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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谋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在西安宾馆，我不无诚意地渴望地告诉周先生，我愿意在履行义务回北京以前，先到什么旅游地方去玩玩。 　　周先生给我安排了一间二楼的房间，可以俯视一个阳台，一个保镖在那儿站岗，颇使人联想起罗密欧。很快士兵增加到七个。一个是我的个人保镖，另两个是蓝衣社法西斯，有着囚犯似的面孔令我害怕——这些土盖世太保，他们站在大厅两边的门那儿。其余的轮班工作。两个流动小组跟我到我去过的每个地方，一有电话赶来监听，随时准备盘问所有的来访者——可是没有一个人来过。夜间警卫好象永不睡眠。4月26日我给埃德写道： 　　他们好象怕我会飞走……现在外国人很难到这儿来了。传教士们说他们没有签证就不可能到这儿来，可又得不到签证，所以不少人很气愤。在三原大约有七个。有人说杨离开了而他的部队再次撤退时会有麻烦，但也许不致如此。……社会局长说，在我来的前两天，他收到一封电报要求对我进行侦察。谁告诉了北京方面的人呢?我猜想是我们那些诚实的工作人员吧。(我还没想出来那封电报是谁发来的。)他们显然决定了不让更多的外国人到军事区域去——联合阵线从表面上看来似乎顺利进行着。办法是把生活弄得很糟，他们就会愿意活着离开。我有个可怕的感觉，一些蓝色跟踪们可能拿我制造一个“事件”，以阻止旅游者和新闻记者再往这儿来。他们控制了整个城市。这里的一切都和双十二以前一模一样。(双十二是1936年西安事变的中文术语，或者说是12月12日。) 　　虽然外国人在中国通常处于治外法权保护下，不但是安全的而且被过份保护着，但总有遭到“意外事件”的危险。我对埃德比对我自己更为着急，如果他决定要来的话。4月25日我给他的信写道： 　　好，我有四个侦探成对地跟着我(也是蓝衣社人)。……他们叫人头疼。他们知道我是埃德加·斯诺的夫人，不高兴，他们对其他三个溜出去的人很冒火。——如我所料，我成了牺牲品。……要告诉别人我是在上海，这很重要。除了坐火车回去和伪装外，我无法离开这里。现在他们要防止一切外国人到这儿来。如果你来也必须作好在到达后立即离开的准备。他们正在搜索你。今天警察头子说你“是很坏的”，这样我作为你的妻子就需要“特殊保护”。他是和基恩打架的那一类人。(实际上你最好不来，各种事都会伤害你，不值得冒险。……)没有人能来看我，我也不能去看他们，我处于进退两难之中。但这次我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回去。以后我再写信给你……如果我不得不在仓促之间逃走，C会写信给你。必须赶快寄出这封信。 　　周先生告诉我，欧阳队长和一队警察，连局长自己，在发现我隐藏的地方之前，都曾彻夜地搜寻我。他们搜查了西安每个传教士的房子，天知道还有多少无辜的中国人的家被搜，也搜查了所有离开西安的汽车和卡车。 　　我坐在我的房间里，甩不掉在下面的罗密欧，面对着横梗在我和禁区延安之间的巨大障碍。西安已建立起来的势力使斯诺家庭成员遭到生活困难，这不是第一次了。一年前，当蒋介石的盖世太保为了他的到来而假想会受到红色威胁时，埃德就只能偷偷地进出西安。当有报告说埃德加·斯诺在甘肃被杀害，海伦·斯诺在新疆被杀害时，警方曾被叫去受到责问。邵力子省长被追究责任，大为丢脸。而现在，斯诺肯定要再次遭到西安禁区白眼。 　　另一个斯诺土匪曾有东北军保护。现在，为12月12日捉住蒋介石而受到的惩罚，“我们的”军队被用火车远远地送到安徽去了。杨将军已经同意4月28日离开西安去欧洲，他的军队在任何一天可能会失去控制，或者象12月12日那样洗劫宾馆。法西斯分子带着复仇情绪急忙回归，完全控制了这个城市。 　　我不知道可以求助于谁。我感到绝对的孤独。谁能甘冒违抗军令的危险私下送我去三原呢?陈翰伯在躲避警察。