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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西安事变来如迅雷，势震山岳。 　　在埃德回来后的六个星期里，我们陶醉在自己的天地里，谈论和编写埃德的材料，寄发出去。埃德的信件都由我来处理，这样他就可以钻进盔甲厂13号门房边他的私室里去动手写《红星照耀中国》。我担任学生运动的主要宣传员和公共关系指导员已有一年了，我有了一个新计划。我不但要免费散发埃德的西北访问记还要分发他照的相片。我给美国人办的《大美晚报》的总编辑兰德尔·古尔德送去了一些免费的材料——一篇关于周恩来的文章和一份埃德在北京公谊会的讲话稿。他是这个教会的计划委员会主席，其它材料我寄给了《密勒氏评论报》的J·B·鲍威尔。正是这些在中国发表的材料对中国人和在中国的外国人产生了最大的影响。这些文章为共产党同“自由分子”建立联合阵线铺平了道路。 　　我对中国的热爱达到了一个高潮。我爱中国的学生，爱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我爱全体东北军，爱他们每一个人。我准备把宋哲元老将军、当地的29路军及任何站在正义一方的土匪头领都包括在好人之列了。我还爱那些怀着渴望的心情来邀请埃德去演讲和放映他拍摄的电影的那些教师和传教士们。他们对埃德所发现的一切深表关切。他们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在中国的西方人的前途，也许将由埃德发现的那些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来决定了。 　　仅在一年前，燕京的学生们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奋不顾身地冲了出来。今天，整个北京——整个华北——不仅团结抗日而且结成了反法西斯的阵线，虽然那时官方的政策只是讲抗日。一场心理和思想上的革命在军队和知识分子中发生了。虽然“一二·九”运动吓得日本人稍作收敛，但他们仍然可能随时来占领整个华北。时间刻不容缓，世界瞬息万变。奥地利、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变成了纳粹统治下的傀儡国家；西班牙的共和党人也在遭受挫折。法西斯分子正在吞噬整个欧洲。可是在中国，原来的第二号法西斯分子张学良少帅——现在完全和我们站在反法西斯的一边了，但蒋介石这个头号法西斯分子仍然顽固不化，继续拒绝抗日，不放松对红色分子的围剿。 　　10月8日，蒋亲切地接见了日本大使。日本的反共计划得到了蒋的赞许。一旦日俄开战，这个计划将把中国拉到日本一方，卷入战争。10月21日，蒋介石飞往西安同张学良少帅等人商谈。 　　报纸的标题写道：“11月1日，米兰电，墨索里尼寻求以德—意协议为基础的欧洲合作……必须抛弃威尔逊(42)思想带来的幻想。 　　“11月2日，洛阳电：蒋介石宣布：要消灭一切叛国分子，尤其是由知识分子领袖精心组织和领导的共产党，他们构成了对国家的巨大威胁。”(在这以前，共产党一直被称作“赤匪”。) 　　张兆麟在西安办的报纸(他和宋黎、陈翰伯在那里影响着少帅和他的将领们)在11月11日报道：“本月26日，蒋介石将军在向高级军官作的讲演中总结道：要加强剿匪，侈谈国防者乃是破坏国家……31日，发出了剿共的命令。” 　　蒋介石开始派三个精锐师由胡宗南将军指挥进入阵地，进犯红色区域80里，陷入了红军设下的陷阱。11月18日和21日红军突然袭击，胡打了败仗。 　　11月26日，宣布了日德反共盟约。 　　蒋介石跑到西安去组织另一次反赤色分子的战役。当时形势日益迫切要求制止内战，团结抗日。 　　1936年12月12日，学生准备再次举行示威。拂晓前，北京的青年就离开了他们的宿舍，裹上围巾并穿上了厚厚的棉袍上街示威。他们走上街头，相信几乎全国所有的学生(除了一小撮法西斯分子之外)以及全国的绝大多数民众都会支持他们。北京当局也暗自高兴，所以学生们更是欢欣鼓舞。 　　那是寒冷、有霜冻的天气。我戴上那顶蓝色的麂皮贝雷帽，围上那条红白蓝三色的围巾，又穿上那件豹皮大衣，同埃德坐上出租汽车去接吉姆·伯特伦和合众社的麦克·费希尔。我们一时几乎找不到示威的学生。