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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动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中国气压的最低点，是在蒋介石的侄子、当时中国最阴险毒辣的法西斯蒋孝先指挥的宪兵第三团的“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恰恰在此时刻日本人迫使宪兵第三团调离北京，去到西安。日本人犯了一个特大的错误。从此，他们在华北建立不起一个法西斯傀儡政权，他们根本不会运用希特勒不久以后在欧洲使用得非常巧妙的谋略。 　　如果宪兵第三团没有调离北京，就不可能在这里发动爱国的反法西斯运动，甚至连想都不用想。人们认为发起运动就要死亡。宪兵三团已经彻底消灭了左翼和一切抗日活动。我们不知道有不蹲监狱的共产党员，就算有，也已经同被摧毁的党失去了联系。 　　也许这是政治科学的一条规律，一旦到了这个最低点，新的领导就要起来，一定会起来；在矛盾的最高点，“法西斯分子”转变成了反法西斯战士。在北京就发生了这种变化，在西安也一样。 　　陈翰伯在最近的《北京周报》发表的一篇文章(27)写道： 　　“严冬虽酷寒，学生团体的运动却汹涌前进。最后，我们所渴望的日子到了。12月8日黄华传话说可以行动了：次日举行游行示威。 　　立即进行了三小时的准备。当晚举行了紧张的学生会会议，通过决议：次日早晨上街游行。 　　我们把计划告知斯诺夫妇，连用什么口号，游行的路线和集会地点都告诉他们。12月9日燕京和其它大学的学生上大街游行抗议政府对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战略，妥协投降。斯诺和他的夫人加入了学生的行列。(实际上，我们在边上拍照) 　　游行示威遭到了武装镇压。学生们赤手空拳高呼口号与士兵搏斗。” 　　12月9日在北京大街上游行示威只有约八百人，但是正是这处在政治与军事前线的孤注一掷激励了全中国的学生。这一发生在正确的时刻的大无畏的行动，引发了12月16日有一万学生参加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次是戴维·俞，一个职业革命家参加计划的，其它人则是没有经验的新手。 　　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毛泽东及红军经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离长城不远的大西北。我们无法得知他们在内战中的政策，虽然在8月他们来始强调停止内战打日本了。我们获知这些是在好久以后，但是在第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戴维·俞到达前，北京必须制定自己对时局的主张。 　　12月9日游行示威之后不久，黄华带了一个青年到我们家里来，据他介绍，此人名叫戴维。他相当高，面色苍白，形容憔悴，他的烟色毛料中式长袍也不甚整洁(大部分男生那时都穿上层社会的长袍。)他英俊的脸坦率而富于表情，也是士大夫型的，感到他的自信。他有一种平易近人，很有教养而且庄严大方的风度。他不显得神经紧张，可是当他手里拿起一张纸的时候，手在颤动。他只有24岁，却有知识分子的权威的气度。 　　他看起来丝毫不象搞密谋颠覆的人，有一种旁人没有的气质。是什么?我想是经验。这是真正的，活生生的共产党或至少是共青团的地下工作者。你怎么发现的，而你却又说不知道?党员或同党关系密切都是最大的罪名。这种问题是谁也不问的。当然，不知道更好。他脸色是因蹲监狱才那么苍白吗?如果经常被警察或法西斯追踪，(他们抓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将得重赏)他又怎么能这样地从容自若?我们的佣人如果能揭发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或嫌疑分子，也会得到重赏。 　　戴维不象别的中国朋友那样一开始就害怕戈壁，他不怕这只友好的猎狗。 　　我向戴维报告，“戈壁是北京学联有会员证的成员。他对所进行的不论什么事都要探头探脑的。” 　　戴维常坐在一张垫得过厚的大沙发上，戈壁爬上去坐在他旁边。从那以后，戴维，哪怕就是写一张便条，也不忘记问起他的朋友戈壁。 　　几分钟后，又来了三个学生。戴维以一种家长式的目光打量每一个人。