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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险的潜逃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宾馆里，今晚除我以外只有一个访问者。通常忙乱的宾馆静了下来，近于荒凉了。只能看到经常出现的警卫人员。我比以往更为惊恐和神经质了，但却更加坚决。我睡眠不足和饮食不当几乎有一个星期了。没有吃安眠药片，也没有想喝点酒来松弛一下那些天的紧张。 　　使我最感头痛的，是我们的计划要求我藏在汽车的后车厢里。我简直不能让我自己这样作。我以前虽然没有患过幽闭恐怖症，但这样的等待却令我夜不成寐。我不但惧怕汽油烟雾带来的窒息，心里认定那个司机如果发现打开后车厢有危险，就会把它锁上，肯定我会被发现原因不明地死去——司机可以推说不知道我在车厢里。 　　现在，就到那个夜晚了。我应该准确地在凌晨十二点四十五分看到院墙上一个点着的烟头，这是给我的信号，我要从后窗跳出到那儿去。那里有一堆脏土，高到足可以让我爬过墙去。这儿就是12月12日邵元冲企图逃跑时被杨虎城的部队打死的地方。 　　肯普顿·菲奇将在墙外等我，带我到一座房子去，清晨四点钟开城门时，有一辆汽车来带我走。这辆汽车是一位将军的——我想是杨虎城自己的；司机也是他的人，不反对狙击委员长随从们的人。我们将直驶三原，躲开蒋介石部队重兵把守的大路。三原是杨的防区。我们有那里红军办事处的地址，可以预期他们会答应运送和转交斯诺的包裹。 　　我预期通常的夜班警卫是在大厅两边，在我对面的房中，开着门。我也预期宾馆的夜班职员会象往常一样地守望。我没料到的是当晚八点钟得到西安颁布了戒严令的消息。杨将军该离开这个城市了，他剩下的两个西安底子的团可能会兵变，或者至少重复他们在12月12日对宾馆的洗劫。有士兵在我将要翻过的那堵墙那儿巡逻。如果在夜间的黑暗里出现一个未曾预料的身影。他们可以立即开枪，不大可能在暗中分辨出神圣不可侵犯的外国人。 　　一个更巨大的打击，是周先生为了保护未被抢走的几条毛毯，指令宾馆的仆人小队，每隔十分钟就在院内巡逻，直到天明。 　　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但是我必须在今晚按计划进行。我猜想肯普顿和埃菲怀疑我在这场戏里能恰到好处地扮演我那个角色。他们显然不会给我第二次机会的。 　　那时我没料到，是我最害怕的戒严使我的逃跑成为可能。一切游击战的主要优点就是出其不意。谁能梦想得到我会在这样一个夜晚逃走呢?无论如何，我们的潜逃计划并没有设想在最后一分钟我们这一小伙共谋犯还有进行联系的必要。我别无选择，只有试试看了。 　　十二点半，我在黄褐色驼绒长裤和与之相配的驼绒外衣里面，能穿多少层衣服就穿多少，这些是一年前为我默默无闻的探险而准备的。我戴上我那古老又可敬的蓝色软羊羔皮扁帽，把我的卷发都扣在帽子里面。我在1931年离开美国以前，为报纸拍的照片曾经戴过这顶帽子；一年前在西安学生示威时我也戴过，它是个带来好运气的东西。 　　象一个逃学的女学生企图在查床时逃避检查一样，我把枕头和毯子堆得象个人形，好象第二天早晨我在睡懒觉一样。这就可以推迟他们来追赶我的时间。我在手提包里只装上为探险用的主要东西：一支有很好的笔尖的华特曼钢笔，(我很喜欢它，现在还保存着。)唇膏、香粉、冷霜、几块手帕和我全部的钱——一小卷纸币——所余不多了，使我焦急——我把提包稳稳地背在肩上，戴上克罗克斯镜片作的太阳镜，(我现在还戴着它)紧张地坐在窗子那儿注视着月光。 　　约好十二点三刻的时间到了。我应当看见院墙上的香烟亮光。什么也没有。失望使我透不过气来，我不能等在这儿空望着窗子。我曾经计算了仆人们巡逻的时间，快要进行下一次巡查了。我最后一次谨慎地侦察窗下的院子——千万别扭伤了脚脖子——我跳了下去。不友好的月光照亮着宾馆和院墙之间20码的空地。