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海伦·福斯特·斯诺 > 其他资料

斯诺访问“红星”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学生运动已经扩展到全中国。到1935年12月底，学生在32个城市举行了65次示威游行。 　　总的来说，警察还颇有纪律，对示威学生还不错。我在北平时常看着那些又高又壮的山东警察，心中祈望着象他们这样的中国人能站在正义一边。 　　1936年2月，北平动用了上万名警察日夜对付学生。尽管学生也24小时有人放风，警察还是搜查了几所大学，抓了一些人。29军用大刀武装起来的一个团的士兵包围了清华校园，他们是特意来抓陆璀的。陆璀是一位标致、活泼的姑娘，有一次她从一扇巨大的城门底下爬过去，试图从里面打开城门，从此成了示威游行中的女英雄。这时她正躲在我们家的小套间里。后来我们悄悄地把她送到上海，从那里她去了美国，为了去唤起美国人对中国学生事业的同情。 　　我们家里有许多避难学生和从满洲跑出来的东北难民，其中有东北大学校长的儿子富尔西·王。他总是很腼腆地坐在角落里，默不作声，但却一直象一个社会学家那样专心致志地观察着这个家里的一切。(一年后，王主动要当我去延安路上的翻译。后来在日本人进攻的时候，他的父亲也躲在我们家里。1972年美国和新中国恢复关系时，王福时(富尔西)和我又取得了联系。我们互通了一些信——他把我的信发表了。他当时在编一部百科全书。) 　　我们家的大猎狗是学生会的“成员”，而我们的中国种狗金吉却是个法西斯分子，只要让它逮住了的学生，它都要隔着棉袍咬上几口。 　　那时“文化界”组成了一个“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共有149名会员。休伯特·S·梁(37)是燕京大学教师的领袖。“五四”运动摇篮的北大当时受到两种主要是内部的压力，曾昭抡是中国科学界巨擘，也是四位公开支持学生的教员之一。我后来才知道，他是戴维·俞的舅舅。尚仲衣教授蹲了几个星期的监狱，饭碗也丢了。在他犹疑不决的时候常常到我们家来。最后他跑到南方去了。几个月后，也在北大教书的许德珩(他后来成了1949年政府的创建人之一)跑来告诉我们，尚教授在一次公共汽车从渡船翻入河中的事故中淹死了。 　　虽然当时已有了“煽动者”格杀勿论的法令，南京又宣布北京学生联合会为非法组织，3月31日还是有来自24所学校的约1200名敢死队员不顾一切上大街游行示威，抗议一名学生被囚禁死在狱中和一些学生被捕。同以往一样，我们一伙外国记者——埃德和我、麦克·费希尔以及吉姆·伯特伦——都到了现场。 　　同时，在张学良少帅的要求下，西安释放了43名东北大学的学生。少帅的部队那时已经受爱国运动的影响，他为这些学生“亲自作保”。在那些日子里，他成天为营救学生而忙碌。当然我们知道这些学生是不会打仗的，甚至也不会在任何战争中参加军队——因为他们太孱弱了。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敢从军。但是没有任何东西比知识的神奇力量更能唤起大众和军队了。 　　1936年，中国还没有一位外界人士了解红军是些什么人，甚至连戴维·俞也不甚了解。但当时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实在是别无他路可走，即使红军的领袖们都是些“赤匪”，也只能走这条路——蒋介石方面一直把红军称为“赤匪”，还造了许多谣言，说他们如何凶狠残暴，想以此煽动人们对红军的憎恨。在那个时候，很难相信中国人中竟然会有共产党人，尽管中国历史上记载了许许多多从来能改变现实的土匪和造反的农民。 　　九年来红军一直被封锁。现在他们结束了为时一年的长征，在大西北，靠近长城的地力落下了脚。我们第一次有了去会见他们的机会。早在1936年8月，埃德就想去红军那里走一趟，但当时戴维无法为此行作任何安排。3月25日他从天津给我们写信说：“埃德的问题过些日子会解决的。那两人中的一个会告诉你们这里的考虑。我已经尽力向他们做了解释，我想他们没有理由拒绝你们的要求。我希望你们的要求能实现。请在出发之前来信。” 　　埃德向他的出版商哈里森·史密斯透露了他想外出旅行的想法。哈里森是《星期六文艺评论》和他自己的出版社的老板。他过去一直赞成我们提出的任何建议。这次也一如既往鼓励埃德外出。一个春天的下午，在我们平时喝茶的大起居室，埃德和我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这样做对极了。”在一生中的极其关键的时刻，我感到十分坚定。“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你都必须去。”如果可能的话我是会同他一起去的，我还能是很好的掩护。但是办不到。 　　埃德说他马上要去上海。“要说谁能帮忙的话，那就只有孙中山夫人了。”他不能没有得到某种介绍信就贸然跑到红区去。而这次旅行又必须绝对保密。不然的话，他与《邮报》和《先驱论坛报》的关系可能就吹了。“但是，”他说，“这是我一生中在亚洲所能搞到的最大独家新闻了，尽管古根海姆斯那些人不这么看。”(当古根海姆斯基金会拒绝了埃德申请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奖学金的要求，而把奖学金给了另一个学生去研究“中国人的脸部表情”时，埃德简直气呆了。) 　　