五个人围坐一圈黑发的头都向前俯着，几乎碰在一起成一个黑色的圆圈，紧张地低声谈论着。戈壁也把它的黑鼻子伸进圈子里，就在它老朋友黄华的旁边。 　　我坐在凸肚的大窗前的书桌边警告他们：“你们要是不想让我们的仆人把你们告到警察局去，就不要叫人家一看就象好莱坞电影里的一群密谋策划者。他们一进来，你们得靠在椅子上，讨论老子的无为哲学。” 　　我们的满清皇族出身的头号仆役拿了一托盘的茶和点心，毫无声响地走了进来，他穿的是软底便鞋。戈壁警告了学生们，他们惊恐地好象做了亏心事似的，急忙抬头坐直。仆役一走，又恢复圆圈形，茶呢，谁也想不起它。 　　我不能不哑然失笑。我想，当一个中国人忘记喝茶的时候，这就是革命。我热爱这五个人，不为别的就为了他们竟然忘记了喝茶也要爱他们。但是，为他们的安全我如坐针毡。 　　我已经认识了宋黎，一个精力旺盛，无所畏惧，两眼有神，象松鼠似的东北学生代表。12月9日游行时他领着队伍，直向武装警察冲过去。他不久就成了同在西安的张学良少帅联系的联络员。张学良和他交上了朋友，派了部队把他从监狱里弄出来。(宋黎成了重要港口大连市的市长，1982年与我联系上了。过去几年，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人在北京有过几次全国性的重聚。)姚依林是清华代表，当时读大学二年级，大约只有17岁，非常聪明而且是天生的领袖，他参加了共产党。第五个参加密谋者的姓名，我已遗忘了，他可能是北大或师大的代表。 　　这五个是学生运动的“头脑”。他们不但指导华北的学运，也指导全国的学运，因为中国其它地方从以戴维为核心的北京学联得到启迪。 　　这个联络代表小组有时就在我们这外国人的家里碰头；别的地方太危险了。我看得出他们都听戴维的指示，他似乎是专们干这个的，但是我一点也没看出他是个重要人物。我以为他碰巧是唯一的真正的共产党员，是没有蹲监狱的活着的少数党员之一。从他讲话的方式来看，我确知他自己作出决定——他似乎是单个一人。 　　埃德和我，以及学生们都一直想要接触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戴维好象在“一二·九”的前夕才找到了燕京的学生领袖。据我所知，在戴维来到以前北京就不存在任何共产党机构。有一个我们叫彼得的教授曾来看过我们一二次，但是人家对我们说他是“社会民主党”，不可信任。他也可能是个失去了联系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后来又恢复了关系。他在教师中很活跃。我想“彼得”就是徐冰。在那些日子里什么事都是秘密的，每个人都受怀疑。怀疑是法西斯技术的传家宝。徐冰大概在刘少奇于1936年2月到这里主持工作后，与刘一起工作。据1982年西安市长王林说，刘在以前在江苏蹲监狱。 　　等其它四人走了以后，我请戴维留下来。 　　“我不知你最后一次吃东西是什么时候，”我问他。“你可以和我们一起吃点西餐吗?” 　　他回答说，“我不愁没有钱吃饭，但是我吃后胃会不大好受的。”他说，他的问题是有时睡不着觉。他的心脏也不大好。不过，是的，他可以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饭。“反正对我来说没有一处是安全的。” 　　我不久就知道他三四天就要从一个住处或旅馆搬到另一个地方，使警察找不到他。他的住址随时都有被他认识的人出卖的危险。他很爱他的母亲，她供给他生活费，好象她住在长江边上的什么地方；我似乎还依稀记得，当他听说北京的学生运动时，他和他母亲正住在一起，他便立刻赶到北京来了。他母亲为他担心，但是不干涉他。 　　我第一次听到他的个人历史：戴维是1931年—1932年游行示威的北大学生领袖，这次游行后蒋介石由于丢了脸而辞职。(戴维从没有对我说过中国最有名的科学家之一北大教授曾昭伦，是他的舅舅。曾同情1935—1936年的学生运动。戴维的母亲是蒋介石所崇拜的湖南曾国藩的重孙女儿。)  　　我的发黄了的笔记上记着，1936年2月25日，戴维告诉我，他在1933年7月在济南被捕过，戴了脚镣手铐，关了六个月。他说，“1933年我被判处死刑，是我的叔父救了我。他是蒋介石的亲信，蓝衣社的四大元老之一。”(戴维的真名是俞启威，但是他改名黄敬。我后来才知道，他的蓝衣社的叔父是俞大维，他曾是蒋介石的国防部长，曾在华盛顿特区——我想是在使馆。) 　　戴维说，济南的监狱里关了三百人，他是40个大学生之一，他在监时，有12名重要的共产党员被杀害。他又说，“每天都有共产党人在南京被杀害。”北京在1936年约有一千名政治犯，大部分是学生，是宪兵第三团抓来的。