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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首赴西北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回到北京，才知道我丈夫杳无音信。但我预计他在那边会呆得很久，直到写出一篇精采的报道来。 　　北京的秋天，天高气爽，我已恢复了健康。吉姆·伯特伦为了要了解中国，独自出去旅行了一趟，这时又回到了北京。同以往一样，我们尽量使我们之间高度紧张的关系有趣而愉快，地地道道的英国方式，严格地避免男女私情。我也需要有个陪同，因为在中国除了学生或雇的翻译、导游之外，一个外国妇女要单独和中国人在一起是不可能的。我和吉姆跟一两位竭力想找人谈论“形势”的中国人出去野餐了几次。我们还去故宫的太庙，那里除了几个管理人员外，空荡无人。我们也骑自行车到郊外去，戈壁追逐着城墙边护城河中的鸭子。在一家农舍前它遇到了一只硕大的黑色的中国狗，一位年轻农民跑出来拉住了那条狗。他十分亲热地搂住他的狗，除了我自己的狗外，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亲热情景。 　　我微笑着说：“你有一条漂亮的大狗。” 　　“你也有一条漂亮的大狗，”他显得很友好地答道。 　　我看了看晾在矮矮的屋顶上的红辣椒、大蒜和柿子，以及挂在房檐下的玉米和高粱穗。我说：“你们在这里一定很快乐。” 　　“我们是很快乐的，”他答道。就这么几句话，我们之间此时此刻已建立了一种真正的友谊。 　　在那些为时不长的黄金日子里，我和吉姆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至少我是那样。吉姆并不健谈；缄默寡言，但在听别人说话时，绝不放过一个弦外之音。吉姆有几个牛津大学的朋友在西班牙打仗，其中有一个于1936年11月阵亡。吉姆正处于革命浪漫主义顶峰，好象自己和拜伦一样革命，正在经历着一个富有诗意而又激情满怀的时期。他枕戈待旦，随时愿去干天底下的任何事情。 　　9月的一天，我听到我们的狗在抵挡危险的闯入。我赶紧穿过暖房跑出去，只见几个男仆正围着一位体格健壮的陌生人。他不愿躲到大多数来访者都进的门房去。他高兴地咧着嘴笑着递给我一封我丈夫的来信。这是自6月以来我第一次得到他的音信。我立刻就喜欢上了王林——不久我发现埃德也很喜欢他。他穿着一条肥大的灯笼裤，当时共产党人认为它是最好的资产阶级伪装。我这是第一次见到一位直接从封锁线后面红军那里来的红色密使。 　　“斯诺在我们那儿把香烟都抽光了，他想咖啡想得要命，”他用中文说道(他不懂英文)，“但他过得非常愉快，大家都很喜欢他。” 　　这封长信是8月3日写的，里面还附着一封黄华给张兆麟的信(但是张正在西安)。埃德在信中的主要评论是：“他们看来都异常乐观，情绪振奋。他们为了发现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进行着艰苦的劳动，犹如学童们去参加一场足球比赛。” 　　“我要跟你一起去，”我对王林说，“如果你想撇下我独自离开北京，我就把你交给警察。” 　　“好，好得很!”听到这种夫妻恩爱的想法，他不禁搓起手来。“斯诺一定会感到惊喜交加的!” 　　“他会吃惊，但不会高兴，”我说。令人吃惊的是他居然同意我的说法。“你会把他从老婆那儿请来的假给搅了，”他说。 　　王林调皮，幽默，不断地逗乐。他假装要把我带去，让斯诺吃一惊，但他却从来没有告诉我埃德曾请他在回红区时把我带去。直到好几个星期后我才知道。(1978年，王林作为西安市市长曾和我在《中国的共产党员》(39)一书中写了王震将军的传记，他设宴招待了我和王震。王林这时居然还记得我家的狗金吉的名字。) 　　我必须在几天内做好出发的准备。我得把这事告诉吉姆·伯特伦，请他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替我照料一下。我也告诉了麦克·费希尔，请他处理埃德的报纸工作，以前这个工作一直是由我代做的。听说我要作这样一次危险的旅行，麦克惊恐万分，吉姆则不顾一切要与我同行，哪怕只是与我同乘一列开往西安的火车，只凭纯洁的友谊陪我旅行也好。到西安后他可以自己设法请求去红区。我害怕独自上路，甚至比吉姆更希望他能与我同行。但我知道如果我们俩一起去的话，埃德非气疯了不可。我没有邀请吉姆共进告别晚餐，否则，佣人们会认为是越轨，在中国雇佣制度就是一个无所不及的情报网。 　　