戴维·俞不能因帮助我而危及他参加5月延安会议的机会。张文平和红军办事处即使想帮助我，也是最不能尽力的。 　　我一点也没有想放弃去延安的念头。谁知道新的内战不会立刻爆发呢?我感到现在就要发生，否则就永远不会发生了。这可能是我访问红色共和国的唯一机会了。 　　有一点是重要的：我必须第一次就获得成功，不能作任何尝试性的失败的试验。我变得神经质和惊恐了，但我是坚定的。 　　住宾馆最不愉快的一天，周先生出了个主意。他把我介绍给在西安唯一的潜在的年轻美国游侠骑士：他是我们的朋友珍妮特·菲奇·休厄尔的长侄，有她同样的大蓝眼睛，白皙的皮肤和金黄色头发。他们是青年会的密友，我没有把他的名字肯普顿·菲奇收入《红色中国内幕》，甚至现在麦卡锡时代已经过去，我对于是否要提到他也还在迟疑。他是中国一个主要的基督教家庭的后裔，有一个时期这个家庭在中国有40个成员。肯普顿的父亲乔治·菲奇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首领，是蒋介石夫人最好的朋友之一。帮助我就会影响肯普顿本人在西安的职业(在我逃离之后他也很快转移了)，的确在以后的一些年代里也给他造成了麻烦。没有他我是不能到达延安的。 　　肯普顿已经知道我的全部事情，劝我回北京去，我坚决拒绝了。随后他提出可以护送我到除了我选择的目的地以外的任何地方去；外国人必须团结在一起，他也不能漠视一个妇女在苦难之中无人保护。 　　我们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去拜访传教士们，象往常一样，由我的保镖们两翼包围。他们是可以帮助我到三原一个传教士那儿去的，在我告诉他们我心里想的是什么之前，他们告诉我，我已经制造了足够的麻烦：欧阳队长搜寻我的那天晚上，把他们都从床上叫起来，搜查了他们的房子。此外，新闻记者这样大批地进出红区，也给他们的传教生涯造成极度困难。一些自愿到这个危险区域工作的青年人被警察挡了回去，怀疑他们是伪装的新闻记者。他们说不再允许传教士们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他们还说，在西北进行合法营业的人，正在为“愚蠢的好奇心”付出代价。 　　我处于一个难以为新闻事业的合法性置言的地位，但我利用这个机会请他们订阅我们的杂志——《民主》，对在北京定名的《实用基督教伦理》多懂得一些。在那里，司徒雷登和其他几个传教士和我们一起努力把民主——包括新闻自由——带给中国，也试图结束内战。 　　传教士们说他们愿意帮助我回到北京，但肯定不能帮助我去三原。 　　一辆警车尾随着我们的汽车，车上的人在每个停车地点都用电话向总部报告。叫我们好笑的是听见他们说“我们平安无事”。他们似乎在想这个城市即将发生叛乱，他们可能在任何角落遭到武装匪徒的袭击。 　　肯普顿和警察队长发生过一次口角，可能是他发现这种盯梢是可笑的，并且是对一个“合法的”外国商人的侮辱——我不记得细节了。不管怎么说，在我们拜访传教士之后，我说服了肯普顿。他并不赞成，但如果我坚持要试试看，他愿尽力帮助。 　　访问了红军办事处以后，他更坚定了。红军办事处的人变成了受尊敬的遵守法律的人。他们告诉他，他们自己不能帮助我去三原；他们正和蒋介石谈判，他们虽然不赞成阻止外国人访问他们区域的命令，可也不准备违抗它。他们现在也不能以任何方式和警察作对，他们的代表正前往延安参加5月会议，警察正在监视，照相，把怀疑为共产党的来客登记入档。对警方说我是个特殊情况，如果红军办事处帮我逃出去，他们不能对由此而产生的麻烦负责，但如果一旦我自己到达那里，我将受到欢迎。他们说将秘密地告知三原办事处等待我，并且把姓名和地址给了肯普顿。 　　看到我确实是一个人，又不是共产党，肯普顿决定为我耍点小计策以战胜西安当局。 　　他告诉我，在西安只有一个人能助我一臂之力，他正生病住在医院。埃菲·希尔是个瑞典机械工，另一个传教士的儿子，负责安排过斯文·赫丁的旅行。由于赫丁是众人皆知的纳粹支持者，人们不会怀疑希尔会帮助一个反法西斯的人。