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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斯诺归来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我从西安回到家中大约是10月7日。我在凸肚窗口的书桌前，匆匆发出了一些文章和信件。现在我不仅是鲍威尔《密勒氏评论报》的华北通讯员、《亚细亚》杂志的经常撰稿人、伦敦《每日先驱报》和纽约《太阳报》的代理通讯员，并且还是《民族》周刊的中国通讯员。我们的代理人亨里埃特·赫茨还收到了给我出诗集、写文章提供条件的约请。(亨里埃特始终是斯诺，伯特伦三家合作事业的一个伙伴，虽相隔千里，我们十分喜欢她，她的每封来信都充满暖人心房的佳音——并且多少总有一笔钱附来。) 　　那时，我正忙于给在朝鲜和满洲新结识的一些朋友买茶叶、丝绸和其它东西。事事顺心，生活甜美。 　　约莫就在10月25日那天，我和平时一样在书桌前忙碌着。戈壁和金吉坐在我的脚边，没精打采地打着呵欠。突然有人在旁门敲门，把我们吓了一跳，象是匪徒的进袭。原来所有来访者都是由看门人正式向头号仆人报告，而后再由头号仆人用皇家般的礼仪向主人和夫人禀报。 　　在台阶上，站着我的丈夫，他那长满了灰色胡子的脸上挂着胜利的欢笑。 　　恕我冒昧，“您就是利文斯通太太吧?”他鞠躬问道。 　　“你看来就是吞了猫的金丝雀了，”我回答道。 　　两只狗跑到他身边欢蹦乱跳，齐声吼叫着，想要知道“你这些时候干什么去了?” 　　他走进了屋子，把他带回来的大大小小的一束束一包包的东西放在地板中央。他从其中一个包里拿出了一顶灰色的旧帽子，上面有一颗褪了色的红星。他把帽子歪戴着，满屋子地欢跳着。戈壁和金吉也随着他一起蹦跳。他满是成功带来的自豪，充满了活在人世的欣喜。他所有的记录、胶卷和笔记本都安然无恙，在地板上放着。 　　在他象往常那样说“我要炒鸡蛋、骆驼牌香烟、马克斯韦尔咖啡……”之前，我就按响了电铃。 　　“还要吉列刀片，”我接着帮他把话说完。 　　“还要罐头桃子——美国的罐头桃。”这对于背井离乡生活在远东的西方人来说是很大的奢侈品。这一次，我可不吝惜这种进口的奢侈品了。 　　仆人们分头忙碌起来了——烤牛肉，做苹果馅饼和热的软饼。 　　埃德要看他的信件。我把已经作了答复的一盒信放在他面前，放在大扶手椅的旁边。 　　他欣喜若狂地迅速翻阅着那些信——有他的出版商来的、有《星期六晚邮报》来的、也有他父亲和他哥哥、妹妹的来信，但最多的还是亨里埃特·赫茨的信。翻过的，他都扔在地板上。 　　我递给埃德一张亨里埃特的像片，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她的模样，她长得很漂亮，有一双热情而又富于同情心的眼睛。我告诉埃德她就要和菲利普·科恩结婚了。 　　“该回家了，”他用赞慕的口气说道。“如果我早知道她长得如此美貌，我会把工作做得更好些的。”我们俩都记得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曾说过的这句话。 　　“他们都是些什么样人?”我想从他嘴里掏出一些消息。但他却老是在那里逗乐，卖关子。突然，我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在任何其他人知道底细之前，把埃德的胶卷冲洗出来。 　　十分钟后，我已带上胶卷，坐上洋车去往哈同照相馆的路上了。我同时还带上了一些稀有的旧相片去复制。这些旧相片是毛泽东在保安亲自交给埃德的，也是当时唯一保存下来的红军开始长征以前的相片。哈同是德国人(我猜想他是纳粹分子)，而且在相片里红军戴的每一顶帽子上都有一颗清晰可辨的红星。我们十分担忧这些相片在哈同那里会“失踪”。我们只期望那些冲洗相片的中国人并不懂得这些相片的价值。 　　其实，这些相片曾差一点丢去。10月21日，埃德乘的那辆秘密的东北军汽车快到达西安时，发现那装着胶卷的包已被误卸在离西安20英里的咸阳了。幸亏这辆卡车转过头又回去把那只包找了回来。 　　又很幸运的是当我后来去哈同把冲洗好的相片取出来时，并没有人发问，而且相片印得很漂亮。 　　在埃德的这些胶卷和文章寄往美国之前，他这趟旅行一定要保密。自从学生运动开展以来，北京一直在检查和没收邮件。不过他们还不敢碰外国人的邮件，可是一旦埃德的红区之行为人所知，他们就会什么都要检查。我们真不知道前面会有多少困难险阻。但很清楚，那时日本人在北京已很有势力了。 　　大约在埃德回家两天之后，电话铃响了。是美联社吉米·怀特打来的。 　　“你最近是什么时候听到埃德的消息的?”他问道，声音充满了警告的味道。 　　“就在不久前，”我小心翼翼地答道。 　　吉米说从西安发来的一条消息说埃德被中国的赤色分子处决了。这条消息已经出现在美国国内的美联社电讯稿上了。 　　这是最危险的事情了，以旅行者被暗杀的流言为手段诬蔑红色分子。 　　我向埃德悄悄地讲了这件事，埃德也已经觉察到当时的形势。盔甲厂13号充满了愤懑。 　　埃德作出了决定。他接过电话向吉米讲了他的情况。 　　接着，英国和美国方面纷纷询问埃德的下落。在堪萨斯市埃德的讣告都已排好了字待付印了。西安方面将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调查，寻找我们两人的下落。我们立即给西安军队司令部发电报，说我们俩都平安在北京。 　　就在埃德回来的前几天，一家报纸报道说我在新疆被土匪杀害了。现在又有一个传教士说埃德死在甘肃。总之，斯诺夫妇正在大西北的各个地方被杀害，而蒋介石最精锐的军队和警察对此却一无所知。 　　