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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居在北京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埃德和我都有一层保护性的甲壳，使我们没有被北京的上层有闲者的社交生活“融化”掉，虽然表面上我们也享受它的乐趣。但是要躲过社交的旋风，要省钱，又要写出书来可真难，何况我们在社交场上很受欢迎。我们决定移居燕大附近的村子，埃德当时在该校新闻系任教。 　　命运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好地方——1934年3月到1935年秋，我们住在海淀的一个村子里的一所仿佛是山坡上的宝石那样的平房里，从那里可望见颐和园。院子有lO多亩地，戈壁可以在芦笋和草莓地里来回奔跑，还有一座假山，可眺望墙外的景色。我们渴望自由呼吸，而这里就有新鲜空气和自己的菜园子。 　　每月房租还不到10美元，房主吉米·全愿意让外国人住，所以房租就便宜些。他是金城银行行长，与日本人有来往，他盖这所房子是为他退休后给他的愉快的、人口众多的家庭作别墅用的。但是盗贼曾光临过，他害怕绑票，就算不绑他，也怕绑他的孩子们。 　　看门人兼作花匠，他不愿和他的家人住在门房。在“春之初”的庭院的一边，有一个空旷的斜坡，墙不够高，小偷带上梯子就能爬进来。我们住在那里时，有一回盗贼打碎了门房的玻璃窗，吓坏了看门人，他由此就要戈壁保护他，而他也待戈壁很好。房子近处有一座古墓，吉米就靠此来防盗，因为中国人都害怕天黑以后通过这块墓地，就连所谓西方化了的教师和学生也是如此。可是满族人和蒙古族人都不怕。这里的鬼一定是他们自己祖先的鬼，因为海淀是1911年满清被推翻后，旗人的居留地，这里人们说的是最地道的宫廷的北京话。 　　我们在3月的一个寒冷的大风天搬了家。我们的家具都是由筋骨壮实大个子的河北苦力用扁担挑来的，他们一路唱着号子疾走五六英里。要是不用人挑就得用北京的大车运，在高低不平的石子路上颠簸，什么家具都会颠散了架的。现在我的翠绿的柳条桌上和月亮形的书桌上的玻璃都完整无损。 　　我是多么高兴，因为我把埃德买的法国领事馆拍卖的难看的大而无当的家具、旧地毯和女用马鞍都处理掉了；我留下了白色溜冰鞋准备在燕京秀丽的湖面上溜冰。 　　埃德同我和我们的朋友姚莘农带着戈壁乘坐燕京的校车来到新居，在等候苦力来到的那会儿功夫，我们看了我们的小游泳池，土地夯过的网球场和现代的水暖卫生设备。在西式的壁炉里，燃起了一炉熊熊的煤球火，我们的煤球炉子一运到，就马上生了起来。一顿美味的迎客餐，等到餐桌和盘子一到就准备好了——碗、盘、瓶子等无一破碎，连埃德的白干高梁酒也好好的。他和姚经常用它祝酒，有时把酒倒在火上让火苗蹿得高高的，他们就在火上练习长距离吐痰取乐。 　　姚是中国的主要文艺杂志《天下》的编辑；他说一口地道的英语。他是上海英俊的、衣着时髦的、说话俏皮的公子哥儿，总是穿一套鸽子灰的西装，紫色背心，脚蹬鞋罩和漆皮鞋。他和埃德一起翻译鲁迅的作品。他在北京时就住在我们家里。 　　搬入新居的第一晚，我们围坐炉边，关了电灯，点上蜡烛，听姚讲鬼的故事，每一个故事他都说得真有其事。他完全相信这些故事，而且已经从我们新佣人那里听到了关于坟地和当地的关于鬼的传说。(头号仆役和厨师有附近的燕京大学作保，他们各有徒弟干各种活，只是不管应电铃。)姚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中国人不信鬼。