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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一屋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我们的卡车开到了延安的建于宋朝城门外的一个停车场。13个大学生是来参加红军学院的。一路上他们在卡车后面和行李一同颠簸，唱着进行曲。我们每个人都披上了金色的天鹅绒——从戈壁沙漠刮来的黄砂细尘。我们在一片欢乐的云雾中把它抖掉。 　　我们的“一二·九”老朋友黄华来迎接陈翰伯和王福时，我们和他们是在途中相遇的。黄华负责管前来的“学生”们。戴维·俞也在那儿，在共产党秘密代表大会上汇报了华北的情况。(当戴维来看我的时候，我发现他对被毛泽东和他的讲话深深打动而感到惊讶。) 　　黄华带我去见外事委员博古。博古带我到外事部门的院子，到我自己的一间窗上糊着纸，门上挂着门帘的小屋里。一个有雕刻的方桌靠着窗，上面放着一根蜡烛和我专用的茶壶，在屋子一角悬着一块蓝布挡住埋入墙里的卧室，其它的摆设只有两把椅子和两个凳子。这是一铺炕，或者说是砖作的垫高了的平台，我把帆布床和睡袋放在上面。行军床的四条腿放在四个装有煤油的香烟罐头里，这样，的确使爬虫无奈，但对跳高的跳蚤似乎很少威慑作用。 　　尽管我把砖地的缝盖上了石灰粉，富于竞争力的昆虫依然照常出没。每天晚上我把皮马靴悬在高处，而早晨得把里面的东西往外倒，看看有没有蝎子，蜈蚣以及虱子和跳蚤。头上的天棚是一块中间下陷的白布，老鼠整夜在椽子上往返窜跳，它们赛跑时就摇晃下黄色的尘土来。在我的床底下有一个捕鼠夹子，每当捕到一只老鼠时，我的叫声会把全院的人都弄醒。这是纯粹的有机的生命——没有杀虫剂，没有药品，没有机械。 　　传播鼠疫的是跳蚤而不是老鼠——陕北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仍然有这种致命疾病的地方之一。我的屋子的地面上满是成群的跳蚤，它们又喜爱外国人。中国人并非是免疫的，但多少代人习惯于同疾病接触，他们的血液中有一支有力的抗菌大军，使他们得以免于疾病。我永远不会忘记鼠疫曾经毁灭了基督教国家人口的一半，使关心清洁成了欧洲的流行风尚，可是已经过了几个世纪，似乎这种风尚还没有传到中国。应该感谢，我的院子里那个夏天未发生鼠疫，但在大最的日常疾病中，还是有一例伤寒，一次严重的痢疾，而我的警卫员是老肺结核患者。肺病是如此地普遍，很少人注意它。在延安可能每个人都患痢疾，但中国人一般似乎并未多受困扰。 　　在延安的四个外国人中，只有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得了痢疾。第三国际代表李德(德国的奥托·布朗)曾经患了两三年痢疾。马海德大夫是红军的第一位外国医生，瘦得令人担忧，恐怕是得了肺结核，他才27岁。美国作家和活动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正在40年华的中期，曾长期患病住疗养院，大部分时间是心脏不好和有胃病。在仲夏，她从马上摔了下来，背部受伤，此后就在她的窑洞里躺着度过大部分时光，沮丧，不能工作。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她不暴跳地发怒时有一种特殊的魅力，甚至是智慧和幽默的。我在延安经常爬过山到她的窑洞去，就为了享受听她把蒋介石说成“那个封建私生子”的乐趣。为了希望证明去年12月释放蒋介石的正确性，对西安事变这件事延安的路线变得甜蜜得使人几乎受不了。史沫特莱小姐不会想到控制自己的脾气，或是不说心里话。她欣赏她的爆炸，而他们则帮助她生存下去。 　　在延安的四个月里，我收集了足够四本书用的材料，还加上为别的书的部分材料。我是太忙了、太着迷了，以致没有注意由于痢疾我变得多么瘦弱。用尽可能少吃东西度过了尖锐的时刻。夜间我由于饿得厉害睡不着时，就嚼些蒸过的饼干。 　　我们都为自己那种类型的食物挨着饿。一个美国桃子罐头怎能和世界革命相比呢?我主要依靠米饭、馒头、铋剂和痢疾药片来生活。马海德大夫经常在我纸糊的窗子下面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通报他的光临。 　　我对在延安居住的其他三个外国人的态度感到吃惊。