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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红军前线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我几乎用了10天的时间才到达，终于在1937年4月30日到了红星之国。陈翰伯在那儿，三原的联络人“王先生”把我的到达打电话告诉了附近的彭德怀将军的各级司令部。彭将军派了一辆道奇旅行车给我用，这是少帅送给彭将军的礼物，还有另外两辆和12辆卡车。司机说，“我和汽车一同来的”；他原是少帅的一个司机，他告诉我，不少东北军参加了红军。 　　在前线政治部里，我受到带着微笑的拥抱，一个甜甜的、漂亮的、温柔的叫李伯钊的姑娘欢迎我，将和我住一个屋。一个穿制服的男孩害羞地咧着嘴，端给我一盆表示欢迎的热水。我从埃德那里听到过部队的“小鬼”，大多是大约8—15岁的孤儿，到军队当通讯员。 　　26岁的李伯钊是红军中一位著名的剧作家。她是前线剧院的导演，和前线政治部主任结了婚。她给我讲长征的故事；她曾经三次走过草地上可怕的沼泽地带。“宣传队用舞蹈、唱歌和标语使人们得到娱乐，以保持他们旺盛的精力，使他们受到鼓动，”她说得简单“晚上我们沿着河岸点起篝火，作些娱乐。景象是很美的。每晚我们都检查死了多少人……跟随毛泽东队伍的30名妇女没有一个在长征中死去，长征反而促进了她们的健康。那些身体娇弱的变得强壮了。” 　　但是，李伯钊和红军的许多人一样，有肺病，她每天早晨都咯血。(尽管这样，经过一段长时期的起伏以后，她到八十年代仍然活着。) 　　我被带到一个古老的厅房和陆定一谈话。他是前线宣传鼓动部门的负贵人，是一个温和的，戴着深度眼镜看起来有智慧的人。陆有30岁，已经作了12年活跃的共产党员了。他负责新闻联络，一年前曾是埃德的向导，用极好的英语欢迎我。 　　埃德曾把他的相机留给陆，以便给红军中传奇式的领袖们拍些照片送给埃德。陆说他还在学着使用那架照相机，直到现在只有一次拍的照让他满意。“我放大了不少张照片给朋友们挂在屋子里，”他说，并且骄傲地让我看一枝梅花的照片!我在红军首长们的墙上的确看到不少陆的梅花杰作。 　　另一张和陆定一形影相随的是剪自杂志的一幅残破照片。“这不是我的孩子，”他解释说，“但是看起来正象他。”我不知道我的孩子遭遇了些什么——我的妻子九年前在福建被处决了。” 　　我最早的两个熟人是特别吸引人的，并且是出奇地文明的。我觉得他们是和我同一类型的人。我奇怪他们是怎样能受得住日常生活中的困苦，而不改其温柔和甜美。从这时起，我对这个奇特的环境已不感到畏惧和不安了。 　　李伯钊劝我，在到达延安之前就穿戴红军制服和帽子，也戴上墨镜，这样在旅行中可以减少怀疑。红军的妇女穿制服是个制度。李伯钊找了一个裁缝，在两小时之内就给我赶制了一套灰蓝色的上衣和有红星的帽子，但是我的腿还露在肥大舒服的蓝长裤外边。这比军队打绑腿的规定好多了。 　　彭德怀将军在前线接见了我几次。除了对待崇拜他的“小鬼们”以外，彭是粗暴的，公事公办的，最没个人味儿的。他在红军中是出名的最清教徒式和苦行僧式的人。奥利弗·克伦威尔④和彭比起来，这方面还是大有逊色的。彭不很容忍最轻微的道德松弛，他嫌恶女人。 　　在我1937年见到彭以前，他是红军的副总司令，直到1958年⑤他作为国防部长被清洗，被林彪元帅接替。据说他被当作一个亲苏联的，反对人民公社的“右派分子”而丢失了权力。陆定一在1949年成了有影响的共产党的宣传部长，但在1966年被撤掉，虽然后来给“平反”了。(他在北京曾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朋友，斯特朗是著名的美国作家，她最后的年月是在北京度过的，1970年死于北京。) 　　1937年第一次欢迎过我的红军，大多数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因为他们是亲苏分子。据说“革命”毁掉他们自己的后代，象法国和苏联作过的一样。但在中国，不象1937年我在延安时的苏联那样，并没有把老“布尔什维克”处死。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比法国人和俄国人显得文明得多，也更有能力实行有纪律的领导。但是，他们仍然保留着古老中国式的对文字和思想的崇敬和恐惧，还没有从所有原始社会都存在的以正统观念为主要统治和权力的武器那个阶段解脱出来。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