃德对我的固执的试验也不同情。 　　我替沈难过，我个人既不喜欢他，也不讨厌他。他的妻子和孩子常生病，负了许多债。仗着在“富有的外国人”那里有一个好的新差事，他借了新债还旧债，在“告急”的时候，他也经常向我借少量的钱。 　　那一天，沈跟大家说他新添了一个儿子，为了操办祝贺的喜宴，他要预借一整月的工资。 　　“小姐，我本不愿这么干，”沈泪流满面地向我解释，“我妻子的娘家坚持要宴席，我要是不办一桌酒席，就丢面子。在我有一个好差事的时候，我就得花那么多钱。” 　　“要是你不再有好差事怎么样呢?”我问他，预感在我和沈的关系已到了最后关头，再加一根稻草骆驼背要折了。 　　沈看上去很惊讶：“自然，我就没有钱了，更没有脸了。” 　　“好，告诉你媳妇的娘家，你一身是债，还这么愚蠢地花钱，就为这个，你丢了差事。” 　　我为了想改变五千年来中国的做法，简直是筋疲力竭啦!“你今天就得去找旁的差事。” 　　我留下了沈，直到我们搬到一个小村庄去住。自然，他或我都没能给他找到工作。1934年3月26日，我们接到他一封信，说到时常怀念和记忆我们的“慈颜”和“厚道”，并想知道是不是可以再来我家“当差”?…… 　　沈坐洋车(不是拉车)到五英里地外来看我们，乞求工作。到了这时候，我已经懂得中国人的种种，我能用没有表情的脸回答他：“没有法子。”我已经雇佣了全班新人，由一位燕京大学教授兰·塞勒的头号听差担保的。我再也不想去同那个制度纠缠了，我再也不敢低估“苦力”就它而论在中国的力量了。我尽最不用洋车夫，我们买了两辆日本的自行车。 　　同样的严密的担保——责任的网在全中国都存在，不仅是通过家族关系和宗族系统，在大城市里还通过帮会，控制着给外国人服务的职业，层层把关的要给贿赂。正是这个制度使中国文化生存了两千年以上，个人实际上并不存在——个人只是那个链条中的一个环子，在链条之外，或者同它发生矛盾，就不能生活。连乞丐和强盗都必须把钱送回家去，华侨也这样。女人和孩子实际上是处在家庭奴隶的地位，儿子是用作老年的保险的。孝道是严格的孔夫子的规矩，中国共产党把它变成了政治的虔诚。 　　几乎不可能改变中国，但是一旦夺得了权力就容易保持。共产党从上到下接过来这种担保制度，同时清除掉陈旧的孔夫子的任人唯亲，把青年放到领导岗位上，或者至少形成一个老、中、青三结合，保存了古老的宗族制度的残余，加上新的，组织得很好的社会主义的担保制度便创造了在这个星球上从来没有人设计过的、强有力地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单位。在农村公社，百分之三十到七十的社员是一个姓氏，其余的是与之联姻的女方家族的。 　　这意味着阶级界限不但被模糊了，而且被这种从上层到底层都装有垫褥似的各就其位，犹如脊椎是被软骨的圆盘垫住就位一样。这样，阶级界限被中和了。整家整家的或整家族的人成了共产党，另外一些则成了反共的。例如，毛泽东带领他的一家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他在家庭中没有分得财产的地位，他就很难生存。 　　在旧制度下，每个中国人都有他恰当的位置，有向别人提出要求的权利。贫困或财富都是从上到下分享的，成为担保制度的一部分。一个富裕的叔父给他的侄儿和儿子们订亲，他们得养他老，养他一家作为报答。土豪，有罪恶的地主，就是拒绝同他的穷亲戚分享财富的——当然，他如果那样做，不要多少时日，他就会降到他们的水平了。地主如果对家族不遵守孔夫子的担保制度，在村子里会丢面子。 　　这一切我是不容易弄懂的，因为我没有读过人类学——但是在北京、莫斯科和华盛顿这些地方它是必读的。我只能用困难的办法学习，自己去把拼图玩具拼在一起。最有益的是研究鲁迅的著作。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人，在中国仍然比其他文学家受到更多的尊敬。他的《阿Q正传》描写了老观念的“面子”，他的全部作品都是讽刺孔夫子主义的。 　　我从对翻译的编辑工作中得到许多有意义的观念。例如，你会读到一个悲剧的，快要饿死的人物想要自杀，接着，就会出现以下的老套套：“我决定派我的使女到天津(或上海或香港)去找我母亲的叔叔求援，才解决了我的难题。”共产党人也象旁人一样地这样做。一个人尽管自己没有钱，总得有人伺候他，替他干体力活儿，而叔叔总是帮助他的。在我学习人类学之前我不懂得这是古代的父系家族制度，在旁的地方也通有的母系制女族长裙带的密切关系——母亲的兄弟也有责任，它是婚姻制度的一部分。 　　毛泽东就是外婆家帮助他上学的。他外婆家住在湖南湘多县，那儿每个人都同中国最高贵的侯爵曾国藩有关系。 　　西方人认为许多中国旧习惯是恶劣的。例如，为了让其他孩子吃饱，有时候溺死女婴；如果一个人溺水，没有人伸出手去救他，怕要对他的将来承担责任；还有，谁也不应该干预“命”或命运。我的头号仆人沈的事，他和他妻子的娘家指望我长期帮助他们一家——只因为我把他从注定要当洋车夫的命里拖了出来。 　　人们只有经历过充满了迷信和残忍的僵化，落后的制度，才会赞许共产党人在最基层改造中国，所做的非凡的进步的工作。人们只能根据中国自己的过去评论中国，不能根据什么旁的标准。“为人民服务”这样一个简单的童子军口号，在实践中打破了整个孔夫子主义的任人唯亲制度和要求有“担保”才能帮助旁人，特别是帮助一个不相识的人的制度。 　　中国缺少任何形式的、最初步的自由，令我感到窒息，可是中国人喜欢它，因为对他们这意味着从摇篮直到入墓终身的安全，至少对于那些经济小康的家庭和家族是这样。 　　我在沈身上做的执拗的错误的试验，是由于我对中国的无知。用英文写的关于中国的书，没有多少帮助——埃德和我对其中的多数都看不上。我们感到惭愧，离开中国的时候对它的真正的问题懂得这么少。我们为什么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在1936和1937年去访问中国共产党人，这也是一个原因。我们认为，了解他们不但对于我们，而且对于西方和全世界都是重要的。没有其它的途径可以了解他们的真正面目。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