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海伦·福斯特·斯诺 > 其他资料

一年的终了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头一年总是最艰难的。埃德本不想跟上海美国总领事馆的美女谈恋爱，然而心不由己地深陷情网。有生以来他第一次面临着是否要放弃他所宝贵的自由的问题。但是，要不是志愿选择，自由无非是一个奴隶的浑浑噩噩的梦。实际上，埃德享有的自由远比过去要多。在他面前展开了不曾有过的新的选择。他的背后有人在替他包办一切事务，只有他的写作要自己干，而且我一向主张必须不惜代价，一切都得服从于他的写作。在我们之间分工是这样好，他管挣钱，而彼此都认为只花最少的气力与时间在挣钱上，我负责其它的一切，其中包括鼓励他去旅行和写作。 　　蜜月旅行之后，我们极需弄点收入；于是埃德写了一篇漫谈式的长文，总结了我们旅行东方的欧洲殖民地时的观感。文章的题目是《西方威望的衰落》。这是一篇反对帝国主义的文章，意思是说西方应当放弃它的殖民地，否则日本就要以武力夺取。埃德并不喜欢这篇漫谈式的长文，他习惯于报纸或新闻杂志的简练的写法，但是他又不甘把7000字的长文压缩成2500字给《先驱论坛报》用，(它是肯定会采用的，而且立即会支付150美元的稿费)，我们在那时候是非常需要钱的。 　　我十分果断地作了决定。我说，“我喜欢这篇文章。这正是《星期六晚邮报》所需要的东西。他们也主张孤立主义，和《先驱论坛报》同属一宗。只不过邮报的文章要长一些，要给普通美国人介绍些背景知识。 　　1928年后，埃德几乎连一份《星期六晚邮报》都没见过。他，对我这个新从美国来的幸运使者的判断能力，简直有点迷信。然而，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特殊的成败观：永远不去冒失败的风险。他的所有的文章都是精心地写作，精心删改，精心编辑一直到他确信稿子不会被退回，不会使读者腻烦。 　　他满以为《星期六晚邮报》不可能登他的文章，于是随稿附给总编辑一封信，一旦稿件不用，信尚可保护他的自我尊严。当时我马上亲自坐上王的洋车，把稿子送到邮局，免得埃德改变主意，我寄的是挂号的船运邮件。 　　几个星期过去了。一天，在我们的邮件里，夹着一个小小的带有透明纸窗口的信封，是《星期六晚邮报》寄来的。埃德把它当成广告，差点儿扔进纸篓。原来是用一种新鲜玩意的什么机器写的一张支票。埃德书房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是7.50美元?还是75美元?不会是750美元，要是750美元，那多半是打错了字。 　　我们郑重其事地把这张小小的纸片揣在身上，坐上洋车直奔银行。交出支票时，颇为踌躇，好象是在处理赃物或是造了假钞票。出纳员毕恭毕敬地望着支票，告诉我们极为有利的兑换率，然后把这笔钱存入我们的帐户。750美元大约可合当时的4000中国元。靠这笔钱我们可以生活一年多——而且生活得很阔绰。 　　埃德握住了我的手，眼睛湿润了，他不肯放开手，甚至当我们分乘两辆洋车并排地通过长安街，他还不放开。洋车夫不断地高兴地往后看我们，一面注意避免车轮碰在一起。 　　我们那时的感受就象奴隶刚刚买得了自由。我们珍藏这笔钱。这意味着我们获得了不必为生活担忧的自由，写书的自由。对埃德还意味着不必担心稿子不被采用，他已经同稿费最高的《星期六晚邮报》建立起了正式的关系。《邮报》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我们在中国的活动经费，而埃德就成了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联系。就说最小的好处，他的文章这下就能和销路仅次于《读者文摘》的杂志的广大读者见面。埃德得到了承认，使他有信心继续写他的《在太平洋上警戒》。 　　可是埃德很注意不因《邮报》对他的文章的欢迎而任意投稿。他只把题材和文字最适宜《邮报》用的肯定会被采用的稿件寄给他们。如果他不是那么谨慎，不愿冒一点退稿的风险的话，他的稿子肯定会刊登得比现在的还要多。据我的记忆，《邮报》从来没有退过他一篇稿，既无改动、删节，也没有审查内容，只不过有时改写标题。 　　随支票后面来的下一班邮船，带来了《星期六晚邮报》的总编辑乔治·爱德华·洛里默写给埃德的一封长信，请他继续为杂志写稿。从此埃德就一直为《邮报》撰写文章，直到1950年麦卡锡时期。埃德那时辞掉了他的副总编的职务，以抗议他们对中国和东方改变了态度，虽然总编辑本·希布斯再三说只要他自己还当总编辑，埃德仍可给《邮报》写稿。