当我向着好象没有尽头的开阔地带冲刺，跑向有阴影庇护的墙根的时候，肯定我的影子会暴露我。我匍匐前进，仍然没有欢迎我的香烟闪亮。 　　墙角那儿有一堆脏土和混凝土。邵元冲就是在那里企图跳墙逃走被杀的。我爬上墙向周围窥视。大街上的弧光灯照出了10个宪兵的特别巡逻队。看看另一个方向，可以看清墙的尽头那边士兵们的钢盔。我爬回来在那个脏土堆的深影里躲着，注意着仆人们在宾馆里的巡逻。 　　大约四十分钟以后，我不得不做出结论，没预料到的戒严的紧急情况使肯普顿不能前来赴约了。我不能爬过墙而不暴露，又不能回到我房间的高窗子里去了。我已经出现在露天里了，就我一个人，只好采取不顾一切的冒险措施了。等又一次内部巡逻在房角处消失后，我沿着宾馆院子边缘跑过了空地，缠上了一团乱铁丝刺，我恨月光下我的身影，它看起来是那末大，肯定会把我暴露。 　　幸运地，宾馆里没有人看到我。我跑到了前门旁边入口的路上。现在是改变战术的时候了。最好的防卫是进攻。我走过去试着转动大铁门的手柄。又一个奇迹——没有上锁，手柄在我手下转动了。我勇敢地走出去面对着门警。 　　“你到哪儿去?”他们问。 　　我装成一个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外国人的姿势，回答说(当然用中国话说的)：“我要回家去。附近有没有洋车?” 　　又是一个奇迹：一辆孤零零的洋车从街上过来了。我威风地喊“洋车，来，来!”，跳上车，为了叫警卫们听到，我高声命令车夫去一个靠近我们约定相会地点的一个假地址。我不知道怎样解释大门的警卫为什么不阻挡我。可能他们没有接到阻止外国妇女外出的命令，可能在大门的黑影里他们投有认出我是个外国人，可能他们是新来站岗的。最可能的是，在宾馆里我的专有警卫们认为他们是唯一监视我的人而没有把我告诉给大门的卫士——如果说出我可能从他们那里逃出来，那就有点失掉面子了。此外，没有人想到我会企图在戒严令的强大保安措施中逃跑。 　　我的洋车沿着由于有保安警察的巡逻而荒凉的街道轻快地向前跑去，每看见一个警察，我的心就急速跳动，但只有一次他们挡住了我。 　　我说：“我是一个外国人，我是回家去的，”这就是足够的解释了。在中国，没有人会在那个时候发现一个外国人在游荡而感到惊奇，即使是在最不适当的时候破坏了戒严和命令。 　　由于可怕的疏忽，我不知道要去的房子的准确地址。(如果它确实有一个号码的话)我坐在窗前看着——期望着——肯普顿的香烟火光时，这个问题就折磨着我了。没有他领我，我所知道的全部只是我们的“安全房子”是鼓楼过去某个街坊的某个头号，要经过一个红漆大门，这并不是那个地方，它可作去到旁边街道的标杆。那还不是那个地方，而是有个不上油漆的大门……。 　　以前我没有注意中国所有的街道都是密布着红色大门的。我唯一的希望：在中国，人们通常都知道某个外国人住在附近的那一所房子里。我打算一路打听，直到找着曾见过肯普顿·菲奇就在附近的宅子的人，而宾馆还没发出警报，还没有派出我的保镖们来追寻。 　　接着，最后的奇迹出现了。一辆自行车从我身边过去，我看不清骑车人，洋车的车篷放了下来，他也看不见我。正当自行车快骑到听不见我的声音的地方时，我本能地喊了一声“嘿!” 　　听到我的声音，肯普顿惊讶地从车上跳了下来。他朝我走过来，吃惊地咧着比那难以捉摸的红色大门还宽的嘴，“真是你干的吗?祝贸你!”。因为士兵们巡逻，他无法接近那个院墙，他想我不会在那个晚上逃出来了。他在大街上大约等了20分钟，听到一声枪响，满以为我不敢去爬墙了。他怕那枪是朝我放的。他——已经决定放弃这个晚上了，在我喊叫的时候，他正要回家去睡觉。 　　我说：“我可以高兴地说，那枪声不是朝我开的”，我咧开嘴，比他的还宽。我们相互望着，有一分钟之久，傻瓜似地笑着。然后他骑上车，手臂优美地挥动着，说：“朝这边走。” 　　我们接近目的地了。我在那个假地址的大门那里付了钱，打发走了车夫。这样车夫就不能向当局报告我们的确切地址了。我们走向约定的房子。一辆小汽车停在院子里，肯普顿把我介绍给司机。我们庄严地握了手。