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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我在延安的第一个早晨，当我的新警卫员通知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将军已在院子里，将对我作迎接的拜访时，我还是由于乘卡车来延安的艰苦旅行而东倒西歪。我不能决定是重新涂上口红——我的西方文化生命线之一——还是完全擦掉，结果两者都没有做。 　　我们握了手。朱德用了他的“延安式握手”，这已经在全中国成了习惯。在中国鞠躬是传统，而握手，特别是在同性之间，几乎没有听到过。延安式握手是用两只手再次紧握(就象1972年朱德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欢迎我回到中国时那样)。我的丈夫没有会见过朱德和他的军队，所以我对将要遇到的事没有先入为主的概念。我的第一个印象和会见过他的每个外国人是一样的。他是一见之下即楚楚动人的，你可以信任这个人，你会感到他对全人类的普遍仁慈和友谊。 　　他是一个真正的民间英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从碰到他的时候起，就把他看作她在地球上最好的朋友，在她离开延安之后，她首先到了西安，然后到了山西的丛山中的朱德司令部。她与朱德是这样的一致，以致后来她为他写传记时，以自己为肖像来写。他可能是她一生中唯一确实信赖过的人，虽然她也喜欢埃文斯·卡尔森——部分是因为他从第一分钟起就和朱德一致，认为朱德是一位“温和的、大方的朋友。”他们两人长期地在中国寻求确认，至少是希望同“真正”的中国人交往，认识了朱德，证实了他们的愿望是可以达成的。 　　特别重要的是这两个来自基层的美国人来到中国遥远的山区去寻找一个他们喜爱的、崇敬的、并相互一致的人民领袖，就象卡尔森崇敬他的朋友罗斯福总统一样，尽管方式全然不同。假如卡尔森不喜欢朱德，史沫特莱就会强烈地憎恨他。 　　在埃文斯遇到朱德时，立刻设想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务的工合主义—于此同时，埃德、我和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在上海发明了工业合作社，这就是“工合”这一名称的由来。对于我们所有的人，这个感觉是从与人民，特别是手工操作者、生产者的一致而涌现出来的。对于我们全体来说，朱德代表了中国的沃地。他是善良的，人们可以立即知道这点。他是遥远的四川乡村的孩子，必须自己想办法学习，即使远在欧洲时也是如此。他是一位客家人，这能够解释许多问题：客家是一个中国的道德团体，向来不许缠足，很早就懂得基督教。靠近广东的客家发起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太平天国的反叛，并且是在首批共产党造反者之列。(名作家韩素音写道，她“和朱德一起”是半个客家，邓小平和叶剑英也是。) 　　在大多数情况下，朱德不盲目反对西方，他只是思想开阔，心地宽广，诚实，公正。 　　有高度意义的是我们美国人认识朱德的品质——而象李德这样一个德国人却轻视他，象他也轻视毛泽东和所有其他群众人物一样。反过来，中国人则认为美国人代表美好，相信我们并且喜欢我们，而且他们恨李德。这是古老的，延续的中美友谊纽带的一部分，在其他民族间向来未如此绵延广阔地存在着这种友谊。 　　朱德晚年在北京作为国家领导人，被外国人如路易·艾黎称作“老绅士”。这就是他呈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面前的品质，即对我们西方传统是这样宝贵的绅士品质。在路易对我说出这个称呼之前，我心里已把朱德看做中国人称之为“君子”的人，或说是“完美的绅士。” 　　朱德和他的夫人康克清，极力表扬我的勇气，虽然勇敢在延安已经不是新闻了。朱德用他特有的方法欢迎所有外国人。1972年文幼章告诉我，一个教会人员有一次在四川曾救过朱德的命，这也许有助于解释他的不寻常的态度。我愿意有些其他的外国人救过毛泽东的命——谁知道这在国际关系上会有多大影响呢? 　　朱德和毛泽东是一个整体的两个对等部分，以致在中国有些人把“朱—毛”当成一个人了。毛是头脑，理论家，“主席”。