这对于保安部队来说可不同寻常了，因为就在不算太久之前，由于中国人杀了一名洋人，列强就霸占了山东那么大一块地方作为报复，中国差点儿就被列强瓜分掉。而由义和团时期所引起的恐惧迄今尚未消逝。当局已严格命令各地要随时对每一个外国旅行者的安全负责，否则就要人头落地了。 　　整个10月份，当我在西安，特别是埃德在那里的那些日子正好蒋介石和张学良在10月21日在西安会谈，正应该是最精锐的盖世太保和蓝衣社法西斯分子全面出动的时候。如果这些保安人员对两名游历的外国人在西安的情况一无所知的话，他们的面子可就丢尽了。他们到处在绑架中国人，那时外国人在中国通常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过，如有人要到红区去旅行，可能就不会享受免于被捕的权利了。 　　我们的安全就在于人们对我们的猜测是各种各样的。日本人曾以为埃德和我是罗斯福总统的密使，现在他们又以为我们是南京雇佣的特务!那时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人胆敢充当苏联特务，可是在某些人眼里，我们却被怀疑成了苏联特务。(1975年我才发现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德国人奥托·布朗(40)曾怀疑埃德和我都是美国特务)。这些够写一部滑稽大歌剧了。而在当时却一点儿也不使人感到滑稽。共产党很难理解个人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关于个人的全部概念几乎是不可理解的——你要么是属于某一个团体，要么是受人雇佣去干一些异乎寻常的事情。如果说新闻工作者的任务就是为了采集新闻，没有任何其他目的，这对中国人来说也几乎是无法想象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外国人在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被当作特务抓了起来。他们对个人的创造性太陌生了，简直没法体会。 　　由于埃德这次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了一趟红区，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被召去作交待，警察和宪兵也进行了改组。(这使西安方面丢了面子，当我第二年去那里时就不得不付出新、旧加在一起的代价了。我须独自逃脱同原来几乎是一样的由警察和盖世太保组成的警戒线，不过这一次，他们却有了充分戒备。) 　　埃德的文章初次发表时，南京称它为骗人的把戏。直到他把他拍的相片发表后，这种攻击才停止。 　　埃德的红区之行的一大成就就是中国的右派和左派都相信他所说的一切。他赢得了人们的信任。这样，埃德的这次旅行就成了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它促使舆论转向了抗日统一战线。 　　所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谎言和怀疑犹如耶利哥(41)的城墙在真理的号角声中倒塌了，这真理就是一篇报道。埃德的报道甚至也影响了剧中人共产党本身。它不仅提高了他们的自我形象，最主要的作用是使他们认识到“帝国主义分子”并不都一样。他们有可能同其中的一方修好来对付另一方，尤其是可能和美国人打交道，特别是同美国人民打交道。 　　如果埃德是共产党人的话，他的报道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事实上他是作翔实的报道的一名记者。埃德厌恶宣传。他热爱他的读者，总是首先想到读者——他把“在太平洋上观察”作为自己的工作。埃德爱他的读者，在麦卡锡时期，看来似乎埃德是被他自己的读者抛弃，他感到由衷的震惊和深切的痛心。 　　埃德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他用他那个时代的语言影响他的读者。他有作出自己判断的自由，而他是在长年累月地观察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判断的。他彻底摆脱了个人偏见，对任何事他都没有以文谋私的企图。 　　在回家后的两三天里，他一边抽着骆驼牌香烟，喝着地道的马克斯韦尔咖啡；一边不断地和我谈论着。往常他一点儿也不愿谈论他准备写的题目，唯恐失去写文章的自发性和新鲜感。平时，埃德既不是事事怀疑，也不是对什么都热情——他能应付自如地运用事实。他不急于作出判断，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在这些方面他绝不是一个毫无经验的人。 　　现在，他不仅为自己，也为中国人发现了毛泽东。真是未被发现的新大陆。他终于面对面地看见了真正的中国——他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位代表着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的天然领袖，而他业已表明自己能够担当起这一角色。 　　“你喜欢他吗?”我想要知道。“他对你友好吗?” 　　埃德有一个习惯，在他逗别人时喜欢一边微笑一边扬起眉毛。他极少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一类问题。他仍在思索他的结论的措辞。 　　“我是访问他的第一个外国记者，”埃德答道。“就我所知我没有树立任何敌人。” 　　当然，他同毛泽东相处极好并且喜欢他。我一直到第二年才知道埃德在包括毛在内的共产党那边极为成功。