后来我们跟着那些骑自行车的学生联络员才发现了他们——人们可以把这些联络员同普通骑自行车的人区分开来，因为这样的学生骑车时头低低地俯在车把上，眼睛里流露着兴高采烈和充满了目的性的神情，仿佛他们是在给加西亚(43)送信。 　　“你感到冷吗?”麦克·费希尔问我。“你全身都在打颤。”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那天拂晓蒋介石总司令在西安附近的临潼象个学生似的，翻越高墙穿着睡衣在一座小山的寒径上奔跑，寻觅藏身之地。 　　我们跟着学生来到了紫禁城附近的煤山。市长在那里向学生们发表了同情的讲演。我在定期给《密勒氏评论报》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是在北京举行的最成功的示威活动了。”有四千人在煤山；还有六千人在街上游行，几乎没有任何警察干扰。12月9日为纪念去年的示威活动在西安也举行了示威。张兆麟把西安学生的宣言寄给了我们。12日北京学生示威时还散发了这个宣言。群众在煤山集会结束后就高举旗帜往回走。在街上他们还唱着歌。有人告诉我这是1927年以来，人们第一次在街上唱歌。他们唱的是满洲游击队的新歌《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是受“一二·九”运动的启发而创作的。蒋介石要是落到这批学生手里，绝不会比他在西安更安全的。统一战线正处于高潮，而且分分秒秒都在增涨。 　　这一天真令人头晕目眩，精疲力尽。但是晚上我们约好了同吉姆·伯特伦以及兰和路易丝·塞勒共进晚餐。我们匆匆地换了衣服，没让大家等得太久。我们发现塞勒夫妇那两双坦率的蓝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我们等着吉姆。不一会儿他来了，和大家打着招呼，一改他平时沉默寡言的习惯。 　　“你们听说了没有?今天早晨，蒋介石在西安被东北军杀掉了。” 　　寂静——没人作声，也没人相信。 　　蒋决不是那种会直愣愣地走进陷虎阱里去的人。这是中国老传统的一出大歌剧。这故事太动听了，不象是真的——而事实上也不全是那么回事。 　　这是毕生难遇的时刻。局势骤变。显然，全中国武装力量的副总司令发动了兵变，逮捕了总司令。第二号“法西斯分子”来了个大转变，把顽固不化的第一号法西斯分子抓了起来——至于抓的是死的还是活的，谁也不清楚。 　　以后的两天中，人们打电话来报告种种传说和猜测。没有准确的消息，即使确实也没人相信。学生们在宿舍里高兴得要发疯了，一想到内战不可避免，喜悦又冲淡了。南京的局势和西安一样危急和混沌。12月13日，中央社报道说张学良兵变并通电“要求推翻政府”。 　　一个学生(我想是戴维·俞)来打听消息。他说学生会要求立即对日宣战并成立代表政府。他们还谴责“在任何借口下发动任何形式的内战”。 　　街上一派寂静。丝毫也看不到公众的情绪。燕京的学生到我们家里来过。梁士纯来了。东北人也来了。 　　有一个东北人还带来了一位从满洲来的义勇军。这位义勇军告诉我们在满洲有18万义勇军，包括游击队——其中约有80000是红色分子。1931年以来，已有50000义勇军被杀害了，但也有85000日本人被消灭……他说，“他们训练狗去吃活人，作为对抗日活动的惩罚。” 　　最后，东北人带来了确切的消息： 　　12月12日，少帅的卫队长孙铭九上校逮捕了蒋介石。西安所有的法西斯分子都被抓了起来。第一个被枪毙的就是蒋介石那个冷酷而干练的侄子蒋孝先。他是第三宪兵团的团长。在1935年底利用宪兵团里的共产党叛徒破坏共产党华北机构的主要是他，把许多无辜学生不经审判就处决的也是他。 　　少帅和杨虎城将军联合行动，他们试图用“兵谏”迫使蒋介石接受少帅提出的八点要求。但蒋介石拒绝同他们谈判，要求把他杀死。他是彻头彻尾的孔子的信徒，骨髓里就是要“面子”。 　　少帅的八点要求在北京得到了全力支持。东北人民协会有人通过私人电台得到了这八点要求。他们给我们送来了一份。这些要求就是： 　　改组南京政府，其中要包括各个党派； 　　立即停止内战，武装抗日； 　　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释放一切政治犯； 　　给人民组织起来从事爱国活动的自由； 　　保障人民组织团体的权利和享受政治自由； 　　实行总理遗嘱； 　　立即召开国防会议。 　　东北人民一致认为：要末把虎打死，要末被虎吃掉。他们知道一旦张学良没有成功，他们中不论谁都可能是蒋报复的对象。这是自1931年9月以来他们生死攸关的时刻。