但是，我又无法向吉姆说明这一切，我从来没有告诉他我拒绝他陪我去西安的原因，而他也一直没有原谅我。他认为我是完全不想理他了，而我也只好让他这么去认为，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我打了可怕的试验性斑疹伤害预防针(其他预防针在埃德注射时我就打过了)。我剪去了长发，又烫了发。从我们那宽大的床上取下那条漂亮的鸭绒被做了个睡袋。华北工业公司为我做了一件旅行穿的驼毛大衣。(埃德曾在圣诞节送给我一件华丽的豹皮大衣，让我在参加学生示威时穿上保暖，但这大衣却不适合旅行穿。在以后的40年中，这件大衣一直是我最好的伴侣。)然后，我又为西北的寒冷定做了一双羊毛里子的靴子。吉姆送来了他在天津时的红羊衣衫以祝好运。 　　我和王林约好在火车站碰头，但在去西安的两三天旅途中我们装作互不相识。到了西安，一位红军联络员会到西安宾馆找我。我对外就说是在报社工作并研究考古学。我们在燕京学生中的朋友张兆麟当我的翻译和陪同。 　　吉姆早早就来陪我去车站。他在院子里为我拍了张照。尽管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循规蹈矩的——我也一样——但他却几乎无法抑制心中的激情。这里既有愤懑和竞争上的妒忌，也有九个月来作为我唯一的、特殊的爱慕者所积聚的失意。吉姆会照顾人。他在各方面都是一个真正的有教养的人——这比埃德强，埃德一直把他的妻子看作同上帝安排的其他一样，都是理所当然的。 　　我的睡袋和其它行李装在草编提箱里放在一辆人力车上。我向狗及同往常一样排列在大门两旁的仆人们告别。我和吉姆沿着城墙边那条荒芜的小路出发了，就象四个月前我和埃德一起走时一样。 　　“毫无疑问，你只能是走向世界的尽头——另一边去，”吉姆郁郁不乐地说。 　　在车站，王林和我打了照面，并没有打招呼。当那老式的火车在一团团白色的蒸汽和黑色的煤烟中开动时，我向吉姆挥手告别。火车沿着城墙咯嗒嗒咯嗒嗒地走着，那汽笛声足以把整个中国的死人都吵醒。 　　西安是一座由城墙围着的古城。令人敬畏的城墙的巨大城门似乎是要把反抗儒家教诲的不缠足的美国年轻女子拒之门外。一到车站，警察就上前检查所有外国人的护照。旅行者只允许住在西安唯一现代化的西安宾馆。 　　我刚到宾馆不久，就有一位象归国留学生模样的中国人来找我。他脸上长着雀斑，身穿一条花呢高尔夫式灯笼裤，还戴了一顶鸭舌帽。他无拘无束，谈吐坦率，有些幽默感，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 　　“叫我查尔斯吧，”他用带土话的英语自我介绍，一边摘下他那顶时髦的花呢帽。这是我认识的第二个红军，他和王林不一样，王林象一只初生的虎仔急于想法去踢开任何挡路的崇山，而他却似乎对我的计划无所谓的样子。 　　“我们只有一辆小卡车。”他告诉我还有非常重要的行李要运。不管怎末说，很难给我腾出一块地方。部队正在运动中，卡车要通过前线极其困难。他真有点吓人。 　　“就把我当作货物，不要算是行李吧!”我说，竭力辩解说我不过才108磅重。 　　但这位工科毕业生刘挺(我后来才知道这是查尔斯的真名)说他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丈夫在何处，他在干什么，再说，要作这样一次旅行看起来我的身体经不住，我不象那类人。“你为什么要去呢?”他问道。 　　我为什么要去?这次旅行为什么那么重要?最后我还是使他相信尽管我远不如我丈夫那么可贵，但给我个藏身之地还是值得的。 　　他告诉我卡车说不定哪天天一亮就出发，我必须独自坐人力车到停放卡车的秘密地点。刘事先会给我打电话。“你必须作好准备，接到通知后几小时内就要动身了。” 　　“你在这里一定很危险吧，”我说。 　　他笑了。“并不比少帅更危险，我就住在他家里。” 　　那时，西安是中国政治、军事以及阴谋的中心。有些军官也住在西安宾馆，阴谋和不安的气氛在震颤。法西斯分子变成了共产党员或至少变成中立分子，从前的共产党员又从法西斯分子那里领钱当特务或是双重特务。形势正处在对立的双方将取得一致的关头。蒋介石则是一个花岗岩脑袋的反共狂，就是广西广东两省军队1936年6月2日发动的抗日倒蒋运动也丝毫没能使他改变主意。那次运动的解决是在1936年9月8日公布的，当时我正在旅行。西安城里怨忿鼎沸。 　　刘挺此时是红军在西安的唯一联络员(七十年代他在北京，还常常见到路易·艾黎，我却没能碰到他)。