朱德是心脏，军队，完全出于本能成为人们的领袖，是人类材料做成的。两个人都是由优等材料做成的，这使他们在80岁和90岁时仍然居于人民共和国领袖的位置。 　　当毛泽东在那个古老的砖砌的院子里和我握手欢迎我到延安来的时候，他是随便的，冷漠的和疑惑的。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他是一个中国人，而朱德不是。朱德走了额外的里程，自己并不注意，而毛泽东则呆在自己的省份里，有自己的主张，有一种秘密的统治权。 　　朱德谦虚地坐在歪斜的方桌后面，两只手笼在袖子里，剃光的头上戴着帽子。毛泽东拉过他的椅子，离开方桌，脱下带红五星的帽子，一簇浓密的黑发垂到耳朵周围。他把他极美丽的，有权力的，贵族式的双手交叉起来，带疑问地看着我，还带着好脾气的幽默。这两只手显示了真正的权力。它们完全不象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手，也不象工人阶级的手。毛在中国人里是不寻常地高大，身材很好，他的手正适合他的体型。 　　没有什么可损害毛泽东的。他有很好的教养，内部是钢，有坚强的抗力，是坚韧的材料制成的——这是义和团设想的由于神力具有的，可以把腹部袒露给外国人的子弹的那种材料。 　　史沫特莱和卡尔森对毛泽东很少了解是有些原因的。埃文斯把他写成“谦卑的，和善的，孤独的天才，在这里长夜的黑暗中奋斗着，……为人民寻求一个和平的生活之路。”⑦ 　　毛泽东除了是个天才以外，埃文斯在上面所提到的其它方面都不是。这每个人都清楚，或许毛和他的朋友们从他孩提时代就看清了。埃文斯用基督徒的标尺衡量人，这就妨碍了他的洞察力。在他看，谦逊是美德，特别是一位总司令。 　　很可能除了我丈夫以外，对于毛泽东的生活，我已经比旁人知道得多——因为毛在此以前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他的生活。我告诉毛：“我丈夫一回到北京，我就立即把你的自传打印出来。这是一个巨大的经典著作。他将影响每一个阅读的人。于是我决定我将不惜任何代价来访问你的地区。我丈夫让我从你这里获得最后一章。” 　　毛泽东以他习惯的方式轻轻地笑着，和蔼地点点头。 　　由于毛泽东在一年前已经对埃德加·斯诺开放了，对我也就完全敞开了所有的门。朱德在5月党代会的几天里领着他的将军们来看望我，(只有一个重要的领袖没有来过——林彪，他明显地比其余的人更排外。)为了我的书，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我收集了34个简短的自传，进行了多次访问——这都是因为毛已经做出了榜样。从礼节到对外政策，毛泽东是每件事的主宰。 　　那个夏天我和毛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关系，虽然还不象一年前埃德所建立的那样亲近。我给他送了一个提问的长单子，进行了几次访问。他对我提的问题有很大的兴趣，许多是请求解释看起来是互相矛盾的问题。他带着听得见的微笑说：“你看，在中国有些事是奇怪的。”他有时在椅子上转动着询问我：“你的意见是什么?”这使我不安。后来我懂得他真的是要知道象我这样的外国人是怎样想的。 　　这个夏天，毛泽东形成了并修改了一些重要的新论点，在延安抗大的讲演中试讲。他知道我曾经学过黑格尔，但没有真正的解释，我是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的。他是愿意为我澄清事情的——他欣赏智力的挑战——并且同意和我一起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这将是怎样的独家新闻啊!他在7月4日美国国庆日让我作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的第一次采访，以表示好感。但是，日本在7月7日进攻了中国，毛就把我转给他的得力的右手吴量平和官方历史学家洛甫，去完成其余部分。 　　1937年夏，毛泽东在抗大第一次公开讲了他的“矛盾论”；这是他看了我的长问题单子，并同意为非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解释之后而作的。他给我的主要答案是：通过形式逻辑你不能懂得中国的革命，只能用矛盾论。虽然我不喜欢这个术语，但我准备接受这个观点。