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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文学和革命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我们到达北京后不久，当时艺术界的巨星，主张各方面西方化的鲁迅，介绍了三位艺术家经常来访问我们。三个人总是穿着黑色毛哔叽的西装，系黑色蝴蝶领结，看上去纤弱，敏感。他们能读懂英文，但从来没有说过。我们立刻交谈起来，似是埃德忍受不了语言的隔阂，过了几分钟他就逃走了，事后让我报告都谈了些什么。 　　他们是同路人——非共产党人，但是他们的职业和生命同样处于危险中。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会对政府有危险，这对我可真是个新概念。他们身材矮小，害怕我家的大狗，但在真理面前是勇敢的。没有一个人看到过西方画的原作，只见到过一些照片，他们怀着无限倾慕之情。 　　1925年冬天，他们同第四位朋友尚(名尚莫宗)，在北京成立了“胡涂画会”，到1933年有11个会员，出版了城里唯一的艺术刊物。1925年，王钧初和梁以俅是2l岁，尚和徐火19岁。1929年他们带着40幅油画到东京，由木刻艺术社展出。这次远行使他们倾向于他们所说的“无产阶级艺术”，虽然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工人阶级。“拙劣的画”社同十八世纪德国文学上表现派的狂飚运动有关系，也同坎丁斯基和俄国人有联系。他们也喜欢毕加索，马蒂斯⑩，塞尚(11)；王喜欢米叶(12)，希望做中国的米叶。 　　他们告诉我，全中国大约有50个左翼画家，多数在上海，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有几个，镇压惨重的广州可能一个也没有。 　　他们来访问我们的时候，来去都是单个的，以便躲避警察。他们有一个同事躲藏了起来。另一个同事在山东教书，最近被处决了。尚因为在泥里画了国民党党旗，正在服10年徒刑；他是l932年在山东同八名教师和12名学生一起被捕的，只有梁结了婚。 　　这些左翼艺术家们告诉我，他们的目标是表现人民的生活。他们把自己叫做表现主义者，或者自然主义者的门徒，这在中国是新的，革命的。所有西方的技巧和材料除了有限的一点水墨画和水彩画在中国都是新的。 　　1929年，梁出版了一本合乎时尚又是扭曲了的“现代”速描。这被看成是危险的，激进的。虽然你分辨不清“哪个是裸体人形，哪个是楼梯，”凡是画裸体女人的艺术家就被认为是共产党，证据就是画。 　　围着一盘糕点和中国菜，还有我们从不缺席的猎犬。我们谈论着青年、艺术和革命。这些人的目的是借用西方艺术的科学——油彩、木刻、铅笔、炭，而最重要的是明暗对照的方法和三度空间。中国画只局限于纸、墨和画笔，除了空中透视外，没有透视法。它是平面的，那样的平，以致有些评论家认为中国人的眼睛看不到第三度空间。这是逃避现实的，一种哲理上的逃避，不是表现上的逃避。 　　这些画家告诉我，继续模仿有一千多年历史，到达了它发展极限的中国画是没有用处的。当我批评他们模仿西方的时候，他们很生气：“那是进步的，为什么要让我们跟这样美妙的艺术隔绝呢?”为了它，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我们都没有钱，但是我们收集了至少50幅有价值的木刻送到纽约的《今日中国》杂志去展览。我们要求退回展品，但是展品被什么人扣留了，一直没有下文。(我从此不再送任何东西给这家杂志) 　　泰拉·德·查尔丹帮助我把中国左翼艺术的第一个展览送到欧洲。这个展览也许是“现代”画的第一次展出，也是活着的中国艺术家，即使是旧的传统画法画家的第一次展出。1934年3月14—29日在巴黎的毕里耶特画廊展出，以后又到欧洲各地巡回展出，在那里全丢失了——14幅油画，19幅素描，51件木刻，都署的笔名。(王用的是孟图和李佐) 　　在纽约，赛珍珠和她的出版人理查德·沃尔什发表了我介绍中国新艺术和新文学的文章。王和我把他画的一个穿红袍的和尚用拳头砸门的大画卷寄给了他们，这是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上的，赛珍珠曾经把这部小说译成英文。 　　有一天，赛珍珠和理查德·沃尔什来我们家玩，我们一下子就成了朋友。