事实上，他成了毛泽东结交的，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主要的外国朋友。 　　埃德对任何人都不盲目崇拜。当时有人用“我们伟大的领袖”这种词汇称呼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其他一些人，使他特别厌恶。那时还没有这样称呼毛，埃德很高兴。(1970年，埃德就人们对毛泽东个人崇拜问题询问了毛自己的看法。毛说做得太过分了。这句话后来在中国被广为引用。随之，毛的巨大塑像在全国各地开始被拆除。) 　　尽管如此，我所知埃德曾经挂过的唯一的相片就是他所拍的毛泽东肖像。这张照片至今仍在中国流传，并且在许多年里它一直是毛在共产党内的标准像。(此后，埃德只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如此崇敬过。在罗斯福最后一次进行竞选时，埃德在我们家门上贴了一张有他的相片的招贴画。我们住的那个镇上全是些共和党人。) 　　埃德从红区带回来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毛泽东亲自给他讲述的他的生平。这也是从任何中国人那里能赢得的难能可贵的奖品。埃德还采访到了周恩来、彭德怀和其他几个人的简要生平。当我读着这些事迹时，我意识到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作一次和埃德一样的旅行，把其他一些传记材料搜集来。 　　埃德叫我删节毛的生平事迹，然后把它的摘要揉合到他的书中去。他说他反正打算要把这个生平的一些部分用他自己的语言改写。我吓坏了。 　　“但这是经典，是无价之宝啊!”我抗议道。这个生平将成为埃德要写的那本书的核心和精髓。它叙述毛的全部经历，形式完美，我主张埃德不应该动它，而应一字不漏引用毛讲的话。“噢，这就如乔治·华盛顿在瓦利福奇讲述革命经历一样。” 　　“你不能将这么大一块读者无法消化的东西塞到一本书里去——这样做是绝对不行的，这会使这本书丧失销路的。” 　　“别考虑销路了。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跳过这一部分不读。但这个部分将是你的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如果你的书中有了这样重要的生平，那怕没有应时的货色，也会成为经典著作的。” 　　埃德认为我把一切都逐字逐句地抄录下来是在浪费光阴。他叫我删掉“所有那些人名、地名和军队番号，你不能在一本书中发表许许多多象那样的中国名字。” 　　不管怎样，我还是坐下来一字不差地把别人讲给埃德听而他用手记下的笔记，包括名单和其它一切全部誊写一遍。虽然这也许会使某些读者感到枯燥，但这却是一部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历史。 　　我和埃德就是否要把整个生平事迹都包括到书里去的问题有许多争论。我是那样强烈地认为应保持生平故事的完整性以致于我怕在第二年4月份独自去红区，唯恐在我离去时埃德会把它的大部分删掉。(后来当我从红区回来眼他重新见面时，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件事。事实上，埃德尽管有些担心，但仍然发表了几乎是生平的全部。不过我想他删掉了不少名字。) 　　我也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使这本书失去销路——但另一方面，我知道这也会使这本书在以后的岁月中保持其永恒的价值。埃德的想法是要让人知道，要人去读；而我则想要人受救育。我想，让读者了解毛和他的问题是有益的。 　　在编写埃德的材料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是多么忙碌，又是多么幸福啊!当我从哈同那里把他照的相片取回来时我们又有多么激动呵!不到半个小时，我就认识了相片中的每一张脸，并能叫出名字。我坐下来，根据埃德零七八碎的笔记给每张相片都写下了颇长的传记式的说明。我把埃德带回来的绝大多数材料整理成文，然后他把它们改写成了一本书。为了感谢我为他打字，埃德把毛泽东自传的手稿作为礼物送给我。(我们离婚后，埃德要索回手稿——他拿去了。) 　　埃德最迫切的工作就是发表最有新闻价值的毛泽东访问记。这也是毛的话第一次被报界引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的这篇长达10页的访问记震撼了整个中国知识界。 　　埃德在美国大使馆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之后，他的报道传遍了全世界，又被电报传回中国，激起了巨大的激动。 　　这一切带来了一个副产品，那就是通过埃德，毛泽东不但被介绍给了中国人和欧洲人，同样也使苏联领导人了解了他。在这之前，俄国人全然地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估了蒋介石。后来他们继续那样做，只是没有达到象过去那么愚蠢的程度。他们的代表奥托·布朗给俄国人汇报的情况是不准确的，他没有在中国工作的经验而他本人又憎恨毛泽东和他的政策。埃德的文章受到普遍欢迎，也使苏联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同美国结盟抱有更大的希望。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