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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杂志《民主》问世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1937年1月有一天，天气很冷，外面刮着风。头号仆人递进来一个写着J·斯潘塞·肯纳德先生的名片，这个名字我们从未听说过。 　　这个人告诉我教友会服务委员会给了他一千美元来创办一本关于应用基督教伦理的刊物，并且要通过它来吸引中国的青年读者。他眼睛里闪烁着期望和热情。他认为埃德和我对中国青年的影响，比其他任何在中国的外国人都大。他说，“别人谁也没有资格编辑这个刊物。”他愿把这笔钱交给我们，由我们主办，但有两项条件：其一是埃德加·斯诺要有主编的名义，其二是该刊名称须加副题“应用基督教伦理杂志”。 　　“我的丈夫现在太忙了，别的事一点也干不了，”我说，“但我可以来办这刊物。”我对他说，他的到来如同是上帝的安排。如果说有必要办一本杂志的话，现在正是时候。过去连一个银元也没有人给过我们。 　　我在肯纳德名片的后面写上“什么也别干了，他愿给我们一千美元。”然后叫头号仆人送到埃德在花园里的私室去。埃德放下写书的笔，高兴地叫起来——他在享受这一举成名的喜悦。 　　埃德加走到炉火熊熊的壁炉前和我们一起交谈。当肯纳德说到埃德加·斯诺是能使基督教伦理影响中国青年的唯一渠道时，他笑得嘴都咧到堪萨斯市去了。 　　“我丝毫不反对基督教伦理。我小时候就是个祭坛侍童，”埃德高兴地笑着说。可是他说，他一点空余的时间也没有。“我正在写一本书——不管怎么说，权且算是一本书吧。” 　　我说只要他同意挂名当主编，并在杂志上发表他正在写的那部书的章节，我可以做杂志的全部工作。我们将在每期中都刊登一条独家消息。我们还可以发表吉姆·伯特伦的关于西安事变的文章。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好极了，好极了!”肯纳德热切的目光流露出赞许的神色。“基督教伦理哪一条也没有比讲真话更重要，这对于教友派的教徒们尤其如此。基督就是为此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正是耶稣创立了社会主义。如果你们不信，可以读一读圣经使徒行传中的第二章。” 　　埃德喝着茶，吃着小杏仁饼，并伸手取了一支骆驼牌香烟，一时沉默。 　　最后埃德做了决定，他同意我们的杂志挂上他的名字作主编，也可以发表他的照片和未来在别处登记版权的一切作品。 　　我们三个人相互握了握手。 　　“这件事比咱们更重要，”我说。“我们将让各种各样的人都参与进来。我愿当杂志执行编辑，至少来组织一下并让它运转。” 　　我们三人又一次握了握手。我们把肯纳德送出门口后，埃德转过身来微笑着对我说，“不知老毛对此会有何感想?” 　　每当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时，我们总是说这句话。我们就是用美国人把林肯叫做“老阿贝”那种方式来亲切地称呼毛泽东。我们想象着毛泽东正在窑洞中思考如何解释这样一类事情，在他新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里，把这样的事放在什么位置上。 　　我没想到其实我并不懂得如何创办杂志。我在小学当过校报的编辑，在中学也曾是学校年鉴的编辑之一。这些就是我的全部编辑经验了。我也很难过地想到我那部“伟大的书”又得推迟了。但我懂得创办这份杂志是绝对没错的。揭示真理的时刻就在眼前。此外我也要为自己的文章在当地找一条出路。我一直在为虽不多但热心的我的追随者用复写纸打材料，仅此一项手工业劳动也把人搞得精疲力尽。 　　本来不让埃德在这件事上浪费时间，但他却坚持要参加那些冗长的有争论的会议，不过这些会议也确实取得了新的一致意见。埃德是一个真正的新闻工作者——他连印刷品的油墨和糨糊的气味都喜欢闻。他的父亲不就是印《堪萨斯城明星报》的斯诺印刷公司的老板吗? 　　首先，我们给燕京大学的梁士纯打了个电话。他将成为我们编委会会议的主席。在创办初期，一共只有梁、肯纳德、斯诺夫妇和O·J·托德。托德是一位美国工程师，在这里管财务，但他与梁不合，不久就辞职而去。肯纳德找来一位姓肖的传教士。