赛珍珠43岁，当时正处于她生活和事业的最好时光——在恋爱旅行之中。1935年6月，他们两人结了婚，很完美的安排。她只要把手稿交给打字员，其他的事理查德都包了。1938年她获得诺贝尔奖金，部分地是因为她给当牧师的父母写的两个传记(两个真正的优秀作品)。她的书几年之内销售数百万册，她几乎每天都在工作，一直到1973年80岁时逝世。西方，特别是美国，是从她这小说家的思想中获得中国人的形象的。在她最后一次患病以前，她希望回中国访问，但是没有得到签证，被拒绝的理由是她近期的书“诋毁了中国人民”。 　　赛珍珠仪容不凡，富有魅力，有一副可爱的嗓音，蓝绿色的眼睛象海水一样多变。她个子高大，有主妇的样子，象个宾夕法尼亚州的荷兰家庭妇女。她一生的要害是被挫伤了的母性。她告诉我，她有过一个智力迟钝的孩子以后，不敢再想有第二个了。她憎恨已离了婚的丈夫J·L·伯克，因为他不曾告诉她，他的家庭有过这种孩子的病史。教会庭院孤独寂寞的气氛使她转向写作。她从来没有忽略过妇女问题，妇女们大量地买她的书作为对她的报答。 　　沃尔什1933年当了《亚细亚》杂志的主编；他同赛珍珠拥有这家杂志和约翰·戴出版社。杂志和出版社在开始时资助过我。我们同他们俩谈起翻译中国作品以了解中国人的真正社会学。他们同意，沃尔什出版了大部分的译著。他比其他人更多地承担了向西方介绍亚洲作家的责任。 　　在《亚细亚》杂志上，我发表了《中国的新艺术》，还同王钧初一起发表了一篇关于“写意”派(1935年12月)的文章，许多年之后，博物馆的人们还谈论它呢。我同王研究过这种派别，虽然我自己从来也没有掌握它。这是西方人模仿不了的中国人的一项经典式的成就。它是中国特有的有节奏的画笔的一刷，从侧面流动，创造出富有罕见的美感的有组织平面，并不向前或向后弯曲去追求深度。象书法一样，这样的笔法是稀有的。它只限于线条——实际上是轮廓。深度的塑造是不可能的，也没有这种意愿。你要画一片叶子的轮廊，就把笔的一边多蘸墨彩。一次只要一笔就画成了——我这个业余艺术爱好者真是笨拙啊!日本人一直没有掌握它，他们画一切东西都用黑色的等高线，使他们的作品一看就是“日本的”。 　　王是这一批人的头头，也是对于我们的讨论最感兴趣的。他的传统画比西方画画的好得多。那时候，不是传统画法的作品没有一件能在中国出售，可是这些艺术家们为了学习西方技巧牺牲了一切。 　　到了1935年初，这一批人中的其他人都不露面了，王也不能不从北京逃出去。他告诉我们，他没有钱，没有人帮助他，还说各种共产党的组织或者是外围团体都被破坏了。有些人饿死了，有的病死了。政府的主要武器是这个：一个被捕的人如果不供出几个“共产党”的名字，他就不能被释放；通常地，他还得参加法西斯组织。这个新成立的组织主要吸收曾经出卖过别人，甚至诬陷无辜的人的前共产党员。这简直是我全部经历中听到过的最丑恶的事，竟成了通行全中国的法西斯技术。结果呢，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每一个人都被怀疑曾经出卖过别人。这样的人被认为是危险的，因为他或她还可能在释放后被迫去向警察告密。这是最大的悲剧。那个人可能为了他或她的信仰牺牲了一切，以后，受够了狱中的酷刑、逃脱了死刑——这是对一切共产党组织中所有成员的合法处分——出狱以后，发现没有朋友敢于同他或她联系。有些人已经跟家庭断绝了关系，又没有找职业的“担保”，只能等待饿死。 　　在北京，蒋介石的侄儿蒋孝先执行这个计划，在宪兵第三团司令部折磨并处死了许多年轻人，还把重要的送到南京去受酷刑。(1973年，我到那时执刑的南京雨花台场地去参观。人们告诉我，从1927—1949年蒋介石政府在无名的墓坑里埋葬了10万青年，他们是中国最优秀的儿女。我不知道墓坑里有多少人是我曾经认识的或者在什么地方见过面的。) 　　我最初对于中国革命的兴趣与其说是政治的，不如说是美学的。我惊讶地发现，左翼艺术家、作家和学生是知识上的领袖，他们个人也比其他人有更大得多的吸引力，甚至于在体魄上也是如此。蒋介石镇压、杀害了中国的“精华”，它最进步的青年，那些正在发展着人的精神的人。 　　我们帮助王逃到上海搭轮船去法国。他从莫斯科寄来了一个秘密短笺，很快乐。后来在1939年他从延安给我寄了一张照片和几张水墨画，署名胡蛮。1972年在北京，我知道他还活着，据说病得很重，没能见面。 　　在中国，把女人的身体用于艺术形式，过去向来都是禁忌。穿着衣服的女人可用作装饰物，而且也只有佛教的女神观音或道教仙人们的女皇，其他形式就很稀有了。(到1972年仍然如此。裸体依然是禁止的，除非是为了表现肌肉用半裸体的劳动者。