他是一个稍为年长的人，有一副神经质的模样——肯定是有些特别。我绝对不允许这样一个人把我锁在后车厢里。 　　在以后等候天亮和开城门的几个小时里，街上最轻微的声音也使我躲在沙发后面，怕被追捕我的警察发现。日出以前，司机离开了屋子。我等着他马上回来，可是半小时了还是不见踪影，我们在房子里寻找，在院子里搜寻，就是找不见他。 　　突然，肯普顿拍了拍他的前额，“我应该料到这点，”他说，“你知道他昨晚对我说些什么吗?他平静地表示，‘你知道，晚上我总是感到很勇敢，无所畏惧，但一到早晨，勇气就所余无几了。’晚上他吸鸦片，这就是原因!” 　　好，不是有些关于黎明前的黑暗的谚语吗?正当我们组织搜查队，要去搜索附近鸦片烟馆的时候，那个挥霍者回来了，眼睛可疑地发亮，带着虚张声势的坦然姿态。 　　不能耽搁一分钟。在鸦片给予他的勇气尚未耗掉以前，肯普顿给我戴上一顶男人的帽子，用一床被子把我一直包到鼻子。加上我的长裤和黑眼镜，人们会把我当成一个患肺病的孩子，要回到三原教会的父母家中去。 　　照我们的计划，肯普顿这时候该回去了。可是那个中国司机流露了明显的暗示，除非有他一起，他是不肯走的。我没有央求，肯普顿决定同我一起去，纯粹的骑士精神。 　　知道光是哨兵们是无权阻挡一位将军的，我们带着合理的安全感，坐上将军的汽车出发了。我们挥动着军事通行证，迅速地穿过城门，洋洋自得地冲散了一小队修路的士兵。 　　司机说：“即使卫兵开枪，我也不会停车，”这可能是鸦片给予的力量。 　　我们沿着一条给从蒙古来的骆驼队而不是为不合法地以轮子旅行的人用的路颠簸着。这条很少有人走的路，可以躲开咸阳城和中央军的主要驻地。我不止一次担心我们出不了泥塘了，在竹筏上渡过泛滥的渭河，几乎是好玩的，可是几次同中央军官兵遭遇，可不是开心的事。肯普顿·菲奇在场设法度过了这一天；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是谁，却没有人怀疑他在乡间旅行的权利。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足够的年月，知道如何应付不受欢迎的盘问。 　　哦，三原小城，在1937年那个春天的早上在我眼里你是多么美丽啊!我们到达了由本地的17路军陕西部队控制的这个在国民党与红军之间的中立地带，比原定的晚一两小时。肯普顿在把我安全地交给红军办事处以前是不肯离去的。我们有一个靠近城门仓库的地址，去找一位王先生。当我们认为找不到的时候，其实已经在这个地方了，也正是一个戴红五星帽子的年轻的卫兵手里拿着刺刀对着我们的时候。肯普顿没有多少时间进行交涉，抢了那个卫兵的帽子，马上就跳上汽车，手持这个纪念品，赶回西安，以免被人发现他不见了。那个卫兵对这个帝国主义式的公路抢劫事件啼笑皆非。 　　我再看到肯普顿是1945年在纽约。他告诉我，他们后来飞快地赶回西安，及时到达他的公司(西安标准石油公司，肯普顿是该公司的负责人)的院子还来得及假装睡过了头。肯普顿告诉我，欧阳队长打来了电话，“他说，他要来看我，所以我上了床，并象通常一样按铃呼叫仆人。欧阳进来的时候，脸上白得象张纸，暴跳如雷。他说他在总部挨了骂，后来又来找过我四次。他说你的逃走是他们无法忍受的最后一击。他们尽了一切努力防止你出走。他三天以后又来了……”。 　　他又说，“有人说，从北京起一路都有人跟踪你。”“欧阳说，所有的宪兵和警察都接到了指示，他还告诉我，我可能得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在那辆汽车上发现了点证据，并且有人说曾看见过外国人。三天后，公司宣布调我到长沙去。过了一个月左右大约是7月我离开了西安，穿过遭受了轰炸的徐州。那个吸鸦片的司机后来也碰上麻烦，不过脱了身。只有我们三个人卷了进去。宾馆的经理周先生着急得要死，不知道你是死是活，也不知道他会碰到什么事。两个保镖被监禁六个月，搜查了所有传教士的房子和所有可疑的地方。” 　　