但当他发现我们都不懂编辑业务，标题上全不用大写字母时，也告辞而去了。 　　我们又从燕京动员了其他一些同情“一二·九”运动的人：哈里·普赖斯、兰·塞勒以及张东荪。后来，吉姆·伯特伦从西安回来后也加入了，并带来艾达·普鲁伊特。她是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也是第一位社会福利工作者。吉姆就住在她那有三个院落的宫殿里，住在那里的还有许多小狮子狗和两个养女。我们每人都为这本杂志捐了150元中国币，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爱德华兹先生还答应替我们找一位“保人”。 　　在编委会会议上，大家讨论了人类生存的一切问题。只有一点是大家都同意的：言论自由。埃德写道，这本杂志将是“破除一切右的或左的清规戒律”的论坛。“在两年也许三年的时间里，当所有反动力量……企图摧毁人类自由的历史大厦时，强有力的爆炸必定将再次震撼大地。”我们使用的尽是大字眼，我们探讨的是崇高伟大的思想。 　　我和埃德给杂志起了一个名字——《民主》——但在那年头，这个词的名声并不好，甚至连传教士都担心它会使我们失去对学生的影响。此外令人遗憾的是，在中文中竟然没有一个字与此名词有稍微相似的意思。 　　名字刚一投票选定，兰·塞勒就提出要搞个独裁制，“我们大家能否来个默契，即你们俩就是这个刊物的……告诉我们从哪儿开始，哪儿需要我们，哪儿不需要我们等等……如果这么搞的话，可把我的150元捐款加到300元。” 　　作为编辑我为第一期写了一篇题为《中国与民主》的阐述刊物的方针的文章。我在文章中写道：“由于认识到所有过去被民主打败了的暴政和专制的势力又一时卷土重来，给文明带来巨大的威胁，因而我们聚集在民主的大纛之下……民主之吸引我们的特殊之处就是……它发现和传播反动势力的死敌和自由的不可战胜的同盟者——真理。” 　　我们必须认真思索。在人类历史上民主有过各种面孔，也曾有过多种形体，重要的是要有向上的运动的机会，有发展和进步的权利。在当时的中国，民主就意味着动员民众或允许民众动员起来抗日。但蒋介石过于软弱和惊恐，他不会答应这样做的。他当然知道这样会使事情失去控制，威胁到他的统治。 　　在1937年，中国需要的就是一篇由燕京传教士司徒雷登校务长写的关于中国民主的文章和一篇埃德加·斯诺所写关于毛泽东的文章并列于一起。我们的第一期杂志正好包含这两篇文章。 　　4月1日我就作好发表这份双月刊的第一、第二期的准备工作，但杂志直到5月份才印出来。除了梁士纯之外，我是唯一的真正热爱这一新生儿的人。3月份我开始作去红区旅行的准备工作，不得不把这个娇弱的幼儿交给一位对中国完全陌生的人。没有别人愿意干这没有报酬而又危险的工作，我也是费了好大劲才找到这个人的。 　　在那有点瑞加米夫人味儿的会客厅里我举行星期三晚会。有一天晚上，吉姆来了，还带来一位颇有魅力的年轻英国人。他嘴里叼着一根长长的烟嘴炫耀着，懒洋洋地仰着坐在那里，透过那弗吉尼亚烟叶燃出的烟雾审视着我，仿佛我是从十九世纪传教士的杂物桶里拖出来的什么过了时的东西似的。约翰·利宁傲慢、机智、老练，带着一种故意漫不经心的样子，他那浅蓝色的眼睛里闪着调皮的神情——他绝不是那种能使我们的传教士朋友感到信任的人。(他很快就在各方面和肯纳德成了势不两立的对头。)约翰只是到北京来访问几天，他在资金方面并不拮据。他曾在牛津和普林斯顿读过古典文学和政治，在欧洲为《幸福》月刊干过一年，还曾当过休·多尔顿爵士的秘书。多尔顿爵士是工党政府中的外交次官，也是工党头目。 　　“对于收支不平衡的财政，我可有专门知识，”约翰解释道。 　　“资金!这正是我们在北京需要的东西，”我说道，心里想着怎样才能把他拉进“俱乐部”。 　　由于几年来和中国人交谈那末多，我知道说服人要清楚、易懂、明了，而且再三重复，重点突出，用基础英语。我总是往前坐在椅子边上，怀着一腔热烈的“工合”女童子军般的激情，想要把这种迫切感灌输给我的听众。但是约翰可不是那种男童子军。我从未发现他赞成过任何事情。不存在我被他爱慕的危险，而吉姆·伯特伦却一直是个问题。尽管如此，我对约翰的一切都能原谅，因为他是坚定的反法西斯分子，而最近又亲自接触过法西斯分子、纳粹分子和佛朗哥的追随者。我的想法是让他负责这份杂志所有中国以外的反法西斯的事务，而绝不让他插手中国的事情。 　　当我巧妙地把话题引到我们的杂志上来的时候，约翰耸了耸肩说，《民主》?