全国约有五万名政治犯。 　　戴维决心不结婚，要为革命牺牲一切，这是他向我解释的。他的健康由于济南的经历和后来危险而紧张的生活，受到长期的损害。 　　我请求他不时地要去休假。我说，“戴维你一定得休息，离开危险，不然你要死的。” 　　他回答我，“没有用。我现在身体更坏了。心脏也不好。我住在我母亲那里就是要想养一养，我活动的时候倒感到好。你知道，没有别人来代替我工作。” 　　我的1936年3月7日的笔记上记着戴维对我说他和黄华“昨夜”差一点被捕。他给了我一份被“内奸”出卖而被捕的学生名单，并说法西斯已组织起来摧毁左翼。他说他的名字出现在蓝衣社的五张黑名单上，“宪兵第三团对着它们笑。” 　　戴维总是镇静、安详、温文尔雅、胸有成竹。他的作风与其说象一个正在在创造历史的活动家，不如说更象个法官，总是那么不慌不忙，不怕危险，不怕死。他以优越的姿态说学生们是“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左得厉害”。他善意地取笑“英雄行为”。他并不太希望我去影响学生，但是他知道，他一个人永远不可能把学生运动发动起来。 　　我不知道，以前戴维有没有和外国女人对过话，他的英文不错，不过最初他看不清我是什么人。他同埃德却是一见如故，虽然埃德不常和戴维谈话。戴维是我家的常客，因为他没有一处安全的地方可以呆。我和戴维常讨论马克思主义，分析“客观形势”，那是真正难得的兴趣。我们互相沟通思想，毫无障碍。有时我压倒了他，那时他会说：“你真是一个极好的鼓动者。” 　　戴维是一个优秀的、令人钦佩的、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本来有很多可供选择的生活道路，他决定做共产党人是出于很高的道德品质，而不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或阶级仇恨。他头脑清楚，才气洋溢，绝对诚实，实事求是(只要事实与他所知的不矛盾)。他是正常的，思想与心理都健康——这是他的吸引力所在。我在中国见过的，谈过话的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有这个特点。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反疯狂的，反宗教信仰的，他以此作探索问题的尖锐的工具。 　　我并不总是和戴维意见一致。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对中国的整个政治形势有了个清晰的概貌，特别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他认为蒋过于软弱无能，不足以担当保卫中国的重任，也不能执行任何历史的任务。 　　1936年2月，华北来了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员，政策也随之有了改变，此人就是刘少奇。他批评学生运动过左，制定了一个更广泛的“全民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如果“法西斯分子”愿意参加，也可以包括在内。 　　戴维告诉我，我们在北京有一个“反法西斯阵线”；他认为这样不妥——应该有一个“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我说，“你想得到吗，我不会为了这个战线花费时间，我认为学生领袖们也不会为这么一个广泛的战线去冒生命危险，虽然现在学生业已卷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们首先是反对法西斯，才制止了北京的‘白色恐怖’。我的时间十分宝贵，不能为反对法西斯的人去浪费它。” 　　戴维满怀敬意地看着我。“历史是分阶段推移的，”他说。 　　我说，“我是一个发动者，创始人，你是组织者，是理论家。发动运动的所有学生都是反法西斯的。那才是动力。” 　　回过头来看，埃德和我在使学生和其它人包括原来的法西斯分子转变成为法西斯这点上，起了特殊的作用。戴维和刘少奇来了，把学生们都吸收为共产党的追随者。 　　在1937年夏，我在延安时戴维来看过我，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那一次他自豪地对我说，在华北党内他是第二号人物。他在1938年通过埃文斯·卡尔森向我们致意。埃文斯在离北京不远的冀中旅行时见到他，那时他是抗日部队的政治领导人员。 　　