每一个东北人都相信如果蒋介石跑掉了，他永远不会宽恕他们，一定要进行报复的。(他们是多么正确啊!甚至40年之后，少帅仍在台湾做蒋的阶下囚，直到1980年才获释。) 　　这八点要求中最终实现了的，只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暂时停止了内战，但蒋始终把他最精锐的部队用来监视和封锁共产党。另一点就是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批犯人获释了。 　　12月16日，一份油印的苏联《塔斯社新闻》送到了我丈夫的办公室。这份还是湿乎乎的稿子是由小苦力送到在北京的六位外国记者那里的。其他地方要迟一些才能寄到。埃德不在办公室。我正看这篇稿子时，戴维·俞跑来了。 　　《塔斯社新闻》使我大吃一惊。看了这份材料我明白了俄国人对这里的局势一无所知。我读完一页就把它递给戴维。戴维的手在颤抖。他读着这令人难以置信的、如此不真实的报道时，脸色苍白。他简直是惊呆了。我害怕他会犯心脏病。 　　“他们什么都不了解，”戴维那低沉沙哑的嗓音中充满了震惊。“他们攻击的正是共产党在西安的立场。这些话会损害统一阵线的。” 　　苏联政府的官方报纸《真理报》的社论的摘要写道： 　　努力团结中国抵抗外国侵略者——这是南京政府所面临的小心任务。而现在，在中国人民敌人的代理人的鼓动下，反动势力顽固地在抵制这种努力。因此，众所周知的日本代理人汪精卫的名字和张学良部队兵变事件紧紧联系在一起决不是偶然的……张学良本人就一直主张对外来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现在，他又扯起了所谓的抗日斗争大旗，而实际上在帮助敌人肢解他的国家，并且在中国进一步制造混乱……日本人过去煽动，今天仍然在煽动各个将军起来反对南京政府……日本挑衅者是无法掩盖他们的行径的。苏联将继续忠于她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政策。那种组成“独立政府”的政策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为了达到并吞中国的目的而扶植傀儡国家的政策都是苏联所反对的。广大的中国群众是决不会上日本挑衅者和他们的傀儡代理人的当的……。 　　上面这篇社论发表的日期是12月14日。就在同一天，另一份苏联共产党的官方报纸《消息报》用极其荒谬的语言进行了同样的攻击： 　　在过去一年里，中国社会各种力量中有相当大的部分都团结在南京政府周围……很清楚，不管是用什么口号或要求作掩护，这种举动给南京政府，也给全中国构成了威胁……广泛的统一战线……不应被看作是反南京政府的战线而是和南京在一起的战线。 　　然后，《消息报》引用了一段未说明来源的日本电讯说： 　　“张学良政府是得到苏联支持的”……这个编造的谎言显然是日本人传播出来的。 　　戴维和我们其他人一样，对蒋介石被捕十分吃惊。但是他知道西安的整个政策是在和红军协商的基础上执行的。除了逮捕蒋委员长这一插曲外，张学良同红军的观点是一致的。当时我们都不清楚谁策划了这次行动。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我和戴维看到了苏联的态度后，我们俩相互望着，惊骇得说不出话来。我不禁又一次庆幸自己不是中国人。但一想到戴维，想到他那受到里里外外、四面八方各种武器，包括谎言的攻击的国家，我眼睛里不由地淌出了同情的泪水。它会使中国左、中、右的公众舆论都转向反苏。它也可能挑动张学良和东北军起来反对中国红军。在西安，谁也不能理解苏联的这些话。法西斯分子会高兴的，但他们永远也不会信任苏联(他们过去也从来没有信任过)。这甚至可能使中国共产党转向反苏——秘密地而不是公开地。 　　戴维和我仿佛是代表了三十年代的中美青年，历史把我们联系到一起了。我们曾经遭到法西斯列强的攻击，而今天我们又受到了苏联的攻击。戴维天天都冒着生命危险。我在一年中几乎把我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设法帮助中国从日本和法西斯卖国贼手中挣脱出来。我们从来也没想使苏联牵入“世界革命”或抗日战争中去。我们想的就是要动员中国的力量来保卫她自己。没有民主和自由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只要求苏联别来干涉中国的事务，让一切循乎自然地发展。