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你误了多少班船啦! 　　通过我同中国人交往练出来的机敏，我意识到要是提起1776年的事情是不明智的。可是，还得设法通过大桥。 　　“它的副标题是《应用基督教伦理杂志》，这是肯纳德提出给我们一千美金的条件。” 　　“哦，我的上帝!这成了《艾丽斯梦游奇境记》了!”约翰竟然站了起来，表现出快活的嘲弄的样子，双手捧着头，在地上慢慢地踱着步，用不清楚的语音说道，“哦，多么好的天哪!” 　　起初，约翰拒绝同那两个名称沾边，最后，他终于向杂志的正名妥协了，却怎么也不肯容忍那个副标题。编委会投票决定取消副标题，约翰便答应留下来了，他只要求我们付给他最低的生活费用，给他租一个小四合院。但他不让肯纳德也住在那里。 　　希特勒即将进军全欧，日本在几周之内就会直接攻击我们，这时候，一个伟大卫党的反法西斯分子却为琐事喋喋不休，我有意见只能闷在肚里。也就在1937年，苏联正在大杀老布尔什维克的头，而不是通过他们所不齿的《民主》来改造他们的头脑。 　　我和约翰确也有一点共同之处。那就是我们俩都喜爱奥格登·纳什的诗。在拯救中国的努力行将失败之时，我并没有完全丢掉美国人的幽默感。约翰不但聆听我的双关语和不顾前提和推理的趣话，甚至还取下嘴里那长长的烟嘴放声大笑。(他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我写的仿纳什的诗，也引起了肯纳德的极度反感。) 　　3月25日，我给上海的J·B·鲍威尔写道：“埃德患肾结石住院了——我都快忙死了。”我请他和《民主》杂志交换广告。 　　就在我丈夫去医院动手术那一天，印刷所送来了第一批校样，印刷所没有一个哪怕懂一点英文的人——他们只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依样画葫芦给排了出来。版样必须立即校出来退给印刷所。而约翰和我都从来没搞过版样，我本来指望埃德来监督这第一期工作的。 　　约翰来到我们家。我们把校样铺在威尔斯王子的朋友们曾跳过舞的那间舞厅的地板上，约翰发出了最后通牒： 　　“我不愿住在克拉里奇的家里。我不要什么工资。但我确需要有个单独住的地方。我也不想再见到肯纳德了。如果你不把他从我那里请出去，只要第一期杂志一出版，我立即离开北京。” 　　我一语不发。我们剪贴着版样，我的大滴大滴带着咸味的泪珠随着约翰的烟灰不断掉在粘书用的糨糊里。我为之哭泣的是约翰傲慢地删掉了我精心推敲的外交词令，这些语句竭力使不相容的人们建立起小小的反法西斯阵线。我为中国哭泣。我为英国的前途哭泣，因为在希特勒褐衫党的皮靴声回荡在整个欧洲时，她还面临着工党这种挑剔的态度。当我把吉姆·伯特伦投的稿《西安纪事》递给约翰去粘贴时，我也为这篇文章哭泣。我亲自贴司徒雷登的博士文章，不让约翰那自私的异教徒的手碰这神圣的原文。当我看到约翰把我那篇仿奥格登·纳什的韵文《独裁者》贴上去的时候，我甚至也笑不出来： 　　一旦船翻人落水，你将连一次公民假投票的稻草都捞不上，你虽有漂亮的铜管乐队演奏“我的上帝离你更近”，伴你歌唱。 　　约翰简直想象不出我为什么会如此心烦意乱。他到中国毕竟才几天呵。 　　我们坐了两辆洋车。急忙把版样送到印刷所去。印刷所的那条胡同是那样黑，那样阴森，连车夫都觉得害怕。我没有走沿着护城河的荒凉的路。几个星期前，我们的邻居帕梅拉·沃纳的尸体就在那里被人发现。这是一个黑暗、阴郁的夜晚，天气寒冷，大风袭人。洋车走在曲曲弯弯的胡同里，只看见人力车上跳跃着的灯笼射出的微光，只听见车夫叭嗒叭嗒的脚步声。约翰看来忧心忡忡。 　　从印刷所出来，我们又左拐右拐地穿过更多阴暗、狭窄的胡同，去医院看望埃德。约翰怀着妒忌的心情看着那灯光明亮的白色单人病房——这代表了当代洛克菲勒而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传教士。 　　埃德的手术做得并不十分成功——他后来有几年受这个病的折磨。 　　同约翰在北京一别之后，我于1938年在香港又见到他。他正在协助孙中山夫人工作。我们俩都因患痢疾而十分憔悴，仿佛都老了10岁。“你最近读了奥格登·纳什的诗了吗?”我们俩同时发问。 　　(约翰后来同一位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的女儿结了婚。