在中国，单独的西方人总是拼命寻求新的熟人，甚至一两个钟头的谈话也是好的。虽然马海德大夫对我和李德都好，但是这两个男人却和史沫特莱小姐连话也不讲。他们说她说了关于他们的“谎话”。这可能是她在常有的精神不正常的困境之中干的，但是他们一点也不宽恕她。 　　我没有进入基督教徒的窝子。我不应该期望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还是很震惊。有一次我哭了又哭，马海德大夫为了止住我的哭，才被迫同我爬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去看她受伤的脊背——除了医药问题外，他们互相不谈旁的。在夏天史沫特莱小姐使我成了一个基督教徒——没有别的办法能和她相处，我也没有成熟得伟大到能够无视所有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撞击。 　　抛开他同史沫特莱之间的私人冲突，马海德大夫是正常的，有魅力的，机智的和讨人喜欢的，有一种幽默感。他总是信守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的信条，永不介入乱七八糟的事。(他和一个中国人结了婚，有了孩子，1972年他告诉我，他已经完全中国化了。) 　　当我第一次和这种类型的西方人熟悉的时候，也正是毛泽东和中国人这样做的时候。毛和李德在政治上对抗，互相厌恶。李德的真名叫奥托·布朗，在延安并不出名，金黄头发，白皙皮肤，蓝眼睛，正在40年华的中期。这位第三国际的代表和毛泽东在各方面都相左(直到1965年，他还从东柏林攻击毛泽东，1973年8月在那里去世)。当我敢于向李德询问一些复杂的和互相矛盾的问题时，他向我恶意地咆哮起来。此后我证实了他并不懂得中国，只按照欧洲的经验来套用。当我用同样的问题去询问毛时，他觉得高兴。并且热心地解释。 　　我确知李德患了痢疾，而且由于周围有这样多的敌意，他是尖刻的难以对付的。我也知道由于许多原因他不能和外边来的记者谈话。但他那样对待我，好象我得了传染病似的，却使我感到困惑。当我知道下面的原因后，我觉得几乎是可笑的。直到1975年，一位曾读过布朗在1974年用德文出版的一本书的人写信给我，“我想你愿意知道他是怎样写你和埃德加·斯诺的。他不信任你们。他相信你们是美国间谍，你们的报道简直是太好了。正由于这个原因，你在延安时，他就避免和你接触。他永远吃不准你们的目标是否纯粹是新闻记者的……，……他是一个非常不信任人的人。” 　　李德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了解，比他对有事业心的美国新闻记者的了解还要差——他自己也知道。而毛泽东却对整个形势有准确的估量。挺有意思的是，当有人告诉毛，李德不喜欢我并且和我辩论的时候，毛就对我温和和友好起来。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李德到了这种狂想的地步，他给中国和西方的未来关系造成多大的损害!我想，我痛恨从第三国际任何象李德这样的人接受任何命令。 　　1937年可能对所谓的世界革命和第三国际是危机关头的破裂点。当在延安的几个外国人陷入矛盾的罗网时，在苏联，老布尔什维克们确实在互相残杀，既有偏执狂的原因，也有真实的原因。 　　那时我发现政治工作要求太多的危险和智力的紧张，是人类难以承受的。有那么一个破裂点。那些隶属于革命破坏性方面的人，可能无法在革命成功后转向建设性的工作。所以他们转了向，互相撕裂着，就象乔纳森·斯威夫特⑥说的“由于需要敌人”，革命毁灭了它的父母和它自己的孩子。 　　李德和史沫特莱都到达破裂点下。我不愿变成象这样的外国人，我没有这样的禀性。我不属于这些顽强的，僵硬的，激进的性格，我也不属中国人。我属于那儿呢?我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就在两个世界之间，两个世纪之间，新与旧之间的变化交叉点上。这个战略位置比大多数的位置更敏感，更困难。我过去和现在都不害怕改变世界，但，是通过影响别人来实现，而不是参与毁灭灵魂和毒害人性的公开对抗。我丈夫和我扮演同样的角色，不同的是他达到广泛公开的地步，而我则是通过别人静静地工作，自己处于幕后。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