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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潮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自12月12日蒋介石被扣到圣诞节他被释放这段时间里，各种各样的东北人都来拜访我们，有的带来了确实的消息，有的则带来了谎讯。我每天都提心吊胆地为学生和东北人担忧，唯恐他们出事。埃德不象我那么全部心身都卷入这些事情中。他把中国的事务分成了几个独立的部分。事实上，他从来不为什么事担忧，对自己甚至也满不在乎。我承担了我们俩人的忧虑。 　　埃德并非玩世不恭。他在中国已经住了那么久了，他不会因事态发展到高潮后出现低潮而感到惊异。中国人常常会妥协，已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 　　西安事变是“现实政治”中的一堂课。你应比现实中的你站得高，才能看清事物的相互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比中国更大的事情就是苏联和英美之间潜在的联盟。事实上，不是别的，正是历史之必然在摆布着西安事件的结局——历史需要利用蒋介石充当联络员。苏联并不想让几千个被围困在遥远的长城脚下的红军以及一些在西安和北京街头高叫口号的学生这些区区小事破坏它的全盘计划。 　　就在蒋介石被捕后一两天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到了西安。她用无线电广播报道那里的情况。从纽约发来了共产党批判她的电讯，共产党不愿在西安事件中玷污自己。可是，史沫特莱当时不是以后也永远不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这种批判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无法向任何中国人作解释的。 　　对于中国人，美国共产党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一个谜。1949年，亲中国的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莫斯科被当作“美国间谍”逮捕，其目的是堵上这个在公众面前不识相的人的嘴。这是十分奇怪的事情。更令中国人不可思议的是美国共产党拒绝干预此事，也不肯为了正义替她争取一次申诉的机会。 　　中国人和苏联人以及他们的共产党的追随者之间产生隔阂的种子至少从西安事变开始，就沿路播下了。也正是从西安事变开始，我感到我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了。可是1936年我庆幸中国的事并非是我个人或我自己国家的问题。我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训，假如你不会游泳就不要下水。我从来也不曾想要卷入任何共产党或它们的事务中去。我不坚强，也不想变得那么坚强。这并不意味着我看不到共产党人创建的不朽的业绩，看不到他们不同凡响的品质；只是他们做事的方式同我不一样。 　　我看，过去中国人最糟糕的就是从来没有人教他们不要撒谎，做孩子时也不例外。撒谎和骗人是古老中国的一项伟大艺术，是统治手腕和保持面子的一部分。结果是处处无信任可言。但共产党却采用了清教徒的伦理反对撒谎。这不仅在道德上而且在战术上都是一场巨大的革命。这也是毛泽东首先倡导的。共产党的“坦白”原则就是为了向人们灌输不但对别人而且对自己也要忠诚老实的新道德。我这个人不喜欢坦白原则——我喜欢有个人的隐私——但这原则今天在中国是很健康的。 　　我一直相信真理总是在正义一边。谎言只会对邪恶有用。谎言可能暂时取胜，但胜利的原因也并非只由于谎言，还有种种其他的因素。真理从来没有损害过一件好事，没有帮助过一件坏事——一丝一毫也没有过。人们应该能信任别人说的话，能信任人。 　　