4月29日我给我们的代理人亨里埃特·赫茨写信说“埃德须到南方去出一趟差，很快就回来。” 　　5月19日埃德从上海回来了。那天戴维来了封信。当时他呆在北京太危险了，他就换上埃德的一套旧西服作伪装跑到天津去了。他在信中说他在读英文杂志，想要“成为一个摩登时代的人。”他说在北平时，他仿佛是生活在“十八世纪”。戴维在天津正在组织学生运动。显然，他可能同当时的共产党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秘密地商谈。刘少奇是当时北方局的七个成员之一，其他六人是戴维、黄华、姚依林——他们都是我们学生的朋友——以及薄一波、陈伯达和徐冰。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 　　5月，蒋介石一面拒绝抗日，一面却在准备另一场内战，西南的两名将军——广东的白崇禧和广西的李宗仁——举行了一次倒蒋运动。起初，学生要求共产党“支持西南”，但共产党为了不惜任何代价制止内战，采取了不介入政策——这也是苏联的主导政策。 　　军队很快地摆出了反蒋的姿态，但形势十分混乱。我们知道在西北，少帅已和红军秘密达成停火协议。正是因为这样埃德想去那边旅行的想法才有可能产生。 　　由于内战局势危险、动荡，我们得分秒必争。6月初，北京的一位教授给埃德一封用隐色墨水写的信，要他转交给毛泽东。埃德收拾好了睡袋、骆驼牌香烟、吉列牌剃须刀和一罐马克斯韦尔咖啡——他那些必不可少的西方文明用品。因为激动，加上打了免疫针，他有点发烧。就在出发前夕，他才打了预防天花、伤寒、斑疹伤寒和霍乱的针——同往常一样，他又迟了，这次因为他没有料到这趟旅行真的会成行。我们知道西北还流行一种地方性的黑疫病，但不知有什么药可以预防。其实当时也没有真正的斑疹伤寒防疫针。我也打了许多防疫针，以备我也找到什么办法到西安去。 　　那时候，我们生活得十分美满，工作也很成功。我们不愿为了一次全然是前途未卜的冒险行动而牺牲这些。但我们又必须这样做。包括中国人在内没有任何人了解红军究竟代表什么样的人。总得有人去探索，而没有其他人可以作这样的旅行。我们当时是被种种力量陶醉着：影响历史发展的力量，婚姻的力量，虽然我们从来不用这个词，以及超脱尘世的，强烈的精神力量。 　　对于冒生命危险，埃德从来都是不在乎的。但他忌讳提起危险。我从来不提象为我们俩人保人寿险这样敏感的问题。 　　埃德的脖子上挂着电影摄影机和照相机，他爱抚地拍拍那些欢蹦乱跳的小狗。当我们坐上洋车去火车站时，所有的仆人都排在大门口来话别。可爱的蒙古族苦力陈坐在第三辆装着行李的洋车上。戈壁象平时那样和我坐在一起。我热呼呼的手中攥着埃德的鼻油。北平空气中尘土大，再加上抽烟，他的鼻窦常出毛病。我知道临走前要是不把鼻油放在他的口袋里他就会忘得一干二净。 　　午夜黑沉沉的，街上没有一丝光亮，只有洋车的灯在跳动。我们象往常一样坚持要走沿旧城墙的那条干净而阴森的路，尽管洋车夫——也象平日一样——总想躲开这鬼神出没的地段。我们头顶上，茫茫无际荒漠似的夜空点缀着星星和一轮新月。戈壁注视着阴影中的一切，随时都想跳出洋车去看个究竟。我们都默不作声，只有缓步跑着车夫发出的慢悠悠的吧达、吧达的脚步声。 　　从那个黑暗的、不为人知的太空，诞生着新的世界。这是我们这代人中的一次伟大的探险——我们不知道是否别人也这么想。我们丝毫没有料到埃德关于这次旅行的描述竟会成为一本畅销书。但我们很清楚，埃德在中国已有八年，该出成果了，不管这将把他的事业推向高潮还是低潮。 　　象平时那样，我们又差一点没赶上去西安的列车。在埃德上车的时候我把鼻油放进他的口袋。他站在火车的阶梯上，犹如凯撒打了一个胜仗似地咧开嘴笑了，还敬了一个礼：“嗨儿，希特勒!” 　　当那隆隆作响，燃煤的火车头呼哧呼哧上路的时候，我叮嘱道：“别把鼻油弄丢了!” 　　6月16日，我给我们的代理人写了封信说，埃德“已到内地长途旅行去了。”  　　埃德从西安来信说他需要一名翻译。早些时候，黄华曾被短期囚禁。出狱后他直接跑到我们家来了。此时他已回燕京大学念书。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埃德急需一名翻译陪他秘密地去中共的地区。黄华主动要求前去，尽管这将使他不能毕业。我把所有我能搜集的钱都给了黄华，他上了下一趟去西安的火车。作为一名翻译，他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合作者。 　　后来我又接到过埃德从西安写的几封充满困惑、沮丧情绪的短笺，说他在那里一再耽搁，遇到各种各样问题。他想家了，而且已经“坐失许多良机”。再往后，就什么消息也没有了。直到9月份，一位红军秘密交通带给我一封他的信。“要是你能在这里和我共享这种经历多好呀!……这里的谈话和讨论是那样充满生机；到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当然，还有你所厌恶的臭虫、跳蚤和肮脏。” 　　我本没有期望埃德会有信来。我深知通讯联络有多么困难。在信中他要我托来人带去几本《读者文摘》，一些牛奶巧克力、咖啡和一个制地图用的工具。他还让他的秘书郭达给他复制《哈泼斯》月刊上一篇关于化学种田的文章。 　　同黄华一样，郭达后来也成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合作者。这本书的每一行字都是郭达打的，而他喜爱书中的字字句句。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