这种迷信是崇拜祖先的基础。今天这种基础也许还存在着，但是姚同时又敬佩对古老迷信冷嘲热讽的鲁迅。 　　埃德以前和《全国地理》杂志的约瑟夫·F·罗克博士一起旅行时，懂得了凡是有鬼的房子租金就便宜。这样的房子干净，没有病菌，盗贼不来，因为他们也迷信神鬼。中国人(18)天黑以后不进鬼宅，但是罗克和几个纳西旅人一起旅行，他们不信汉人的鬼，只信他们本族的祖先的鬼魂。罗克博士一直取笑这种怕鬼的思想直到…… 　　我们搬到海淀后，罗克博士带了他的三个纳西族人到我们家作客。他再也不取笑有鬼的宅院了。在云南有一次他租了一所原来属于大地主的房子，这所宅院很漂亮但是有鬼。罗克博士把他的行军床放在一张有四根柱子的大床的脚边。要入睡时，他觉得冰冷的死亡的手在捏他，他窒息到快要闷死了。后来几个纳西人一个个轮流在行军床上睡了一下，都有相同的感觉，不过把行军床从大床边挪开后，一切似乎又正常了。 　　第二天早晨，罗克博士决心刨根问底，一查究竟。人们告诉他这个地主是个虐待狂，他从农民那里买来年轻的健康的丫头，把她们残杀了，之后，喝她们的血，吃她们的心。据古老的说法，这样就能恢复他的青春，治疗心脏病。罗克博士听到那位不知道他昨夜行军床上发生的事的本地人说“地主常常把丫头绑在床柱子上，残害她们时，简直毛骨悚然了。 　　从那以后，罗克博士检查有鬼的宅院，总能指出当年发生谋杀罪的地点，就是由于他站在那里就经受冰冷如死的那种感觉。他告诉我们，他认为木头和石灰能够捕捉残酷的罪行的声波，而泥土就不能记录这种声波。 　　吉米·全的别墅是我在毕北所见到的唯一开阔的宅子，虽然远处是有墙的。房子有许多扇向阴的窗子通向铺了方砖的露天的天井，左右两侧是厢房。 　　一边厢房是埃德神圣的书房，用爪哇的蜡染布装饰起来，舒适而安静，深为他喜爱。另一边是我的书房，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有自己的工作室——一般我得用寝室工作。戈壁在我的诗坛与埃德的报纸之间来回奔跑，不过它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假山顶上等待什么新鲜事。我们第一次有了一架电话——在厨房和下房之间的墙上。 　　我多么喜爱黄色和阳光呀!每间屋子地上铺着闪闪发光的金黄色草编的席子，这是按每间房的尺寸编制的，大小正合适。墙壁粉刷成黄色，衬托出翠绿色的柳条和竹编的家具，真是个理想的乡村隐居之地啊!我叫人做了黄色朝鲜布补花的窗帘，阳光透过帘子射到金色草编地毯上，每一间屋子都是温暖色调的天堂。我的室内盆景的侧面是桔子和柠檬树。我在中国的房子全象是养花和植物的暖房，还有鸿儒的谈笑。 　　我设计了餐桌上黄色和桔黄色亚麻布补花的形似莲花的餐具垫。我仍在想着当时我应该买最漂亮的垫子，那是燕京的一位教师设计的，以千百种颜色的线绣的英国花园。现在看来，价钱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当时却是贵得可望而不可及。一遇到花钱时，我就陷入恐怖中，埃德遇到把他作为美国模范婚姻伴侣的范例时也是处于恐怖之中的。也许是出于一种女性被剥夺了生活享受的感觉使我分外喜爱手工艺品。如果我经济宽裕，我不一定会想到要组织手工艺品和工业合作社，使中国妇女的技艺得以保持下去。 　　我极爱花园，不论大小都爱。我每到一处就要布置花园，现在也是这样。我发明了自己的藓苔盆景，以树根作桩，空心石作石洞。一小棵凤尾草是中国庙宇里年代最古老的银杏的同族。 　　