各种各样完全穿着衣服的女人第一次被接受作艺术的题材。) 　　中国传统艺术的突出特点是反对女人。在艺术家对女人身体结构不感兴趣，妇女缠足，年轻的艺术家和作家仅仅为了思想就被处死的另一个国家里，我在做些什么?我想起我认识的美国艺术家们奔放的活力和健康。他们热爱生活，热爱一切活动的东西。在旧中国，画家只对宁静的生活而不是活动的东西感兴趣。人活着的时候是不能画像的。这两个不同世界的可怕的隔阂到底是什么，又为什么呢? 　　“你们掌握了一点真理，”我以智者的口吻告诉中国的艺术家们。我说，西方是在罗马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天顶上的米开朗琪罗的画和达芬奇的“蒙娜丽沙”得到解放的，“蒙娜丽沙”标志着回复到希腊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崇拜。 　　可是，这些中国画家思想里还有别的东西，西方的艺术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的三棱镜过滤的。为什么?我明白革命产生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改变，连艺术也在内。可是，为什么中国人要跳过奇妙的几百年的文艺复兴时代，越过资本主义呢?是出于选择，还是由于需要呢? 　　在我接触中国的美学问题之前，我早已认定中国的农民和劳动人民比腐败多病的上层阶级吸引人，不但生理上而且在心理上都可爱得多。许多外国人都强烈地与我同感。上层阶级不但蔑视体力劳动，甚至看不起步行，更不必说参加体育和锻炼了。这些瘦弱的、有病容的年轻艺术家们从来没想到要走到田野去干点活儿，以便增长肌肉，发展薄弱的“感官能力”。六十年代，毛泽东命令所有的学生至少从事体力劳动两三年。但是，在三十年代，左翼艺术家们正在跨越那隔离中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的坑沟——从知识方面，如果不是实践方面。马克思主义视劳动为光荣，不仅是因为劳动是生产的，也因为它从美学上说是美的。十七世纪的清教徒教义也有同样的思想。 　　1937年到延安后，我难以解释，为什么每个人都显得那末有魅力，有吸引力，而我以前见过许许多多中国人都有着令人厌恶的、诸如无聊、残忍等等性格。那时候、我还不知道“Charisma”这个字(13)，这就是每个人有的——没有这种气质，人们很难生存下去，永远领导不了上万的，倾慕的追随者。 　　当我要去搞清楚美学原则的时候，我面临的是整个中国文化缠绕在一起的戈尔迪斯难结(14)。就在今天，许多博物馆馆长和东方艺术专家们也不明白。这是因为他们从来没学过人们不大喜欢的人类学，就不能知道背后的许多原因。他们看不起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却不明白它比起马克思主义时代以前的僵死的框框，已经前进万里了。我喜爱1972年的中国艺术，因为我脑子里有所有的可怕的问题。如果一个西方人曾因他的艺术面临被处死的危险，他才有资格批评现代的中国作品。当然，中国现代艺术还要走很长的路程。 　　一两年之后、我们决定雇佣了几个翻译，把现代中国的文艺作品介绍给西方。有几本短篇小说已经译出来了，埃德那时在燕京大学教书，他同翻译一起译鲁迅的小说。我们开始编短篇小说全集，主要地是因为它们在表现中国的真正的社会学方面的价值。我们认为了解中国的办法是读中国人为中国人写的书。 　　我选定要宣扬肖乾和杨缤，坚持要把我编的他们的两篇短篇小说收进《活的中国》(15)一书中，虽然这两个作者都是不出名的。肖乾的那个作品是这本书里最受欢迎的，被改编了在广播里朗读，这使作者在英国和美国得到一定程度的确认。杨缤的小说(用笔名施明和杨刚)在1973年重印了，又收进一个以她的小说为名的集子里。(16)1949年她从美国回国，后来她自杀了，没看到这本书问世。 　　肖乾，燕京大学学生，是友好的，可爱的，英俊又有天赋。但，无疑地他是胆怯的。1925年，他13岁那年，因涉嫌“社会主义”，没经审判就同数千个被捕的和后来被处决的，进了监狱。在那里，有人宣布谁有圣经谁就是冯玉祥的追随者，因而也是布尔什维克。他告诉我，和他同睡一炕的17个人中有一个九岁的小学生。肖在1911年出生于贫苦的蒙族基督教家庭，后来成了孤儿，在一个基督教徒办的地毡工厂当了三年学徒工。