它要把古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贴在完全不同的中国内容上。我肯定那个德国人李德和苏联永远不能接受这个观点，也不理解它的逻辑。虽然那时李德和毛是对立的，我却不曾料想1937年使我困惑的矛盾，实际上导致了1970年中国和苏联及其卫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武装对抗。 　　智慧的开始是承认存在矛盾，这是真理的本质，永远是两面性的。问题是要能在矛盾的转变点上看得清——并按正确的方向去行动。这是毛泽东特有的天才。直到他至少是42岁时(长征中1935年在遵义，由于需要他取得最高领导权的时候)他一直试图理解并追随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和论点。1937年他仍热衷于支持苏联的地位，甚至达到释放他的宿敌蒋介石的地步，作为取得外国支持以抵抗日本和轴心国家的振作点。 　　毛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如果他曾经是，那么中国很多事就会不同了。他是灵活的，愿意变革和学习，而最重要的，是忍耐——一直到那个转折点。他等待着那个最低点，然后在车轮向上转动时采取行动，不太早，也不太晚。他跟着历史来引导历史。 　　共产党代表会从1937年5月1日开到5月15日，当中央委员会在8月集会时，毛泽东的终生统治权就永久地确立了，除了1966年以前一度中断。在1937年8月13日，我访问毛时，他告诉我共产党“拯救中国”的十点主张，特别是把中国从日本现在的威胁中拯救出来。主要的推动力量是“给人民以爱国活动的自由，和武装他们自己的自由。” 　　为了避免软弱的和吓坏了的国民党抵制，十点要求中没有包括经济纲领；联合阵线是这样脆弱，不能提出什么永久性的东西，连简单的全民经济总动员也没有。 　　在访问的结尾，毛站了起来，重重地敲击着桌子；他的脸变得红起来，眼里闪烁着光亮。如果能得到南京政府的合作，使这十点得到承认，“我们就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他愤怒地重复了最后一句话。 　　我站起来点点头，“我也这样看”，“中国必须以一切可能的方法动员起来，否则中国就将灭亡。任何种类的组织都比没有组织好。” 　　这就是我的延安之夏期间的主要结论：群众必须动员起来，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行动—这就是讲“民主”的一种方式。(毛后来用了个关键的短语“新民主主义”，而埃德和我希望我们曾经把这个小而重要的词加在我们杂志的名称上)我了解共产党人能够把人民组织起来——不必在物质上给他们什么，仅仅一个精神上的友爱，或者象他们所说的“生死与共”。十几岁的青少年的队伍是自发的——所有红色士兵都是无偿的志愿军。他们会被摧毁，但是新的军队又会起来。在延安的黄土上，虽然蔬菜和动物的生命只能勉强生存，但人类的生命却活下来了，因为出现了由饥寒和危险哺育出来的精神力量的觉醒。中国的青年在反抗着所有可怕的疾病和往昔的绝望。毛泽东的革命自始至终是一场青年运动，它的生命冲动总是包括妇女的。 　　毛泽东年老时被神化是有各种原因的。他把“新中国”人格化了，既有他的灵机，又有它的限制。他是一个复杂的人，有一个辩证的头脑。西方除了冒险去蒙蔽多于澄清以外，并不描写他和他的事业。在他的整个时代，他是最乐观的人，可他也是愤世嫉俗的人，对于愚人，即使他相信，也不是愉快的。他比中国任何一个象他那样年纪的人，对外来的影响都更为开放——可是他又能用漂亮的技巧和鉴别真实价值的本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毛泽东作为平民是高大的，作为中国是微小的。他提高了占中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地位。其余百分之二十的人惧怕他，但在最后承认了他的权威，也或多或少地在他活着的时候把他神化。同外国人相比，毛更象林肯，连他那高大的魁梧的身材，天然单纯性的伟大，也都相似。他有同样的填不满的求知欲望；七十年代他还在学习英语给人们作榜样。 　　对毛泽东用的词是大——各个方面都大。他总是建立政策和理论的广泛的大纲，而把细节留给行政人员。作为一个人，他从来不是琐细的，不是平庸的，也不是爱报复的，这在中国是革命性的。