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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31)学者伯特伦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1936年1月初我很高兴詹姆士·伯特伦(32)来到了北京；他、埃德和我形成了一个贴近的小圈子。在我们的旅行过程中，吉姆(33)将出版四本关于中国的书，埃德九本，我五本(另外还收集六卷历史性笔记)。 　　我在北京从1933年以来，只有与埃德、泰拉和中国人可以谈谈，此外就没有别人了，可我总有满腹的话要谈，渴望有更多可以交流思想和知识的朋友。吉姆在他游历了德国、意大利和苏联之后，已经是反对法西斯的。他后来写道：“希特勒在德国上台的那一年，在牛津马克思主义在知识界很时髦，它在全灵学院同在莫利大学预料都一样地时髦。”他解释道，“我们大部分牛津人都是〔社会主义者〕，我们是认真的。G·D·H·科尔和狄克·克罗斯曼是我们的导师，约翰·斯特雷奇是我们的先知，奥登和斯彭德……我们喜爱的诗人(34)。”但是他最喜爱的还是莱纳·马利亚·里尔克的诗，加上莎士比亚。他在中国旅行时把他们的著作都带在身边。 　　吉姆是来自新西兰得到罗兹奖学金的学者，研究英国文学，后来在新西兰大学教这门课。他参加了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宣过誓，不去为“国王和国家打仗”。但是在我们认识他只三年之后，他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参了军。(我希望我能影响他不去；我试图把他留在我们这儿，很需要他的中国老手的圈子里。但是1941年他在香港遭遇了战争。) 　　吉姆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男子——高个子，筋骨壮实，运动员型，英俊，头发鬈曲，有一张敏感的苏格兰—英格兰的面孔，沉静，有教养，有点怕羞，温柔亲切，亟富于感情，又很能自制。他的蓝色的眼睛总是在探询；他热衷于新的经验。他是我的加拉哈德(35)，而我必须不让他成为我的朗斯洛特(36)，我必须对他“残酷”，这是他用的词儿。他是奥克兰一个牧师的儿子，是我们之间建立的这种关系理想的人。 　　在东方，礼仪是很严格的，特别是英国人。不管是英国人、美国人，我们都有共同的清教徒的传统，随时随地要行为端正。贝蒂·普赖斯在北戴河时说得好，“很幸运，你是一位有教养的妇人，吉姆是个正人君子。” 　　我在中国的地位对我极其重要，绝不能毁于一件“乱七八糟的事”。我必须是凯撒大帝的妻子，纯洁又纯洁。我可以有几个“特殊的关系”，但是条件是无论外表也好，实质也好我必须忠诚于丈夫，而且一开始在我的爱慕者脑子里就得树立这些根本规则。我小心翼翼，航行在正确的航道上。埃德认为理所当然地我会那样做——但是骨子里却产生了嫉妒。 　　有埃德的帮助，我得让吉姆成名。他是我们小团体的一员——尽管埃德出于个人的原因老是想推他出去。我设法让埃德把他派到西安去作他的报道员，我又把吉姆介绍给埃德和我的经理人亨里埃特·赫茨和我的出版商。 　　第一年就出现了一次反危机。吉姆很想和我一起旅行，在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柏拉图式的关系下，先去朝鲜，后去西安。我害怕孤单，特别是去西安的旅行是危险的。但是我知道埃德对我与吉姆一起旅行，即使没有旁的，只是公开地双双外出，他就会火冒三丈。我从没告诉埃德这次危机，也没有告诉吉姆没有他和我同行，我有多困难。我让他想我愿意单独去是为了要搞到独家新闻。 　　回顾起来，当年我们的行为是多么端方——同现在比，可大不一样。价值创造意义。我们对自己，对我们的目标和我们的关系赋予巨大的价值，它们就有了真正的意义，不光对我们，也是为了中国人。我现在对我那时能做到的感到惊异。我不但要有应付中国人的艰难的艺术，而且还要有几乎是不可能的本领，对付几个男性爱慕者，使他们不越轨。 　　1936—1937年对吉姆是重大的年月，对埃德和我也一样。频繁的旅行，经常的危险，取得成就，同时相互之间有亲密的“工合”精神。吉姆的几本书使他成为在中国的岁月里最出名的英国人，与另一个新西兰人，我们“工合”的成员路易·艾黎齐名。吉姆代表了英国左翼运动的中国一翼。 　　为了中国的经历，吉姆付出了重大的代价。1941年他在香港作战中被俘，作为战俘，给日本人当了四年的码头苦力。我们一直不知他的下落，直到1945年我收到他一封短信，那时他正登上一条载运被释放的战俘的美国船。1959年我再见到他，那年他和他的妻子琼得到洛克菲勒基金资助出来旅行渡休假年。 　　我常回忆在两次大战中，青春、健康、希望以及真正的才华还来不及开花，还未成熟就被摧残的悲剧，特别发生在英国人中间。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