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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 曲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埃德和黄华踏上了去红区的路，其他的燕京学生领袖毕业时到北海的一艘石船上举行了一次秘密的庆祝会。这是胜利的聚会，也是告别会。我们大家相互有着深厚感情，这是一种只有当你意识到大家曾在一起改变了历史，才能体会到的特殊感情。两位女同学要去上海担任全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干事。两位男同学要去西安，给少帅的一家报纸当记者，打算去争取少帅和他的士兵们，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李慜又重新进入燕京大学学生会任文书。警察要是知道了这次聚会会将这些学生领袖一网打尽。 　　所有这些学生都是十足的清教徒。他们平时从不看电影，也不跳舞。但我一定要他们去看三部电影，通常是和我一起去的。当时北平只有一座影院，正在上演《双城记》、《悲惨世界》和《叛舰喋血记》。前两部影片是根据我所喜爱的小说改编的。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写道：“那是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同学们也喜欢引用这句活，没有比它更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的了。 　　我听说学生们冬天在狱中曾唱过《古巴情歌》、《里约·丽塔》、《老黑奴》和《女士们，晚安》。到了1936年夏天，一首新的《义勇军进行曲》(《起来》)和《布琼尼进行曲》(从电影中学来的风靡一时)。《义勇军进行曲》在1949年以后成了国歌。 　　1935年11月—1936年6月学期结束，我时刻都忙于学生运动。我不仅要打字，还要重打多次，而且在我一生中我第一次不得不认真地思考一些远远超出我的经验的问题。我成了一个呕心沥血而又分文不取的社会福利工作者。而我并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我喜欢我的故我。埃德也是这样，眼看着我从“完美”的人，变成了我现在的样子，他难以摆脱惊恐。 　　埃德前往红区时，我已经显得精疲力尽了。我放弃了文体活动的念头。此时，我只希望休养一下，增加体重。平时我的体重是120磅，那时已掉了20磅。我想，1936年夏天将是我去看看满洲和朝鲜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日本人到处都在咒诅埃德，我去那些地方旅行是要担风险的。尤其是土肥原将军和他的同党对于我们参加学生运动的全部情况了如指掌。乍到中国的吉姆·伯特伦真心为我担忧，要和我同行，保护我，这个差事，也许对他还有某种个人的吸引力。但不能这样做，尽管他并不完全理解我说不行的原因。说来也可笑，因为我对埃德的突然失踪一直缄口不言，以致包括吉姆在内的一些外国人怀疑我们俩人要分居了呢。 　　在我出发去满洲之前，我需要到北戴河恢复一下健康，哈里·普赖斯和他的夫人贝蒂也一再邀请我到那里去。我在北戴河度过了在中国最后的一个悠闲的夏天。当我发现吉姆也被邀请来小住几天，十分惊讶。不过这倒也并不煞风景。我们去海滩，睡觉要用蚊帐，爬沙丘，还看渔民清晨从海上归来。他们沿着蓝色的北戴河湾铺开湿漉漉的渔网晾晒。我们谈论青年，谈论艺术，也谈论革命。我们还谈论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中国一切令人感到神秘的种种。 　　一天下午我和吉姆到村里去买东西。我们在一个象小小夜总会那样的地方逗留了一会儿，跳了几轮舞。吉姆的舞跳得糟透了，他是个反法西斯分子嘛。这使我想起了美国，想起了很久以前我和我过去的爱慕者们所度过的美妙时光。 　　在我的健康恢复了一些——增加了几磅之后，便在8月出发去旅行了。先去满洲。在大连我住在美国领事约翰·阿利森和他的妻子珍妮特那里。他们曾参加我们1932年在东京举行的婚礼。我和珍妮特都穿着漂亮的蓝白色棉布和服，还系着红色的羊毛宽腰带。我们俩聊得很开心，能和一位女友在一起聊天真是愉快。 　　在沈阳我受到了约翰尼·戴维斯领事的头等款待。他的父母都是传教士，他为人机智、聪颖，十分有趣。(在麦卡锡时期，他是中国说客团的受害者，但在1971年，他又被邀请到国会听证会上去作证。)长期生活在东方的外国人的小领地里的人们都渴望见到一位新人，听听新的声音。那里的人们都象当年美国西部开发时期的人们一样以放心开怀的欢乐款待客人。 　　临走时，约翰尼·戴维斯给了我几封写给驻朝鲜的领事们的信。从朝鲜天池的金刚饭店出来，我踏遍了山中所有的小路，在清澈、寒峭的山溪中试游。金刚山是东方最美丽的一座高山，自公元513年以来就是佛教圣地。那里共有32座寺院，我们参观了几座，还与和尚们谈论佛教。我们住的那个现代化旅馆包括伙食费在内每天才收1.5美元。真是嬉皮士们最好的去处! 　　我同一些缄默不语的传教士们坐在阳台上，他们痛恨日本人，感到自己对朝鲜负有特殊的责任。这是亚洲仅有的重要的新教徒团体。朝鲜走向民主的方式同东方别的国家都不一样。我和这些传教士一样喜欢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这些传教士本来就全是反帝分子。朝鲜的青年新教徒在东方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我曾在《阿里朗之歌》一书中描写过一个朝鲜共产党员的生平。 　　亚洲国家最初被武力打开了大门，接受西方影响以来，一个矛盾往往掩盖另一个矛盾。只有当你用辩证法思考问题的时候，你才能懂得或开始明白亚洲那些盘根错节的事物。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作媒介以前，西方文明没有真正被亚洲人接受。 　　我同一位在日本战争学院的英文讲师和他的妻子交了朋友。我们在北京的药店的圆圆胖胖、成天乐呵呵的戈林老板也住在这家旅馆。他在山顶上用真真假假的嗓子叫喊着，唱着《瓦基里斯之歌》(他是远东唯一的登山俱乐部的成员。我回到北京后他提名吸收我为该俱乐部的唯一女成员。) 　　我们出发去攀登金刚山最高的毗卢峰，需要两天。事先没有预报说将有一次30年以来，也是以后20年中最大的台风袭击。我们用链索和铁头登山杖在狂风到来前两小时登上了顶峰。当我舒舒服服地躲进悬崖边一个低矮的朝鲜茅棚时，感到这两天的经历真是使人兴奋。登山一直是我最喜爱的体育活动，毗卢峰对于我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在我九岁以前，我一直是住在抬头就能看见大堤顿山脉(38)地方。 　　链索被台风折断了，下山很危险。两个强壮的朝鲜向导用绳子把我联在中间。我们还撑着杆跳过一些湍急冰冷的山溪。当我乘着一叶轻舟漂浮在怒涛滚滚的大江上时，猪、鸡和人的尸体不时从船边漂过，真是十分可怕。后来在汉城我从桥上看到了茫茫无际的洪水。 　　我感受到了朝鲜的悲剧，它是日本、苏联和中国之间的跳板，后来在1950年又成了美国和联合国的战场。对于我来说美国出兵朝鲜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深知对美国人这意味着开始了新的“帝国主义”。而美国最终从越南和柬埔寨撤走是西方文明的一次精神上的重大胜利，但是在这期间，25年已经过去了。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并没有给东方带来任何进步只有堕落愚昧。日本人利用中国的奴役劳力到处建立大工厂，在国内强征青年入伍，把他们的思想拉回封建武士时代。1945年日本的战败，是日本人民的大解放，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