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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我们移居海淀是为了我能在1934—1935这一学年中，在燕京大学学习。我参加了几乎所有的用英文讲的课，另外有一课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用中文讲课的。教授是被认为中国最著名的黑格尔学者张东荪，他成了我们的朋友，后来支持我们的各种计划。 　　当时在燕京还有五个外国学生。一个是德克·博德，后来成为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佼佼者。另一个是密执安州的玛格丽特·布赖恩特。在哈里·普赖斯的指导下我们学习了。能找到的所有有关中国经济的几本书，其中有少许关于合作社的。我很受R·H·陶尼的经典著作《中国的土地与劳动》的影响，也学习了他写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陶尼是最适合我的兴趣的作家，他给我开拓了理解西方文明的新的视野。我也参加另一用英文讲的受欢迎的课，卢修斯·波特的西方哲学史。另一课目是徐宝谦教授讲的，主要是儒家教义制度(徐是基督教，他痛恨儒家不亚于玛格丽特和我。) 　　我单独一个人还跟艺术系的主任黄教授学中国美学，他给我讲解有关中国美术的深奥的哲学。 　　我们还骑车到清华大学去听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博德后来把他的哲学史翻译成英文。不论刮风，下雹子，还是黄沙迷眼，我们都骑车到五英里远的北京城里去听中国最优秀的佛、道学者，许地山讲佛教和道教的课。 　　这一年繁重的学习和研究使我的思想获得了丰收，我明白了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站在何方。埃德加·斯诺在老年时说他属于“某种费边(19)思想。我们读左翼图书俱乐部版本的约翰·斯特雷奇和G·D·H·科尔的书。我们利用燕京大学图书馆。我们没有钱买书和杂志，只订阅了英国工党的机关报《伦敦每日先驱报》。1932—1941年埃德是该报的记者报道整个远东。我们借阅海伦·伯顿的《星期六文艺评论》和《纽约人》周刊，我们感到同外面的世界隔绝，只是隐约地觉得外面正出现向左和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潮流。我们的思想是按照自己的生活发展起来的，根据基层的需要，而不是根据理论。 　　一天在燕京我们听到了一次热情的演讲，讲演者是一个才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回来的公谊会的女教士。她说在那里不但火车正点，而且在那么一个懒散的国家里青年运动却令人鼓舞。埃德和我都大为吃惊，我们就到图书馆去借两本新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书，是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们写的。这些书使我们恶心欲呕。我们厌恶书里写的一切，特别是全无逻辑，毫无理性——更不必说对待左翼分子使用灌蓖麻油的酷刑了。 　　我的经济学教师哈里·普赖斯，根据他在耶鲁的研究，倾向于一种意见：不合理性是人类思想的一大势力。埃德和我同哈里和他的妻子贝蒂在校园内外散步时，我常常同哈里争论。我认为追寻到了原因和结果，用理性和科学研究一切事情都是可以阐明的。我觉得埃德和我是与历史同在的，这是说我们都接触实际而不被现象所蒙蔽。我们是绝对正确的，我今天仍然是这样，尽管多次地震撼过我生活里的大地。 　　我们在中国度过的岁月里，另外有一位说英文的，始终是正确的人就是孙中山夫人。我们三个人是从实际经验中，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来认识和了解事物的。从我们每天的这种实际体会中得出我们自己的一些见解和看法。我们有宽广的视野。我们结识各种人。埃德和我的思想开放，不急于下判断，到最后能有所选择。我们有思想自由，而不象别人要适应他们的老板来谋生。 　　孙夫人代表积极地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的一派。我在上海和她谈过，她在我们去东京结婚之前，请我们吃晚餐。我们在她家里遇见了杨栓，一位非共产党人士，他是我所见过的最难忘的中国人之一。杨栓是中国科学院的秘书长，非常西方化。他是孙夫人1932年组织的民权保障同盟的执行委员。同盟力图使孙夫人所说的中国的“五万名政治犯”得到公正的审判。杨在科学院门前被法西斯蓝衣社杀害，这是他们为了恐吓民权保障同盟干的，确也达到了目的。这件事发生在1933年初(20)，就在我们见到他三个月之后。另一个同盟的成员林语堂被吓倒了，同盟也就解体了。 　　这是法西斯对中国最高的知识机构的沉重打击，从此中国科学院的学者们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保卫最基本的西方式的民权了。胡适博士也是同盟的委员，但是他害怕之极，后来连北京的1935年12月9日学生运动也不支持；他对教职员会议说，运动是“斯诺夫人发动的，出钱的，不是莫斯科就是罗斯福。我们没有理由去支持外国来的主意。”这大概表现了西方培训的中国人士的历史的最低点——胡适博士甚至抨击他自己的基本群众，燕京大学受西方教育的学生。 　　这些美国化了的学者不支持“一二·九”运动，更早些，基督教徒作为一个团体，对于1932年开始的新法西斯残杀和镇压西方化的民主知识分子，没有采取一致的立场，都表明我们“失去了中国”。那一年国民党在上海龙华活埋了六个青年作家，迫使他们先掘好自己的坟墓，最令我吃惊的是蒋介石法西斯政权逮捕、杀害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华。大部分受到“白色恐怖”镇压的是非共产党人。 　　要了解中国的“秘密会社”，或也是一种秘密会社的法西斯运动的真实情况是难上加难的。1937年，在延安我听刘挺(译音)介绍过法西斯运动的一点历史。他说法西斯运动开始于1932年上海战争之后，当时蒋介石已穷途末路。它最初由几个留学莫斯科的黄埔士官生发起。他们是国民党送到俄国去的，不为右翼信任，在1929年前后，逃亡到日本。1931年日本占领满洲以后，这批士官生给蒋介石本人写信向他献计，加强统治以挽救他免于灭亡。于是蒋就把他们请到南京。