(希布斯对我说过，只要杂志封面上有埃德的名字，报摊上的销路就扶摇直上。)埃德给《邮报》撰写文章达15年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是《邮报》的战地记者，世界各地，他要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他算过一笔帐，这期间，他们为他所支出的钱达25万美元。 　　埃德加·斯诺生活里令人惊异的是，到1949年为止，不论他有钱，没钱，他几乎没有做过他不想做的事。他有真正的自由，包含着不必为妻子家庭负责、担心的自由，他多少视为当然，我全包了——事实上我也的确把这一切作为我的责任承担起来了。 　　在麦卡锡时期以前，无论是个人社交或是作品埃德总是受人欢迎的，只有1931—1932年在上海有几个月他受到冷遇，而那些排斥他的人的意见，他根本没有在意。他已习惯于我行我素，甚至自己都不意识到这点。这是他取得成就的条件。我经过了一年徒劳地力图改变他的习惯不成之后，认识到了这一点。埃德在1949年前，从来没有面临过真正的问题。之后，接二连三的打击向他袭来，而且留下了持久的影响。离婚，永远不得进入苏联，同《邮报》决裂，中国说客团—麦卡锡的攻击，出版界拒绝出他的书(只有兰多姆书屋始终出版他的书)。 　　埃德的第一本书，《远东前线》只挣了三几百块钱，可是他仍不放弃写《云的南边》。我们在北京定居后，统一报业为了紧缩开支，裁掉了埃德的工作。美联社吉姆·米尔斯要他工作，不过要干两年，埃德不愿意被“拴住”，拒不接受。他以往也以同样的原因，拒绝了东方最好的工作——《先驱论坛报》的驻上海记者。他要随心所欲地旅行、写作，不能按进程表办事。我的想法相同——不顾一切地写出书来。我们认为报纸工作没有前途。 　　我正在为我的书收集材料的时候，一个重大的打击向我袭来。我得知另外一个美国妇女同我的想法一模一样。一本中国历史的《精彩片断》(一本给普通读者的入门书)已经在印刷中。 　　令人难以置信，天下竟有其蠢如我者。15年我都没有悟出写作或是其它困难的创造性劳动的绝对秘密。埃德每天都在那么做而我却视而不见。其实很简单：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写作，别的靠后。你必须从睡眠的心理直接进入写作，不容许任何事使你的思想偏离这条又直又窄的小道，甚至不要早餐谈话，不看报，不打电话。这是一个复杂的心理问题——不是没有时间。没有几个女人懂得这个重大的秘密，它是违反妇女的天然倾向的。 　　婚后，我一直保护埃德在中午以前完全不受任何干扰，他也很好地利用了早晨的时间。我呢，总是在早晨处理杂务，想留出以后的时间干自己的工作。可是这段时间却永远等不到。这是我的过错。我有佣人，我可以在早晨写作，和埃德一样。但是我却专干“紧急”事，常常是为了别人，我最佳的创作精力，早晨的精力都花在为他人作好事上。我不吝惜花费精力，总以为还有未来。可是事实并不这样。未来永不再来了，就算来了，你的心理也起了变化，不能象早些时候那样工作了。1949年以前，我消耗在干别的事情上的时间太多了，后来则是麦卡锡时期，离婚，而工作却还没有做。 　　这也不能怪埃德。他痛恨我不务正业，把时间花在别的事情上，他知道我必须先作出成绩，才能挣钱以至出书。埃德完全相信我，最相信我的文学才能。他其实把我看成文学天才，当然我也这样看我自己，可是我却不敢冒险考验我这一信念。我们结合的支柱就在于他相信我。我深深感到我丈夫的全心全意的爱情和仰慕在支持着我。 　　婚后的第一年，我迫使埃德做北京穿着最漂亮的男子，强迫他骑马，锻炼身体(他曾是男童子军(17)，可后来在东方把身体搞坏了)，拉他去跳舞(虽然他完全不愿跳得好些)，迫使他同各式人去周末野游，去做一些旁的事情。他生性不甚喜爱活动，要别人去推、去拉，去大力进攻，这一切使我精疲力尽，可是我却拳打脚踢，要把他改造成为我所设想的人。 　　第一年结束时，我醒悟过来，埃德是改变不了的。 　　埃德说，“我所要得到的是你的赞许，这是我努力的目的，你为什么还要批评我?”他象小男孩一样的大惑不解地问我，“我可从来不批评你。” 　　我无言以对。事实是这样的。 　　幸而，我还算明智，决定作战略退却，从最高要求退到最低要求。我决定让埃德自行其事。他有天然的魅力，只要不要求他去做他不想做的事，他是容易相处的。另外他也有天生的执拗，象条密苏里的骡子。他不懒惰，爱工作，爱写书，爱写新闻和旅行。他不瞎花钱——只是要吸美国烟，要喝美国咖啡，用美国刮胡子刀片——这些方面他不放弃他的西方标准。他极有教养，彬彬有礼。