现在，苏联却攻击起它的朋友而不是它的敌人来了，真是亲痛仇快。 　　我给塔斯社记者打了个电话。“你能否等一天再公开发表这些消息?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情况。你能否给莫斯科打个电报告诉他们这是个多么大的错误并给他们提供些真实情况?” 　　他说他不能考虑这么做，而且他也没有旁的办法。我听了顿时沛然泪下，泣不成声了。我知道他可能会丢掉饭碗，但这同目前形势上的得失比较起来是太渺小了。(在30多年后，当中苏几乎是处于战争状况中时，这一点也就更明显了。) 　　戴维一直在旁边失望地听着我打电话。 　　我挂上了电话，对戴维说他一定要到塔斯社办公室去一趟，给他们讲讲整个形势和共产党的观点。 　　“这件事我不能做，”他说。“我们是绝对不被允许到那里去，或同任何苏联来的人打交道的，这是不可能的。” 　　“但无论如何必须得这么做。我想你只好牺牲你自己了。我和你一起去。后果由我来负责，我要把这件事告诉他们。我不是共产党员，而是一个美国人——如果他们拒绝听我说的，他们应该感到羞愧。” 　　“你说得对，”戴维说。他要了一张纸，写下给塔斯社的备忘录。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也许可能在塔斯社的小苦力把消息送到中国报界之前把他找回来，也许还来得及。我递给了戴维带复写纸的纸，这样我也可保留一份。戴维因违犯纪律而将被开除出共产党，在那么紧急的时刻看来已是无足轻重了。 　　我让头号仆人去叫来两辆洋车。我穿上了豹皮大衣，戴上了我的蓝色贝雷帽。我把红白蓝三色围巾紧紧地围住脖子，并把围巾的两头搭在背后。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是这样围围巾了。 　　我们来到了苏联使馆的大院。塔斯社的人接待了我们，尽量显得有礼貌。他很年轻，显然也同我们一样感到迷惑不解。我简单地介绍了戴维其人和他的来意。戴维把备忘录递给了他。这个人拿着这份备忘录，就仿佛是握着点燃了的炸药似的。 　　在备忘录中戴维解释说有五百名学生已离开北京前去西安组织民主统一战线。他说：“蒋介石在玩弄他的最后伎俩——离间东北军和红军，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分裂统一战线——然后瓦解他们……如果蒋介石不被逮捕起来，他就会全力以赴地进攻红军、破坏东北军和镇压人民阵线……抓蒋介石乃是英明之举——这在拥护和反对抗日的人之间划了一条界线。”他的主要意思是说明引起西安事变的原因是“蒋介石企图破坏统一战线。” 　　戴维并没有被开除出党，相反，他后来作为代表被送去参加1937年在延安召开的共产党代表会议。5月8日，他还特意来找我，解释说他同意《解放》杂志中谈到的毛泽东的政策：“中心的路线就是为民主而奋斗……目前，共产党必须联合各阶级共同抗日。” 　　我从来就认为路线的中心应该是民主，这也是“一二·九”运动的宗旨。如果有学生反对民主，那么即使他们赞同抗日，我是绝不会帮助他们的。 　　这里我要赶紧补充说明，我并不那么狭隘和幼稚，以致于继续责怪苏联。我只是弄不懂“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性质中有什么东西会造成这种形势。当时俄国人的情况比中国人还糟糕。只过了几个月，俄国就开始了1937年的大清洗。中国传说《消息报》或《真理报》的总编辑中有一个也被处决了(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右派分子都希望这是事实)。据说这些被处决的人都是“卖国贼”。他们同纳粹和日本人合作。后来，当苏联秘密警察头子耶格达被指控为纳粹的代理人被处决时，中国人在揣摩这些情报人员是否并非有意危害苏联的利益而谎报西安事变——或许是他们自己相信了提供消息人的假话吧。 　　《真理报》、《消息报》的评论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这种评论在各种各样思想的中国人头脑里种下了毒害的种子，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那时中苏两国之间的敌意发展到了交战的程度了。中国共产党人感到从“朋友”那里受到的损害比来自敌人的更多。