埃德与我的全部共同生活中，每天下午五点左右在一起喝茶，吃小杏仁饼。这也是我们接待客人的时间，另外我还仿照法国沙龙女主人瑞加米夫人定了星期三招待客人。埃德在喝茶时，把他写的稿子读给我听，又没完没了地讨论，戈壁一会儿坐在这个的腿上，一会儿换到那个的腿上，以示它的不偏不倚。 　　由于戈壁的缘故，我们在村子里和乡亲们很熟，蒙古人和满人都喜欢这种来自大草原的狗。人人都对我们微笑、招手。我们的佣人也爱戈壁，后来我们又养了一条蒙古狼狗，仆人们高兴坏了。这条狼狗得过犬瘟热，神经、心脏都有病，我第一次摸它，就被它咬了一口。戈壁经过一段时期把它改造得文明了，但是我不让它离开院子，它的心脏不好。 　　看门的和邻居们，违反了严格的规定，在两条狗身上打赌，把他们放出去赛跑。它们一直跑到北京城里，跑丢了。这次寻狗之后，这一对成了附近村里人人皆知的狗，凡在这条路上的人，全都出动找过它们。 　　我们的语文教师黄，同这两条狼狗一样又长又瘦，面色灰白。他喜欢狗——他也是蒙古人——它们坐在他旁边，一边一条，陪伴他教课。我们也喜欢黄，他坦率而友好。他在全区农民中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但是我们搞不清楚他属于哪个秘密帮会。他会射箭，我猜想他可能是1900年义和团杀洋人的参加者。当时他家指挥过被外国人毁掉的圆明园的卫队。燕京大学的校园是圆明园的一部分，校园里有一个美丽的湖，戈壁常去游泳，学生们没有几个人见过狼狗，见了戈壁很惊诧。 　　我们教戈壁在自行车前跑成直线，用一根长长的皮带把它系在车把上，它便拉着骑车人向前跑。按本地的说法，这可同给独轮车加个风帆相比美。 　　戈壁几乎因犬瘟热丧命，全村都关心它，这可是罕有的例外。1972年前，每想到中国，我总忘不了中国对动物是残酷的。中国人有一种古老的图腾式的禁忌，不许把狗作宠物——不过可以吃它的肉。 　　我们经常在窄窄的田间小路上骑车或步行，与农家人谈话。我们也骑车去圆明园遗迹或是去颐和园。 　　我们跟黄上课是很有兴趣的。我们讨论本地的农村问题。黄以为农民不会抵抗日本人，而且还会移居满洲在日本人手下谋生。农民和学生互不信任，互相瞧不起。河北省以外的学生被农民当成外国人。和我们俩人一样。就在今天这种差距仍然存在，所以必须把学生送到公社去让他们了解农村是个什么样子。 　　我在海淀形成的对农民的印象后来证明是正确的。与其说他们如众人所认定的，生来就“保守”，不如说他们不信任别人；只要能保障他们的生活，他们就会转向支持胜利者的。只要能改善贫困，任何一件重大的事件会象滚雪球一样靠自身的势头聚集力量。但是要创新几乎是不可能的。黄也曾听说过共产党，那是太危险了，农民不会和他们搅在一起，尽管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在黄看来，任何一个燕京或清华的学生(其中有些已参加了反国民党的活动)能得到当地农民的信任是不可想象的——而他是对的，至少在当时是对的。学生革命家会要求老百姓去打仗，但是谁也不愿干那么费劲的事。 　　埃德学习写中国字，我却不干。虽然我被这古老的象形文字迷住了，我反对旧文字的全部原则认为中文应该拉丁化——这是刚听到的新主意，苏联在西伯利亚已经推行拉丁化了。学会一个象形字就象看图认字：你总不能跳出这个词的同一的旧的意思。 　　我决定放弃学中文，只学些日常生活用语。我们以10美元一月的工资可以雇到专职的打字和秘书工作在内的翻译。我要是花时间学中文，就没有时间去了解中国了。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