他痛恨宣传，他的天然的魅力，部分是由于他从不把他的意见强加于人，在他的作品里也是这样，虽然我们每天要辩论。 　　在某几点上我是坚决不让步的：一、要不惜任何代价保证埃德的健康和工作；二、我必须更加注意，除非必要，不在自己身上花钱；三、我决心不抱怨、不诉苦、或感到不足。我要享受我已有的东西——虽然想要的未必能有，但已有的我都喜爱。我不是那种自我牺牲类型的人物，甚至天性并不节约，而埃德是节约的。我是为了大事而放弃小事，是有意识的志愿行为。 　　喔，我多么喜欢自己设计，自画图案，然后以极低廉的价钱让人制作。三十年代的北京，古老的中国珍宝是多么便宜。为了加强自我克制、自我纪律的意识，我的清教徒祖先都使了力气。幸好，在北京不时髦就是时髦的。我从美国带来不少漂亮衣服可以应付各种场面。但是对于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子，五六年之久不添制新衣服，或不买其它的东西，实在是一段漫长的岁月。 　　一天下午，大约是1936年，我骑车到北京饭店的维琪书店去。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女游客穿着最时新的服装——走起路来也正是她这副诱人的身材该有的姿态，戴着黑色的高冠帽的头，那么一甩我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我一只脚踩着车蹬，仔仔细细地观察了每个细节。我在北京寒冷的、尘土弥漫的街道上，穿着一身埃德在印度做的灰色花呢套装改成的女装，在干什么呢?我可不愿做一个衣着难看的、女青年会做好事的传教士，毫无幽默感，陷入中国学生与传教士的绝望的深渊不能自拔。 　　埃德和我受到不止一种打击力——这是力量的秘密。我们两个人孤零零地在这块陌生和残酷的土地上，紧紧地挤在一块小小的空间里，我们受到贫困的压力，并与外界切断了联系。埃德是乐天派不觉得生活里被剥夺了什么。但是我却明显地感觉到为了这种独特的生活所放弃的一切。然而，清苦正是享受的秘密。我能够享受简单的东西，正是因为被剥夺了别的好东西。 　　由于受压而又生活清苦，我身上沸腾着一股富有爆炸性的“精神”力量，因压力而越发强烈。我称之为物质的和智力的“精力”过剩的副产品。这也正是泰拉要分析的，他所说的精神力量由物质和智力力量产生，不能同它们分开，是它们的有机部分。 　　精神力量不止一种，大概是男女有别的。泰拉主张个人必须发展体魄、头脑和精神力量，不依靠异性，在某种程度上也不靠社会。他本人是他的理论成功的最好的例子。这个理论，同一切独身的苦行僧的古老的理论并无二致，不论他们是印度的坐在钉子上修行的，还是欧洲修道院里穿了芒衣以祈祷和冥想朝拜上帝的。一切伟大的精神领袖不近女色，反之亦然。 　　我的论点则认为：生物之有两性是进化和变革的一大进步；两性有别才有变化、种类和刺激。配偶是自然选择的一种方法，经过许多个世纪的演变才有了现代的核子婚姻。一男一女组成的单位同别的细胞和细胞核一样具有电磁力。这个阴—阳的原子(我不是从中国才知道这种思想，但是我喜欢这种说法)能够产生能和力，可以用于外部的目的。但是如果运用不善，不能利用压力增加蒸汽并在用掉后加以补充，那阴—阳原子也可以摧毁剩余能量。自然界提供了两性的神奇的吸引力，人类以婚姻做锅炉把这种力量装起来，使之成倍地增加，婚姻必须忠诚，一夫一妻，特别是妻子方面的忠诚，使结合二人的高压线不会断裂。埃德在这样的婚姻中是相当适宜的伙伴，因为他是成功者，而他的男性自我意识是健全的。他不懂这种理论，但是他对实践的成功感到高兴。 　　俗语说得好：“伟人的背后必有无名的伟大的女性。”我的“婚姻力量”理论也不会是全新的。如果把伟人的力量的来源实情公诸于世，我们的理论就能找到许多例子。妻子往往是产生支持丈夫，使他完成更高成就的物质与精神力量的发电厂。这样的妻子本能地从事一个单一女人的计谋，以她的力量作为秘密的法术，来培植男性自我意识。 　　一个男子，如泰拉，独自攀登事业的最高峰要比女子容易。泰拉对天主教的女圣徒不予注意，因为她们缺乏攀高所要求的全面修养；她们只能呆在耶稣像前祈祷，做一些医治创伤的小小的好事。没有一个女人是耶稣会会员。但是泰拉相信妇女已比男子演变到更高阶段而且潜力更大。他不反对别人结婚，只是他那样的教士不结婚。虽然他不同意我的“婚姻力量”的理论，他自己一生中从来不乏女信徒给他以刺激和新的力量，不过无疑是由于政治原因，他信守自己保持独身的诺言。 　　斯诺婚姻，在其存在的日子里，是“工合”式的成就，而且成了不少人和历史事件的原动力。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