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是谁或什么原因救了蒋介石的命。直到1937年末我从延安归来后，我们才了解事变的内幕。这是埃德在上海发掘的消息，发表在他的《红色中国杂记》(44)一书中。 　　我一生从来没有遇到过比西安事变更富有戏剧性，更离奇的事件了——而每一种新的说法都使它变得更为玄妙。它使我想起了一部日本古典电影《罗生门》。在那部影片中，一件谋杀案的每一个旁观者对它都有不同的看法。我和埃德曾计划合写一本关于西安事变的书。我也真动笔写了几页，或许是一部歌剧，或许是一部悬念电影剧本。 　　如果中国真有“灵魂”，那么它在西安事变中就是不朽的。任何一个没有尝试过要搞清楚中国某一历史事件的史实的人就无法想象此中之艰难——且不说发表这些事实时会遇到的种种问题了。西安事变将永远是中国之谜。 　　西安事变发生时，中国的自由人士——共产党员也一样——不仅对苏联怀有最崇高的敬意，而且不愿意向外人谈及暗中存在的任何问题，更不用说同苏联人断绝关系了。西安事变之后的低潮中，共产党人斩钉截铁地执行他们的纪律。这也显示了毛的领导水平。他压抑着个人的激愤，推行一条新的路线。但是这次痛苦的经历造成的伤疤将永远留在中国人的心灵上。 　　当时抓蒋介石的并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由少帅自己的三位顾问策划的。他们是非共产党的左翼分子——孙铭九上校、殷德夫和缪凤山(译音)。我们是1938年9月在香港从缪那里了解到事变的内情的。他们领导的青年军官团主张东北军和红军结成联盟。释放蒋的奇怪做法使他们感到被包括周恩来和共产党在内的所有的人出卖了。当缪读到《红军日报》上把他们叫做受“托洛茨基分子”影响的左倾幼稚病分子时，简直是目瞪口呆了。他说这不是事实。有一些年轻军官想要杀死周恩来，因为他出卖了他们。少帅的三位顾问反对这么做。他们离开了西安，受到了彭德怀将军的庇护。 　　为了防止党内分裂和实施纪律，他们威胁要给一切反对释放蒋介石，反对解决两安事变的人戴上“托洛茨基分子”的帽子——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托洛茨基派”。不难设想当缪听到正是他一直努力帮助免遭蒋介石攻击的红军给他扔过来这么一个外来名称时，该有多么惊怖了。 　　12月12日事件发生后四天，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缪凤山。一位东北朋友偷偷地把他带到了我们家来。我现在仍可在我眼前看到缪戴着礼帽、穿着海狸领的黑色厚大衣以及淡紫色鞋罩的那副模样。他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伪装。他瘦小、神经质、敏感、满是紧张和激动的情绪。他身上有一种献身精神——甚至是狂热——但同时却又有讨人喜欢的魅力。他告诉我们他和他的两位朋友是西安事变的主要策划人。他对少帅有左右一切的影响。他是一位天真的、新近转向革命的人。 　　缪说他必须立即去西安，并且要有一位外国人沿路保护他，因为一旦他被人发现就有生命危险。他也需要一名记者前去如实地报道西安的局势。当时，埃德已成了在中国的主要英雄人物了，他正忙于写书，缪感到十分失望。 　　“吉姆·伯特伦可以去，”我赶忙说道。我希望这样做可以弥补一下我上次拒绝他和我同去西安的歉意。同时，我想他既然是那么想去红区也许还可以从那里进入红区。 　　埃德并不希望《伦敦每日先驱报》同缪搅在一起，但他同意让吉姆去，尽管他身边并没有雇一名通讯员的钱。缪有些疑虑。因为是我推荐的，缪要我替吉姆作“担保”。 　　我飞快地跑去打电话给吉姆。他须赶下一班火车，一路上由缪充当他的秘书。 　　吉姆在他的第一本书(45)里写了他这一路的经历。他们躲过部队的岗哨，悄悄地赶路。在圣诞节前夕，也就是蒋介石被释放的前一天。他们还准备过黄河时被阻在大禹庙。在那荒凉而富有浪漫色彩的地方，寒冬的狂风在呼啸——吉姆躺在床上读着他那宝贵的莎士比亚。一个年轻的中尉直到圣诞节那天才允许他们通过。缪直到12月27日才赶到西安，已经晚了两天。 　　东北军和年轻人首先开创了统一战线。我从来都是反对暗杀行动的，但1936年我见到了激起这样行为的诱因。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