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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安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戴维·俞为我安排去红军的日子。他告诉我5月初将在延安召开共产党代表会议。他作为代表要去参加，我可以和他同坐一班火车前往——要装作互不相识。他要在西安和红军联络处安排我的延安之行。 　　远在各地的共产党领导人将第一次聚首，我能会见他们，可以增加埃德在保安时就开始收集的口述自传的材料。几天后他们要远行几百英里，各自返回与敌人战线犬牙交错的军事岗位去了。至少对于我说，这个机会可能是一去不复返的。 　　王福时实际上已把我们的起居室作为住处，默默地注视着这美国式的家务，主动要求作我的翻译。他要为在北京的东北报纸写文章，而戴维则想请陈翰伯作我和西安红军办事处的联络员。虽然我们的好朋友张兆麟已经不得不在法西斯接管后逃离西安，但陈还在那儿编报。 　　我第一次去西安时，把用戈壁喜爱的丝棉被做的绒毛睡袋丢了。现在我带了两床最好的驼毛毯子做一个睡袋。这样就可以折起来放在大柳条包里，还随带了一架行军床。 　　在最后的时刻，埃德却变得沉默和不合作了。他不肯卷起我的睡袋，并且抱怨说他还处于肾结石手术后的康复时期。他毫不遗憾地把我和我无法无天的种种活动统统赶出房外，这样他就可以集中精神写书，可他还是抱怨着：“我看不出有什么可以让你这么高兴的。” 　　埃德和吉姆护送我沿着荒凉的林荫道到了车站。我警告他们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的行踪。我得意洋洋地站在火车的梯子上向他们挥手。 　　在两天的火车旅程中，我吃了辣子鸡，学会了我常用的词汇和短语：虱子，跳蚤，臭虫，驴子，把屋子弄干净，和一些旅行者常用语。 　　我不时地给我的丈夫写短笺：“郑州，下午九点钟，我已到达，无事故。王在火车上病了。找到了戴维……这肯定是头等的重大旅行，以后我经常这样做。” 　　陇海铁路从郑州沿着黄河到了潼关，这是三个省的战略通路。下一站是西安，历史上两千多年西北的首府，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叛变的东北军被迫在4月1日以前撤离西安，当中央政府军队的火车开来监视和替换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被转到另一股铁道上给忘却了。少帅还在南京作蒋介石的囚犯。 　　我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西安虎头蛇尾的事变。圣诞节释放了蒋介石以后，东北流亡者被遣散；作为一个实体，他们消失了。法西斯们在我到达后的几天内完成了对西安的接管。 　　我在4月23日早八时到达现代化的西安火车站，不得不到西安宾馆去住，要求所有的外国人都住在那儿，有警卫看守着。但是——纯属愚蠢的行动——“……我在警察到来之前就离开了，陈在一个中国人家里为我找了一个地方，”我在4月24日写给埃德的信里加上了：“我现在在一间空的储藏室里冻得要死……但愿我不致得肺炎。今天还在下雨。路糟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离开。……晚上八点叶要来看我。” 　　叶剑英和周恩来一起负责西安的秘密联络处。张文平在他们领导下工作。(1974年，当叶剑英的终身朋友周恩来当总理时，叶成了北京政府的国防部长。) 　　我用冻僵了的手指在粮袋上给埃德的信继续写道： 　　陈翰伯说事情是这样的；西安处于顾祝同的绝对控制之下，没有出版自由，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群众组织荡然无存。东北军的正式人员未留一个，只剩下几个学生。……杨虎城不仅权力丧尽，还被迫在几天之内，于28日前往欧洲。