“他跟随在西安的所有考古旅行家修理汽车”，肯普顿说，“他到任何地方去都是允许的。” 　　他带我去见埃菲，他病得很重。埃菲毫不迟疑地说，他将尽最大力量帮助我，他只希望他能恢复健康，亲自开车送我到三原。他必须雇一个人弄到一位将军的汽车；任何不那么显赫的车都可能出不了城。我把几乎所有的钱都给了他，可也不多。我想他说过，可以用150块银元安排此事。 　　4月27日我这样写给埃德：“除了一个外国人菲奇，没有人会来看我，一个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国家。如果不能在这儿继续进行我的计划，我看不出还有什么理由继续留在这儿。治外法权是极好的制度。……我离开的时候将给你打电报，你不要在车站多等。从这儿和那儿得到一点帮助，尝试了各种计谋之后，……我想一天左右就能定下来了。他们现在肯定在监视英文信件。” 　　28日我又一次写道：“还是没有令人兴奋的事。两星期前一个确定的法西斯政权建立起来了，中央政府接受了一切。共产党牺牲了两个同盟者是很懊丧的。我听说杨现在只剩下5000人了，他彻底完了，部下已经全部瓦解。今夜我很苦恼，但对无能为力的事着急也是枉然。金吉和戈壁好吗?我希望金吉能在我这里，用它的牙咬那些我不要的朋友。一定要马上写出你的书，不要再浪费时间，因为我在这次经历之后就要离开中国。” 　　这几乎是埃德在旅行的前夜从西安写给我的信的翻版。那时他承认他可能为一个狮头羊身蛇尾的怪物放弃一切。 　　我没有那种在不必要的历险中冒生命之险的愿望。我只是要到延安去写下历史，又安全地回来。我天生是安静、温和型的——除了我的舌头——而我仅有的特殊勇气是属于道义一类的。对于我的加拉哈德②(肯普顿·菲奇)，我是神密的——一个矮小的，女性化的有着娃娃脸的人，一点也不象那种想到共产党匪区去旅行的姑娘。虽然我的身体类型距离实现这些男人规模的事业很远，可是我足有两个人的意志和果断。 　　拜访埃菲回来，我知道现在我不只有一个朋友，而是两个了。埃菲顽皮的威金人③的嬉笑，把北方的光亮带给了我的漆黑的地平线。我们订了一个计划：埃菲去找一个司机和一辆将军的汽车，以便在黎明开城门时不受阻拦。我得甩掉宾馆的保镖去同肯普顿会合，他护送我去会那辆车的司机，然后他就躲开。重要的是我们得按时开车，好有三小时的时间穿过去三原的封锁线；我们知道，一旦警察发现我已经走了，他们不但要来追赶，还会打电话给前头的一个中央政府卫戍部队来挡住我。我们定下了日期：我想定29日的晚上和30日早晨，但记不准确了，也可能是28日至29日。 　　我预先作了点分散别人注意力的功夫：我把宾馆二楼的房间换到一楼，有个后窗可以看到有围墙的后院。我也曾常常地“睡过头”，这样在我迟不露面的时候没有人会去寻找我。 　　我给人造成一种已经放弃到红区旅行，很快将从西安这个不公正的城市折回北京的印象。我给埃德拍了份电报，希望他知道这是假的：准备明天离开，在火车站会面。但是我告诉欧阳队长我先要去看看临潼，12月12日蒋介石在那儿被捉获。我的良好行为几乎使我成了可信任的囚犯了，我的保镖们现在也对他们的工作感到满意。我还带他们去看了一部名叫《第十三号侦探》的美国电影。也许他们得到一些职业小费。 　　欧阳队长同意了去临潼的探险——我终于要离开了，还能有什么危害呢?但是，他详细指示司机和我的两个武装警卫如何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 　　我们在临潼进一次愉快的野餐。所有的人都爬上山头去看刻在岩石上纪念蒋介石死里逃生的大字。我自己现在也成了一个囚犯，对委员长有了较多的同情。我们沾着秦始皇陵墓的边缘，愉快地回到宾馆。(1978年我和一个电视小组在这个陵墓的地方呆了一天，在这里，发掘出来2000年前埋在地下保护这位皇帝的6000个陶俑士兵。这地方现在是全世界最吸引旅游者的出土古物的地点之一。)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