1941年，他们还帮我们在康涅狄格的麦迪逊找到了一幢房子。1945年在旧金山我又见到了他们，那时我是报道联合国会议的记者，约翰仍然叼着那长长的烟嘴，高高兴兴地当着英国情报处的头目。听说他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极为愤懑。他后来又去康涅狄格州威尔布里厄姆学院教希腊文和拉丁文。) 　　1937年7月7日日本人进攻北京。最后一期《民主》被他们从印刷机上夺走了。《民主》是黑暗地平线上的一次短暂的闪电。这本杂志停刊后六个月，上海的英国领事就设法要我们重新复刊。1939年，肯纳德从四川写信来说，“弗兰克·普赖斯将同梁士纯和我一起来恢复这本杂志。弗兰克是哈里的兄弟，是和蒋介石夫人关系最为密切的传教士。自“一二·九”运动以来，我们走了一条漫长的道路。 　　1974年，梁士纯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正是盔甲厂13号孕育了《民主》从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来说，它可能是在中国出版的最重要的英文期刊。它一举成功，名噪一时，震动了中国的知识界……它的许多文章都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刊物上发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对它支持共产党的倾向提出抗议……甚至连中国的头号敌人，日本委任的南满铁路总督松冈也购买了400本第一期《民主》，并把它们寄回了日本，至于为什么，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那些怀着如此巨大的希望创办《民主》的聪明、善辨的人们后来又怎样了呢? 　　梁士纯这个第二代新教徒，自1954年以来一直在南京大学教英文。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他是我的中国老朋友中第一个给我写信的。他后来到美国巡回讲学两年，十分成功，1982年回中国。 　　1974年，肯纳德给我写了封信，他已经退休了。他是一个基督徒社会主义者，而我想他是一位浸礼会传教士。1939年前后他曾从四川给我来过信，请我去那里帮助恢复《民主》杂志。 　　哈里和贝蒂·普赖斯最后跑到田纳西州的塞维尔维尔去了，他们仍在教书。1975年哈里庆祝他75岁寿辰，我也受到了邀请。 　　兰和路易丝·塞勒1973年重访中国。他们同50位中国老朋友谈了话。兰在几年后去世时，这些朋友还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张东荪是三十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是教我黑格尔的老师。1931年他自己建立了国家主义派的党。1944年他又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民盟和共产党联合建立了1949年政府。张在政府中身居要职。在日本占领时期，他和其他几位燕京的教授都被关在日本人的监狱里。据说他曾三次想要自杀。张东荪和他的兄弟卡尔森是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中的主要人物，他们曾请埃德和我——如果埃德去不了，我一个人也行——去帮助他们编一份全国性的杂志，但我们拒绝了。张在1918年曾编辑了柏克森的《创造进化论》，他也是我在北京能够讨论哲学问题的为数极少的几个人之一。 　　在三十年代，人人都要美国人在中国起进步作用——只作为个人发挥作用。和今天的情况一样，当时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中国应该采取一种不反对西方能同世界各国共处的社会主义形式。 　　① 根据1900年的辛丑和约列强有权在北京和天津驻扎小规模的警卫部队。——译者注 　　② 即现在的王府井大街。——译者注 　　③ 十九世纪初法国著名的沙龙女主人。——译者注 　　④ 即费正清。——译者注 　　⑤ 《美国和中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剑桥，麻萨诸塞，1948年；1972年修订版。