有少数人在莫斯科曾被当作托洛茨基间谍分子逮捕，他们称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这些人就是复兴社。 　　刘说，第二个法西斯团体是留学莫斯科的学生，他们是“前共产党人”，在1930年前后回国。“翻译了许多法西斯的书籍——墨索里尼的和希特勒的”。他们使用法西斯这个称呼，把希特勒说成是复兴德国的英雄，蒋介石也可以做中国的希特勒。 　　第三个法西斯集团是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C·C·。这是一种秘密政治警察势力，不但反对共产党也反对其他的国民党派别。 　　1932年初，蒋介石在南京创办了一所政治训练学校。有一千名学生；所有的教员全是法西斯分子。蒋还在1932年创立了以戴笠为首的法西斯调查局。戴笠同蒋最亲密，在中国他是最令人恐惧的人。(他与美国人合作一直到1949年，他不得不逃走为止(21)。蒋介石也从德国找人来组织他的政治工作。 　　刘挺解释说，第一和第二个集团统称蓝衣社，另一派为C·C·。“主观上，法西斯分子想驱逐一切外国势力——一切帝国主义——还有苏联赤色帝国主义”。他说，他们用“国家社会主义”这个口号，但是他们“不反对资本主义”。他们不反对封建思想，他们欢迎源出于中国旧封建哲学的新生活运动的口号。” 　　当然，1934—1935年我们对这些并不知晓。我只知道中国人正在制造一种没有逻辑的，我称之为次法西斯主义的东西。我现在认为法西斯的根本一条，就是没有逻辑，撒谎，矛盾百出。 　　在海淀我们也第一次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前埃德在印度时也曾在短时期内借了几本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我们对于老的马克思大部头著作不如对英国的新左派那么容易接受。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新理论更接近殖民世界的现实。他的著作鼓舞了亚洲和其它地方的反殖民主义革命，虽然象甘地那样的人是不了解也不同意列宁的观点的。 　　我们找不到了解中国和它的革命性质的最重要的书：恩格斯论家庭的书。尽管恩格斯完全不了解中国，但是他掌握了问题的钥匙：祖先崇拜。毛泽东的个人经历，使他早在1927年就懂得家族是钥匙，它是祖先崇拜和孔夫子主义的工具。但是时至今日，显然苏联和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理解中国问题的本质。 　　许多中国人都认为第一次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的复杂问题的深刻的根源的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犹如鸭子入水。确实，似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唯一了解客观情况的人，但是他们人数不多。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个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阶级决定他的思想与行为，这个道理基本上正确，不过据我所知，有许多人由于意志力和认真学习超越了这种局限。在中国，阶级的界限不清，而且由于家乡、家族，亲戚等封建性的关系，社会地位的界限是混杂的。横向的阶级结构没有把亲属制度变成阶级，虽然“贫”与“富”这样的大的区分可以说是存在的。资本家和无产者这种名词，适用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那里资产阶级革命已经使社会从封建和民族制度区分出这两个阶级。 　　毛泽东是知道他所用的词在中国这个环境里的含义的，虽然在西方人看来，只是更增加了混乱。许多中国人仍认为无产阶级意味着一种知识上的态度，可以通过学习和改造思想来达到。但是正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无产阶级意识，只能来自真正经济上的工人阶级——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产业工人。有些中国人认为共产党能代替无产阶级，因为它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共产党员不一定都出身于工人阶级。这实际上是中国今天的主要问题。也是1966年“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 　　生产方式的改变引起变革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很是重要。正因为如此，你可以把几百万吨的现代武器送给汉城、西贡或是金边，也可以教会那里的上层阶级说英文，但是要象美国人设想的那样创造“民主”，是不可能的；变革必须来自农场或工厂，采用新工具从而改变生产方式。在一切工业社会以前的社会里情况都是这样的：上层阶级不从事任何对社会有用的生产，而且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因此不论那些人学会了多少种外国语，他们的头脑不能从他们固有的社会态度中解放出来。只有少数例外的个人，他们做了职业革命家，成了靠工资生活的人，在一种新的结构中生活，可能因而得到改造。 　　正因为这个原因，在中国毛泽东把学生送到农场或工厂里去使他们有“无产阶级的”意识。他知道如果大、中学生们象他们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一开始就进入某个职业的官僚机关，他们就不能担当起实行社会主义的任务，只会按照他们自己“特权阶层”的利益去改变它。 　　1934—1935年，蒋介石政府开始恢复孔子哲学及其四原则(22)模仿墨索里尼的新生活搞了个新生活运动，我震惊之余，采取了行动，新生活运动是难以理解的，最后我终于想出来了，这就是“次法西斯”，后来在欧洲称为吉斯林主义(23)的。蒋介石虽然不想抵抗日本，只想保存实力在内地苟延残喘，终究还不是汉奸傀儡。然而，从“帝国主义”和多国公司的角度看，所有的这类人物都是卖国贼。他们是国际外国资本的仆役，被利用来镇压他们本国人民迫在眉睫的革命的。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