(这还是个秘密。)不知道谁会领导他的军队。他们现在和东北军一样是隶属中央政府之下。……顾在西安有四个师……同意杨可留两个团来粉饰门面，不能再多。……胡宗南只剩下两个师(他原来有四个师……其中两个师在两星期前的战斗中被摧垮了。)  　　红军司令员徐向前在宁夏只有3000人，损失了2000，被回族人狠狠地打败了。……少帅的500个学生先锋队全部在蚌埠，除了参加红军的以外，都没有工作。……西安十分荒凉……完全地死去了。宾馆里只有两三个客人。 　　这里广泛重印了同毛泽东的谈话。我要督促你不惜任何代价在春天把书写出来，立即组织译出……在反动派到来以致不能阅读这本书以前……空气十分压抑……而且又面临一个灾荒的年头。 　　顾祝同是蒋介石最可靠的军官之一，而胡宗南则是他最好的军官。就在我到达的两星期以前，他把部队的一半输给了红军。1937年以来，胡统帅着蒋介石50万最优秀部队阻挡陕北红军，但不肯抗日。至于杨虎城，他曾在逮捕蒋介石时成为少帅的伙伴，可现在要为此付出代价了。最后他在监狱中被杀害。 　　4月24日晚八点钟，我的第一个真正红军人员出现了。(埃德的服务员王陵(译音)，原是铁路工作人员，不是军人)他的真姓名是张文平，26岁，未婚，高个子，漂亮，开朗，逗人喜爱。他有些非中国化的地方，但是我太忙了，一直到后来才琢磨出倒底是些什么。他对我解释说他是西安安全和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这能解释他为什么对我感兴趣，可是不能说明他不寻常的性格。 　　至于叶剑英，我不记得和他谈过话——我想他只是很晚才来探望我几分钟。看起来他不大象中国人，我想他必然是半个外国人。他是广东人，曾在广东公社里任高级司令员。叶显然只把我看作另一名外国记者。他那时34岁，任参谋长，是红军中为数不多的一位参谋长“老”人。叶认识别的外国人，但对张文平，我可能是他的第一个外国“朋友”，甚至成了熟人。 　　张文平和我坐在寒冷库房的潮湿米袋上作了一次有趣的谈话。我不相信红军的人们会和他情趣相投，的确是不会的。他是独特的，以前是基督教青年会会员，在把传教的精力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前，他曾经向往成为中国的马丁·路德。 　　张告诉我如果不是天下雨路不通，我本可以在那天早上就乘秘密卡车离开的。如果第二天早上天气允许，或者前一天那条道路仍在使用，就可在第二天早晨五点钟作好走的准备。 　　第二天早晨发生的情况，比恶劣的天气更坏。直到几个月之后，当我坐在延安城外一个黄土峭壁上望着新来的人们的时候，一个人跑出来招呼我，这才再次见到张文平。(1944年张遭受严重的折磨后被国民党处死在监狱中。) 　　早晨五点钟以前，我就穿好衣服，在比4月的凄风苦雨更坏的天气中静候。七点钟，有一张名片送来库房给我——是公安局欧阳队长的。他检查了我的护照，指出是一年前的签证。1937年西安没有给外国人发过签证。他告诉我没有合格的签证，我只能在这个城市停留24小时。 　　我也指出签证到9月18日才失效，但是欧阳队长整洁的白手套里拿着我的护照，带着一副反对帝国主义占领的架势。 　　我问：“就是这些吗?”我温和地但是坚决地、帝国主义似地从他的手中收回了我的宝贵证件。中国的惯例，想多长就多长时间地“扣留”访问者的护照，以便阻止他们走出城墙。西安的城墙既高大又确能做到扣人。我曾听说我的朋友《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维克多·基恩曾经同一个想拿走他的护照的警官发生斗殴。 　　欧阳队长让步了，我的情况特殊。不单是签证问题，南京政府有命令，不许新闻记者进入西安周围的军事区域，所以我不能离开这个城市。譬如我不能到三原去，因为象欧阳队长说的，那里有匪情。我明白了这意味着三原是进入红区的口子；这是杨虎城将军在边界上占领的一个城镇，他和红军是友好的。 　　欧阳队长又告诉我，南京曾送来一个被禁的外国记者的名单，打头的是埃德加·斯诺。他劝我立即返回北京。 　　我巧妙地抓住这点：“我的名字不在单子上是不是?” 　　