到他长到13岁，读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之前，他一直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肖信鬼和各种迷信，可是外表却很摩登。从燕京毕业之后，他在天津的《大公报》当文艺编辑。不久，他的朋友杨缤由他担保也参加了那里的工作。后来，他在伦敦和美国呆了些时日，1949年以后回到北京。(大约1979年，他到康涅狄格来看望我，回国后，发表了几篇关于我的文章。) 　　杨缤比肖乾显得有力量，有男子气概，这使肖钦佩。她是我认识的少数几个长得没有天生的魅力，但也不做作的女人中的一位。她不伤人，但已近乎这样，但是刚强的面孔是漂亮的，披散着不加修饰的荷兰式短发。她穿一件西式的白衬衣，黑色短裙。虽未注册入学，但住在燕京校园里。她曾处于生命危险中，她的老师，其中有著名的顾颉刚，对她很好。大约在1930或1931年，她曾任燕京学生会副主席，后因领导一次要求释放政治犯的游行而坐牢。 　　杨缤思考力强，头脑清晰、客观。她学过马克思主义，在当学生领导的时候就参加了当时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当肖乾带她到我们家来时，她挺拘谨，又带点警惕。人们告诉我，她曾被怀疑为托洛茨基派，不可靠，都躲着她。我不相信这些，不管怎么说，她是我唯一能找到的象她那样的人。她出生在湖北一个有18个孩子的高级官吏的家庭。她的一个兄弟是重要的左翼人物。我估计，她的家庭有钱有势，可以让她出狱，那时候，被捕后，除了“出卖”旁人之外，这就是唯一的办法了。杨缤说她从未背叛过，我相信她。 　　杨成了中国首要的女报人，1940年到美国，是第一个驻外记者。那时，她还在拉德克利夫大学上学。有一个周末她来看我的时候，脸象个死人面具。1973年，我知道她自杀身亡，并不震惊。 　　我还编写肖红的小说，她在几年后因贫困和营养不良死去。她的丈夫田军的《八月的乡村》由罗伯特·沃德翻译出版，被《本月的书俱乐部》选上了。我还编辑其他短篇小说和诗，主要发表在《亚细亚》杂志上。 　　为《活的中国》写的一篇带头文章《现代中国的文学运动》，对我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困难，虽然杨帮助我作了研究工作。没有用中文写的这类文章，更不必说英文了。这篇论文1936年发表在伦敦的《今天的生活和信件》上。1938年，约翰·莱曼主编的伦敦的《新作》选用了我编的两篇短篇小说。 　　埃德和我把林语堂介绍给我的朋友卡罗尔·麦克·科马斯；麦克把他的手稿送给了赛珍珠。理查德·沃尔什把林的书作了剪裁，赚了一大笔钱，可是林语堂不领情。他转向了右翼，到头来支持了蒋介石。如果他1933年不属于左翼，我们就不会出力去促进他的事业，他可能永远不会被西方知晓的。 　　我惊奇地发现中国的文学运动象艺术一样是为左翼主宰着的，虽然主要是模仿俄罗斯人的。托尔斯泰在中国、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是最有影响的作家。在中国，只要是有一些创造性的尝试(甚至于除了极少的科学以外的学术领域也一样)都源于左翼运动。我并没有忽略此中的意义。由于许多原因，中国没有旁的道路——只有一条引向某种社会主义的路。在一切有创造性的领域，主要的激励的力量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个人对中国情况的了解。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西方有人叫喊说创造性的才能受到了压制。并不是这样——不幸的是，可以压制的东西太少了。需要去培育。艺术家和作家从政府领取工资。艺术仍然被看成“阶级斗争”的一个工具，但是这个观点承认艺术的根源，辩证的矛盾。另外，人们追求的是土壤里的根，而不是纯粹的模仿。今天的中国，艺术是有教育作用的，是功利主义的，也是新的转变的一部分，但它是民主的，有群众性的发展的。它也是受尊敬的。象以前一样，文字和画在中国有魔力有力量。这个国家目前仍处在寓言时代，可是，只要根是扎在健康和肥沃的土壤中，将来可能以“百花齐放”的时代震惊世界。中国现在还在为两千多年孔夫子的停滞和对一切创造性的全盘压制付出代价。在30年里，她已经有了比婴儿时期的美国在最初的150年试验中所产生的艺术和文学要多。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