他做过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副主席，是中央委员。戴维于1958年去世，年仅46岁。由于从事中国历史上，或任何历史上最危险的地下政治工作牺牲了健康与青春，后来成了半瘫痪的人。他的遗孀范瑾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清洗前是北京市副市长。 　　到中国去旅行过的人们谈到“社会主义的新人”，谈到人类天性的改变，这时候我就想到我认识的象戴维那样的人，自己找到道路，自己拿定主意。我想不起他有什么令人遗憾的性格——他不排外，不虚伪，他不搞愚民政策；他自己是高度文明的，而且赞成所有的人包括中国人都要更加文明。他富有魅力，善于处人，没有伤人和棱角。他经历了中国最厉害的魔难，活下来了，没有失去他的幽默感和掌握事物的分寸。只是，我不确知，他是否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 　　12月6日，全北京的学生都处于紧急动员中。当局与日本人也已紧急动员起来。我们不大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正如12月9日的游行示威是出乎意料的。 　　16日清早，埃德和我都穿得暖暖的，乘了一辆出租车，带上了合众社的麦克·费希尔。我们兜了一圈，看到各个单位聚集在不同的大街上。我给《密勒氏评论报》的报道写道： 　　“我们坐了汽车到达，正赶上看到一个大刀队，没给任何警告，举刀直冲学生领袖……游行队伍到达前门的广场上停了下来。警察没有上级军官，似乎毫无组织，衣帽不整，神情紧张，发疯似地冲击，直对学生胸部发射了三排齐发子弹……游行队伍立刻不见了，但是很快又聚集了向前冲去……一个车站上头脑清醒的苦力，就充当了群众与警察交涉的中间人。 　　那天夜里，我们接到一个电话报告说，某一条死胡同里有三百名学生围在里面，遭到大刀队的毒打，不能走动了。 　　12月16日北京所有的新闻记者都上了大街，就连J·B·鲍威尔也从上海赶来为《芝加哥论坛报》进行采访。 　　在中世纪城墙的前门埃德和弗兰克·斯马瑟斯爬上了箭楼，埃德拍了据我所知是学生运动的唯一的电影。(这架电影摄影机是我们用一大笔钱，专门为此而购买的，埃德后来照了关于红军的第一批电影。)  　　我正站在鲍威尔旁边，向他宣传，这时他看见了穿了一件皮甲克的燕京大学最好看的姑娘。 　　他一面拍照，一面说，“这才是我理想的女革命家。” 　　我跑到游行的行列里，把康斯坦斯·张(28)带了过来，向鲍威尔介绍：“她是加利福尼亚州一个菜农的女儿。” 　　鲍威尔因找到一个同乡的美国人而大为高兴，答应我以后我的文章在他的杂志上占多少篇幅都行。 　　亚瑟(29)是康斯坦斯的哥哥，也在游行队伍里，还有他的未来的妻子梁思懿也在，她是清朝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梁启超的女儿。 　　(1972年12月9日我们在北京饭店共进午餐，亚瑟已是友谊医院的领导；她们兄妹在美国过了几年。康斯坦斯回到美国，嫁给了一个有才华的青年新闻工作者唐明照，他后来是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的主任。他们的女儿南希(30)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曾是毛泽东的机要译员，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她当翻译。 　　12月16日游行示威据估计有6500到10000人参加。12月16日路透社报道： 　　“今天北京发生了规模空前巨大的学生游行示威……警察是不必要的残酷，但是带摄影师的外国记者在场帮了学生不少忙……照相机对准了的时候，警察就不打学生……据说在混乱中有10个到15个学生被大刀砍伤……也有日本人在观看，对他们并无暴力行为。 　　1935年12月18日路透社报道，北京和天津市长拜访了土肥原少将，为学生的示威游行向他道歉。我从未会见过土肥原，只看见过他，埃德和他谈过话。他很知道我们对学生的影响。我们是直接对抗的，土肥原在那些重要的日子里正在北京，他也看到了12月16日的游行示威。 　　1935年12月26日，沈阳的《满洲每日新闻》援引土肥原的话：“几乎可以肯定中国学生运动的后台是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正在利用学生运动……据报道，某些国家在从事关于华北问题的地下活动。