我惊讶地发现埃德自那趟红区之行回来后变成一个追求社交生活的人了，尽管这是人们对危险所作出的一种自然反应，犹如战士经历了一场战斗后需要松弛一下一样。他被大家捧为名人了，他甚至有了两女性爱慕者。 　　假日里有一次，我们和哈里和贝蒂·普赖斯参加了一个晚会。十点，我们四个人坐着出租汽车沿着城墙边的护城河回到我们的住处。第二天早晨，听说和我们隔两个门的邻居帕梅拉·沃纳正好是在昨晚十点被人杀害了。她的尸体就在我们经过的城墙附近被人发现。她的心被挖了——可能是在她死的时候或许是死了之后——当“药”去卖。是某种警告还是恐怖行为? 　　帕梅拉17岁。刚从天津学校回家来度几天假，很难找出谋杀她的动机。最后一次有人看到她沿着城墙边骑着自行车，谁都知道那正是我常常骑自行车的地带，是不是凶手搞错人了?如果把我和埃德从北京吓跑的话，对日本和中国的法西斯分子是大有好处的。 　　蒋介石被强行释放之后，我担心法西斯分子会对我的几十个朋友进行报复，已是很紧张了。帕梅拉之死更令人毛骨悚然。埃德却毫不在意，照常去参加晚会。一天晚上我呆在家里没出门。 　　天刚黑了不久，一位英国刑警总署的人从天津来访。他是来调查帕梅拉谋杀案的。他的脸色灰青，浑身颤抖——不只是因为冷。 　　他要了点白兰地，十分惊恐地发现我丈夫不在家。“难道你没有想过那杀人犯必然躲在什么地方或许就在附近吗?”他问道。他发现我们住的房子周围阴森森的，不明自我们怎么会在这种地方。 　　我告诉他正因为阴森森的环境，我们才感到安全，靠近箭楼的整个一角被人看作幽灵出没之所。再说，我有15名仆人陪着我“独自”在家，其中有四名男仆备有大刀。 　　“周围没有一丝亮光，”他抱怨道。“那些黑洞洞的地方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他恳求我打点家什赶快离开，去哪儿都行，就是不要呆在这里。他说帕梅拉一案是他听说过的谋杀案中最可怕的。他猜测凶手可能是个杀人狂。“也可能是另一码事，”他说，“也许是对外国人的警告，就是象你这样的外国人，更主要的是你的丈夫。也可能是凶手搞错人了。” 　　虽然我们是坐在暖融融的壁炉前，我却开始打起寒噤来了。 　　我已经从给我裁衣服的那个讨人喜欢的“法西斯”中国青年那里了解到，他和其他一些法西斯分子在有月光的夜晚跑到离我们住处不远的城墙顶上会合，练习1900年义和团操练过的有魔法的太极拳。这些头脑不开化的人也相信人的器官可以入药。他们可能将被害者的心取出作药用。当然，日本人也完全可能出钱雇佣这些人无缘无故地杀害任何人。 　　那天埃德很晚才回家，他酒喝得大多了，这是过去没有过的。他总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宠儿——事实上他也真是幸运。我对他担忧比他自己多十倍。埃德认为帕梅拉的被害不过是地方上的偶然事件。他确信外国人在中国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桩谋杀案的谜一直也没有揭开，也没有人提出过比较合乎情理的说法。我从来没有真正认为帕梅拉之死是直接针对埃德或我的，可是脑子里一直留着一个疑问。 　　我和往常一样，努力地工作着。为了让埃德写他的书，替他复信也成了我的一项主要工作了。《生活》杂志买去了埃德的73幅照片。《亚细亚》杂志买了两张。使我们惊讶的是《亚细亚》杂志为每张照片付50美元。北美报业联盟正在把埃德的一系列文章作为报业辛迪加的文章发给各有关报纸。《亚细亚》杂志发表了毛泽东的自传。到了1月份，纽约一家叫《亚美杂志》的新刊物邀请埃德去当主编，被他拒绝了。我们合编的书《活着的中国》在英国和美国部有赞许的书评。我自己也接到许多约稿信，但我觉得应尽快把埃德的报道和书先搞出来。 　　尽管路透社攻击吉姆·伯特伦——这个愿意努力去搞到第一手材料的唯一英国人——是个“宣传分子”。一个巨大的变化正在出现，而埃德来自西北的报道是促进这个变化的催化剂。在中国的传教士对埃德的报道极感兴趣，纷纷邀请他到各处讲演，其中一个传教士甚至说，“红色分子随时都可以进军北京，我不在乎。” 　　这些活动进行的过程中，一个真正的里程碑出现了——传教士们开始醒悟了，他们决定参加创办一份新杂志的“俱乐部”。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