——作者注 　　⑥ 他的中文名字是“德日进”。——译者注 　　⑦ 法国西北部的一个地区。——译者注 　　⑧ 奥利弗·特威斯特是英国作家狄更斯小说中的孤儿。——译者注 　　⑨ 《阿里朗之歌》最初于1941年在纽约约翰·戴公司出版。赛珍珠说它是伟大的书。1973年由加利福尼亚帕洛·阿尔托的堡垒新闻和每月新闻评论再版。在日本是畅销书，特别是在60万朝鲜人中畅销。第二版印了九次。1982年在日本收入《世界古典名著》丛书中。——作者注 　　⑩ (1869—1954)法国印象派画家。——译者注 　　(11) (1839—1906)法国人。——译者注 　　(12) (1814—1875)法国画家。——译者注 　　(13) 一种引起大众狂热拥护无法形容的领袖气质。——译者注 　　(14) 希腊神话里菲力西亚王戈尔迪斯的难解的结。按神谕能解开的，可以做亚细亚王，后来，亚历山大以刀砍之。——译者注 　　(15) 《活的中国》，埃德加·斯诺编，纽约约翰·戴公司出版，1936年；伦敦：哈罗普。——作者注 　　(16) 《丢失了的日记的片断》，内奥米·卡茨和南希·米尔敦合编。纽约：兰多姆书屋，1973年，关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妇女的小说。——作者注 　　(17) 曾获21个记功章。——译者注 　　(18) 此处系指汉人。——译者注 　　(19) 费边学社于1884年创立于英国，主张以和平缓进手段实现社会主义。——译者注 　　(20) 其实是6月1日。——译者注 　　(21) 原文如此，但戴笠是坠机摔死的。——译者注 　　(22) 指礼、义、廉、耻。——译者注 　　(23) 吉斯林(1887—1945)，挪威法西斯党魁。1931—1933任国防部长。1942年充当傀儡政府“元首”1945年法西斯德国在挪威的统治瓦解后以战犯罪被处决。吉斯林一词后成为内奸的代名词。——译者注 　　(24) 这是一部关于皇室、贵族的参考书。——译者注 　　(25) 阿伦·佩特编：1935年期刊诗选集与美国诗歌年鉴(纽约：诗歌文摘学会，1936年)。——作者注 　　(26) 司徒雷登当时是驻南京的美国大使。——译者注 　　(27) 指《在学生运动中》，刊登于1982年2月15日《北京周报》，为纪念埃德加·斯诺逝世十周年。我的记忆与该文不完全相同。——作者注 　　(28) 即张希先。——译者注 　　(29) 即张韦逊。——译者注 　　(30) 即唐闻生。——译者注 　　(31) 罗兹(1853—1902)英国殖民地资本家，在牛津大学捐赠多名奖学金。——译者注 　　(32) 伯特伦即贝特兰。——译者注 　　(33) 吉姆是詹姆士的爱称。——译者注 　　(34) 詹姆士·伯特伦，《在阴影之下》纽约：约翰·戴公司，1947年。——作者注 　　(35) 亚瑟王传说中的圆桌武士之一，因其忠洁与高贵而寻获圣盘。——译者注 　　(36) 亚瑟王传说中的最英勇的武士之一。他是亚瑟王王后的情夫。——译者注 　　(37) 即梁士纯。——译者注 　　(38) 在美国怀俄明州境内，海拔13，766英尺。——译者注 　　(39) 《中国的共产党员》1972年由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的格林伍德出版公司再版。该书最初于1952年由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红尘》。——作者注 　　(40) 在中国共产党内他的名字叫李德。——译者注 　　(41) 死海以北的古城。——译者注 　　(42) 美国总统(1913—1921)于1918年1月倡议建立国际联盟，并提出“十四点”和平纲领。——译者注 　　(43) 加西亚是古巴独立战争的一个领袖。——译者注 　　(44) 1957年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注 　　(45) 《中国的危机》伦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37年出版。——作者注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