每隔十来天，一辆秘密的东北军军用卡车就戴着一个穿东北军服的卫兵在特务，警察网密布的西安城开进开出。这辆卡车可以用随意填的空白路条往来于白区和当时少帅部队司令部所在地延安。从那里要化装骑马有红色路条，才能去红色首都保安。埃德在红区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保安度过的。 　　在西安呆了两个多星期。我似乎每天死去一千次似的，焦急地盼望着第二天一早就能动身，踏上危险旅程，走向刘挺说的我也许不得不无限期地流落在那里的地方。我是如此的紧张和激动，寝食不安。我根本不是那种生就勇敢的人，但我有意志力，有命运感。 　　我们在学生中的老朋友张兆麟是少帅办的一张报纸的编辑。他每天穿着西装带我参观市容——鼓楼、钟楼、寺庙、博物馆和古董店。我们谈来谈去都是谈论“时局”。 　　张满是压抑着的激动。我们俩人又在一起了——正如在1935年由张和他的朋友发动的“一二·九”运动前夕那样，我们又在自1927年以来中国土地上酝酿着的最大风暴的中心相会了。 　　张兆麟自己也不安全。北京来的蓝衣社宪兵调到了西安蒋介石总司令的侄儿蒋孝先这个地道的法西斯分子手下。搞恐怖活动的“特别行动团”到处绑架学生和其他人。少帅曾给蒋介石发电报说他将“保护一切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他确是这样做了。 　　9月，在我即将去西安时，西安的法西斯宪兵队绑架了宋黎，我们在学生中的朋友，也是警察通缉的三个学生领袖之首。少帅为此大发脾气，派了两个连包围了宪兵队的拘留所，设法把宋救了出来。宋黎一开始就是少帅的学生联络员。在西安他住在少帅家里，对少帅的思想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1936年3月9日，宋黎曾到北京来看我们，向我们讲述了他和少帅的谈话。他引用少帅的话说：“我想，对于我最终的政策你将会满意的。现在我还不能把我的真实想法告诉你。不过，我十分同情你们的运动，将尽力向我的部下晓示你们的思想。”他带宋黎参加一个有500名军官出席的会议，还为宋黎两个小时的反内战演说作了开场介绍。 　　6月份埃德加·斯诺到达西安时，少帅和红军实际上处于停战状态。蒋介石却在策划一场新的“清剿运动”。10月初，法西斯分子抓了三名华北学生代表，少帅关闭了西安所有的城门，派兵包围了法西斯分子总部，士兵捣毁了总部大门，救出了三名学生。 　　在西安，一场蒋介石与反蒋者之间的冷战已经开始。自10月初以来，少帅的部队已作好战斗准备，保护红军免遭攻击。我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来到了西安。 　　刘挺给我打了几次电话，说那辆小卡车还没到。过了两个星期他来看我，告诉我说那辆卡车由于部队行动被阻在渭河那边了。他打听不到我丈夫什么时候回来，他估计由于形势紧迫他可能马上就会返回的。他劝我离开西安，这也是为了不引起别人对埃德的注意。埃德若是被发现，肯定会丧失他的胶卷和笔记本的。 　　我一点儿也不想离开西安。我是个穷报人，别人用银盘给我送来一条消息时我知道它的新闻价值，现在，一条好新闻就隐藏在这里。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机会来记录历史了。就当我呆在西安的这些天里，朱德将军指挥的两支南方来的红军正在甘肃打过来，想在10月和毛泽东的纵队会师，这样就结束了他们从不同道路走过来的长征。 　　少帅派人请我这个在西安唯一的外国记者前去采访，并通过埃德工作的报纸——伦敦《每日先驱报》向外界揭露西安的形势。如果少帅有个印象认为斯诺夫妇同所有欧美民主国家的使馆有联系，我并不惊奇，因在中国人眼里，两个年轻人，没有任何方面的“担保”，完全出于自愿做了我和埃德经常做的那些事情，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在那些日子里，作一个美国人在亚洲真是生逢其时。犹如当年摩西在红海一样，波涛在我们脚下分水让路，特别是在红色的海洋中。我们到处受到欢迎。任何一个美国人的到来可能被看作是仅次于罗斯福本人的大好事。 　　还有几个中国记者也被邀请参加这次采访，但不允许他们发表任何消息。 　　我从未见过张学良少帅，但显然他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那一年，他37岁。1931年日本人从他手中夺走满洲之前，他是那里三千万百姓的统治者。