我怎样成为西安宾馆的传奇之一，怎样成为周先生喜欢的女英雄，是有些天意的因素的——这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 　　在麦卡锡时代，两个联邦调查局的人带了一本《红色中国内幕》来访问我。虽然那本书里没有提我的两个加拉哈德的名字，他们还是询问我是否知道肯普顿·菲奇有不忠于美国的行为。我拒绝回答谁曾经帮助我潜逃，他们也没有坚持问。我告诉他们就确知肯普顿没有颠覆的念头。我知道肯普顿——和他的父亲——对这个故事并没有保密，即使这样，为了是原则问题我从来也没有说出他的名字，他不但对所有的共产党人不同情，甚至对我的旅行也不赞成，只是他的绅士的自尊心在起作用。他是自己良心的囚犯，正象我是宪兵的囚犯一样。埃菲·希尔也是一样的。他对共产党人连最轻微的兴趣也没有，但他不能拒绝帮助一个在孤立地面对整个宽广世界的美国姑娘。 　　我有足够的见识使我从三原给欧阳队长写了封信，告诉他我出去旅行几个星期，不必为我着急；我平安无事。肯普顿5月1日写信给我丈夫，告诉他我“经历了一些艰苦之后”已安全到达。他又写道：“你一定会觉得有趣，如果我能够多少告诉你一点，当地的所谓秘密警察是多么的火冒三丈……据我在这里听到的，一个蓝衣社党徒很容易把你暗杀掉……抛开政治见解，一个单独的美国人总是粘上另一个单独的美国人，一个年轻的男子似乎总要帮助一个处于困境的女人，我不能偏离习俗之路。” 　　以后在1937年我知道得更多一些：我的行李在宾馆被扣留。当局猜测我可能乘火车离开西安，然后经过农村再以双倍路程绕回来——原来我曾想这样做的——他们打电话到远在陇海线上的潼关驻防军追踪我。警察头子又一次由于斯诺们感到不能不改组他的部门。但我从没想到我的两个保镖被改组到监狱去了。 　　可以想象到的人都在注视着我的回程，它可能成为以后一个比我原来潜逃更重要的，又更不易解决的问题——怎样通过西安回来而保持我的照片和笔记本不被没收。世界上没有一个我能托付全部笔记本给他的人，虽然后来我确曾请某位离开延安去北京的人带了一些照片。埃德正好及时得到它们，把11幅收入了《红星照耀中国》。 　　整个事件中使别人焦虑的一个方面，是法西斯蓝衣社以爱绑架和暗杀他们不满意的中国人而著称的。过去一年，西安这种事情屡屡发生。开头西安的官员们怀疑我碰到了这种事，怀疑我被悄悄地干掉了。周先生确实曾为此担惊，这也是肯普顿·菲奇总呆在旁边的原因。每个人都警告我，埃德必须永远不再到西安来，否则就要遭受这种厄运。法西斯们对中国人进行报复的时候，对失踪的人并不保存材料，如果超过某种限度，法西斯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外国人也并不容忍。 　　5月2日，我从云阳给埃德写道： 　　“我在靠近三原的彭德怀的司令部。昨天是‘五一’节，他们有一次盛大的示威游行。红军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是如此的年轻，你无法相信。为了来到这儿我经历了一段可怕的日子，但是我胜利地到达了。今天我要去见贺龙，然后去延安。我只有一会儿时间写这封信。王福时很好，陈翰伯不得不从西安逃出来。他也在这里。自从到这儿之后，我太忙了，也倦于思考。我感到很棒，一点没有病。在我爬出窗子的时候，不得不把东西都留在宾馆。我能到这儿确实很高兴。现在米看我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5月3日埃德还不知道我已经到了三原。他写了一封用语含糊的信说，“也许在渡过假期前你会见到吉姆”，吉姆和埃德正想法完成他们的书。他们一点也不知道我在经历着什么——我们不能在可能被检查的信件中说直截了当的真话——他们都在考虑需要时来营救我。埃德的信在结尾时写道，“你认为我来看你会有些帮助吗?也许你想这样只能使细菌从你那里传到我这里?如果可能，那也好。啊，我多末爱你。”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