我相信他们会停止这种活动……。” 　　12月12日的《密勒氏评论报》说：“上海的东洋人指责是美国影响中国的学生运动，……幕后有人操纵……学生中多数是教会学校的……学生运动的领导是美国大学毕业的教授。” 　　也在这个时候，日本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有一个青年美国妇女发动了学生运动，毫无疑问是罗斯福总统资助的。我处在危险的法西斯分子中间，看到这样的报道有些害怕。但是我认为外国报纸的报道阻挠了土肥原计划的实现。我的特殊任务就是让外国报纸报道学生运动，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6月学校放假，我一直为发布消息而努力，与此同时，我也教学生们怎样把新闻供给外国记者，这对他们是个新鲜主意，他们还有点胆怯。 　　为了挽回面子日本政府公开否认土肥原计划。真是一种可爱的讽刺：土肥原及一切动员起来了的部队，不得不在两个普通的美国人面前撤退。这两个人，反对法西斯，掌握着真理，但是每个月只有50美元的生活费。1936年罗斯福发表了一通“隔离侵略者”的漂亮演说。但是演说前和演说后，华北谁也不确切知道，学生们是不是通过斯诺的关系得到了，或得到多少美国的援助。回答是零蛋。这个费猜测的谜是我们的有力武器，抵得上几个军。 　　学生运动继续到6月学年结束。以后紧张的中心转到西安。由于东北学生赶到那里去影响军队，人们的头脑里在进行着革命。现在终于传播到了军队，那是真正的力量。 　　学生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后果是张学良少帅从过去的中国第二号法西斯转变为积极反对法西斯。这主要是由于他自己的学生，原本都属于他的秘密青年团，其中有几个是“一二·九”运动的发起人。到了1936年，少帅将捉住蒋介石，要求他停止内战。 　　这些事变实在难以令人置信，哪怕是构思一个剧本，也想象不出。土肥原将军精心策划了1931年和平占领满洲。张学良之父老帅张作霖，被日本人秘密杀害，此后日本恢复了法律和秩序。少帅执行他的上级蒋介石的命令，带了他的“东北”军撤到关内。我们家成了许多东北流亡学生碰头的地方，我们影响了他们转向反对法西斯。 　　1935年，北京的中世纪的城墙内外，响彻了青年们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口号声。西安的中世纪的城墙却已成为法西斯主义的中心，成为对刚刚于10月结束长征的红军作战的指挥部。少帅正在指挥这场反对共产党军队的战争，在北京城里我们这两个众所周知的独立的非共产党人正在努力赢得年轻人的心。少帅的一个青年团员，已变为反法西斯的宋林，在学生示威之后，很快赶到西安向少帅作报告，少帅不但支持学生运动也赞成同左翼结成统一战线，不久就与红军达成事实上的停战。 　　我们全都本能地意识到世界上有些新鲜事儿正在萌动：日后将赢得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联盟的一部分在燕京大学产生了。 　　(1981年，梁士纯在美国讲学时对我说，他的燕京新闻系在三十年代得到过少帅资助的一部分款项。) 　　“一二·九”学生运动标志着一个历史时期，是毛泽东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所列举的1919年以来六个阶段中的第四个阶段。“一二·九”运动和1936年的西安事变影响了共产党，是毛泽东最后取得胜利并在1949年建立了各党派联合政府的秘诀的一部分。根据这种“新民主主义”，1944—1945年他是愿意和美国人合作的；如果那时就达成了合作，世界的历史也许会大不一样。事与愿违，“法西斯”权力在美国开始了，而中国说客团——麦卡锡主义的影响把美国和中国割断了，直到1972年尼克松才重新打开关系。 　　以后再也没有外国人能象我们在1935—1938年那样起到重大作用。1947—1949年美国干预了对共产党作战以后，对他们来说中美的这种进步而愉快的合作似乎是不曾存在的。 　　从1935年开始，是这些燕京—清华的学生作了左翼分子和共产党人同西方之间的联络员。他们是1972年和解的工程师，那时是埃德加·斯诺得到了毛泽东允许尼克松总统来北京的承诺。因此“新中国”—美国的友谊是1935年12月9日在北京诞生的。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