“那并不重要”队长说，“你和你的丈夫一样，而且不管怎样，你是作新闻工作的。” 　　我现在是为去年与少帅的会晤而支付代价了。 　　库房外的争吵打断了我们的谈话。陈翰伯来看我，在门口等候的欧阳队长的四个便衣警察打了他。我可以听到陈告诉他们一个假姓名和地址来掩饰他的身份。这叫人担心，因为他来看我虽没有罪，却可能因为向警方说了假话而被逮捕。但是在中国，警察的恐怖如此之甚，陈绝对不能暴露真实姓名。 　　欧阳队长还给我护照，也给我留下些另外的东西，“你在西安的时候，我留下这四个警卫员保护你，”他说道：“这里的情况很不安定，对外国人不安全。” 　　显然，必须作出新的计划了。有这些“保镖”我不能继续留在这里，不能把我的和善的女主人长期置于官方监视之下。我本来可以到西安宾馆去，并且希望在雨停之后得到张文平更多的消息。于是在四个便衣警察监视之下，装作那个睡袋和行军床本来就是库房的家具似的，祗带了一个衣箱同陈翰伯一起离去。 　　陈和我乘洋车出发，两翼有四个警卫，在不祥的阴雨中，形成了一个可怜的小小行列。在宾馆，陈同我分手，以后在西安没再见面。他是我唯一的联系人，是我对旅行联系安排的最后指望。他寄给我一张明信片“雨还在下着”，暗示什么事都干不成。后来我知道警察发觉了他的假话，他隐藏起来了。(我们后来在去延安的路上再次相会，我到那儿的时候他也在那儿——这是1972年以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1949年以后，陈翰伯成为新闻界领导人之一，后来被红卫兵攻击为“反党分子”。1980年陈作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来美国参加一次书籍出版者会议，在康涅狄克州我的家里，我们有过一次隆重的重逢聚会。) 　　宾馆主人周先生是暗中友善的，但是他讲明了，如果他想帮助我，就可能丢了差使，不得不离开这个城市。他是青年会的一个领导人，同来西安的外国人都熟识。他给我安排了一次西式早餐，立即告我放弃去延安的计划“里富和基恩到红区的旅行把你的机会毁了，前两天来了一个新的警察头子，我可以告诉你，他不会让任何别的人通过的。”  　　合众社的厄尔·里富在我离开北京前几天拜访过我们。他在一天早晨六点钟溜出西安，到延安呆了几天，在警察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前又回到了西安。在我到达的前几天，又有一个叫哈里·邓纳姆的年轻美国摄影记者秘密地到红军前线去了几个小时又返回西安。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维克多·基恩恰在里富之前在红区呆过几天。 　　周先生继续他的忠告：如果我企图潜逃，警察就要向他追究责任，在宾馆的每个人都受到恫吓。每个汽车行也都接到命令不许租车给我。 　　我到了西安之后，才对那里形势的复杂性有了切实的概念。没什么比来了个叫斯诺的人更不受欢迎和令人困窘了，特别是斯诺夫人，这值不得造成一个事件，危及在红军及其国民党仇敌之间尚未存在的联合战线的脆弱连系。埃德前一年的旅行是由东北军秘密安排的，并且是西安事变形成的自由主义高潮的一部分。这个部队被迫撤离这个城市，反动的钟摆再一次摆向法西斯法权。我的旅行正如赶上法西斯带来的不安定和危险的高峰。没有人知道他们对以前丢失了面子会怎样进行报复。 　　有人告诉我，如果埃德加·斯诺再次在西北露面，他就会处于被暗杀的危险之中。 　　由于两个原因西安当局对我着急得要死，其一是我可能逃到延安去，其二是我可能不去。 　　西安当局的不满落到了我身上。我不得不替那些在不受欢迎的探险中先我而行的人们付出代价。他们都是秘密去的。如果我能找到一个离开西安的办法，我将是第八外国人(非东方人)，第五个新闻记者和第二个女人，冲破了对不可进入的中国共产主义共和国的封锁。这个共和国是1931年建立的——实际是在1927年创建红军时就开始了。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