自1930年以来，他就是全国武装力量的副总司令，是蒋介石之下的第二号人物，是蒋的爪牙和“小兄弟”。1933年他到欧洲去了一趟。在那里，墨索里尼和他的女婿齐亚诺使他笃信法西斯主义。但由于学生运动，也出于对打败过他的部队的红军的仰慕，这个中国第二号法西斯分子醒悟过来，抛弃了法西斯主义那一派愚蠢的胡言。他为他的东北学生包括加入他的青年团的学生参加了发动“一二·九”运动感到自豪。这也减轻一些因丢失满洲而蒙受的耻辱。他听喜爱的学生宋黎跟我们讲，到了1936年2月底，他已成为反法西斯的了。 　　10月3日那天，我戴上了那顶蓝色麂皮贝雷帽，围着红白蓝相间的围巾，同张兆麟坐洋车去赴六点钟同“西北剿匪司令部”总司令的约会。我们几乎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 　　一位戴眼镜的年轻知识分子用极漂亮的英语迎接我们，他就是少帅的秘书殷德天。他那充满胜利的喜悦的神情比我们更甚，更少掩饰。(两个月之后，他就成为发起和策划绑架、囚禁蒋介石的“三个火枪手”之一。这三人原先都受过学生运动的影响，而那富于想象力的绑架总司令的念头却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 　　少帅张学良身着便服。他穿的是一件朴素的灰色长袍，由于他将宣布他和他的军队要背叛最高统帅，这身穿着倒显得儒雅。这种悬念刹时攫住人心。我不由自主地向他微笑了一下，过去的全部历史都在我的眼睛里表现出来。 　　他有些激动。他曾保护埃德去红区，他也一直在竭尽全力保护我的旅途安全。他和我之间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经常在家中藏匿警察搜捕的学生。当我提到他亲自保释北京的46名东北学生出狱时，他爽朗地大笑起来。 　　我事先给他提了五个问题。少帅的回答与蒋介石的政策背道而驰。他那引起轰动的正式声明是这样的： 　　“如果共产党能够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同我们精诚合作，抵抗共同的外国侵略者，这个问题也许可能和最近的西南事件一样实行和平解决。” 　　采访结束时，他走过来和我握手，这是一种盟约。 　　到了街上，我和张兆麟也庄重地握了握手。事情就是这样定了——背水一战。 　　国民新闻社发了一条捏造的消息，竟然编造第二号总司令的讲话。 　　西安电报局拒绝发我的电报。我只要跳上了第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我绝不愿意在我一生中的最大新闻正在发生的时候离开西安。但查尔斯(刘挺)坚持要我走。因为没有人能预料什么时候少帅自己也可能落入险境。整个局势动荡不安。张兆麟决定当我的护卫，一路陪我回北京。 　　在距郑州不远的地方，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官走进我的小房间。他自我介绍说他是万毅上校。他义愤填膺，“我们必须和红军合作。”他公然对抗蒋介石，说“不需命令，士兵们自己就会行动起来的。” 　　从列车窗口向外看去，几列军车满载南京的精锐部队匆匆赶去围剿红军，我们知道他们也将包围叛变的东北军，镇压象万毅上校那样的军官。 　　那位上校在郑州和我们握手告别时，张已是热泪盈眶了。 　　我对张讲：“现在我们只是两颗小小的火种，看吧，明天这里将燃起一片燎原的烈火。” 　　一年之前，我们还生活在那令人窒息，生犹如死的气氛中。今天，已有15万东北军和我们，和学生们站在一起，随时准备釆取行动。在我的手提包里就装着少帅决心领导他们行动的声明。我们不仅拥有北京，而且拥有整个华北。 　　但我们尚未把蒋介石争取过来。 　　我望着张兆麟和那位上校，心想这就是我要留在中国的原因了。一两个小小的学生经过不到一年的宣传就使整个军队奔赴战场。把知识分子和实干者结合在一起犹如一把火种点燃柴禾一般。(后来我认识到在所有没有工业化的国家里都是这样，除了年轻学生之外没有哪个中产阶级真正有号召力。) 　　回到北京，我给伦敦《每日先驱报》发去了访问少帅的报道，合众社把这个消息传遍了美国和中国。接着，《密勒氏评论报》和《华北明星报》也刊登了这条消息，几乎酿成一场时机尚未成熟的西安事变。日本人要南京方面对此作出解释，南京方面矢口否认这次访问。 　　但全中国的学生都感到无比欢欣鼓舞。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