他是一个胜利者，他欣赏取得胜利的过程，他的成功大多由于赢得了别人的心。据迄今所知，他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仇人，这是高于法国和苏联的革命，向着文明行为前进了一大步。在1937年，当老布尔什维克们互相杀戮的时候，他允许给他的两个死敌以自由——他们继续破坏他，直到最终。一个是第三国际代表李德，另一个是张国焘。我在延安时，张在抗大教书；他被允许离开延安，跑到蒋介石的司令部去欢呼蒋是唯一的“真正领袖”。 　　中国人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的关键，是“革命能改变一切”。这不是唯心主义；毛指的是行动，不仅仅是思想。他是激进的，彻底的，象克伦维尔的拥护者。1971年毛把他自己说成是中国偏左，总是移向主流去引导国家这条航船。 　　毛主义是变革和革命的方法；是课题，而不是一组建设用的蓝图。它是一座桥，通过它，亚洲和非洲非工业化国家可以轻快地越过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抓住社会主义这个装器去发展，变得强大。在长沙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毛就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发展的有力武器和工具。他的方法是不坐等新的工具和机器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进行武装革命。他的武装起来的当地农民，保护着其他的农民，他们按照自觉的愿望去改造经济和社会，而不等待决定社会性质的经济条件从外而来。 　　象所有的社会主义形式一样，这种类型也在其内部包含局限和过去的痕迹。它并不考虑原子时代，或许也还不懂得降落下来的放射性物质可以毒化整个环境。 　　在中国漫长革命的三巨头政治中，如果毛泽东是头脑，朱德是心脏，那末周恩来就是执行的手。 　　关于周恩来的第一个新闻，是我在5月份到达延安时听到的。有人告诉我：“在你到达前的一星期，一辆载着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主要工作人员的卡车遭到枪击，10个红军当场被打死，七个受伤后死去。这是距延安只有15里的事。周和参谋长以及一个新闻记者同另外一个人奇迹般地逃脱——他们用奔跑来掩护。只有四人没受伤。”这就是一星期前我曾经希望搭乘未成的从西安到延安的卡车。 　　1936年6月，周曾骑马到城外迎接埃德，此后他们一直是好朋友。直到1937年6月，我还没有看见过周，因为他去了西安。从那以后，我们有过几次交谈。 　　1899年周恩来生于一个满清官吏家庭，他经历了两次革命和古老的宗族主义的转变。周和他的妻子邓颖超的婚姻，是这个国家现代婚姻的典范。1920年他在法国留学时，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人之一，访问过伦敦、德国和莫斯科。1924年，他在蒋介石手下任黄埔军校副校长，成为1925—1927年革命中青年干部的楷模。起义失败时，他逃到苏联，又回到江西。在那里他开始了长征，从这时起他和毛泽东在遵义联合，继续了很长时期。 　　1949年周恩来成为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据说，当他因劳累、工作过度，心脏病和癌症住院时，仍坚持工作。他的风度，象毛泽东一样，是极端中国式的—但又和毛相反。周是一位天生的外交家，终其一生对内对外都起着这样的作用。“周恩来主义”立基于联络，寻找共同立场，和结合的纽带。他从一开始就掌握住权力，好象坐在一个运动着的陀螺上，他总是在中间，从一边转到另一边。 　　当毛泽东愿意搅起人们心中的火山时，周恩来就象个工程师似的前来组织零部件，对细节给以最仔细的注意，在处理“中国的”形势时有超级才能。没有哪个古老的满洲官员能够以计胜周。毛是个政治家，周也是，但他还是一个天生的善于同人民相处的政治家。周是协调合作中的主人，是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的首要联络人。 　　总听说周恩来生活美满，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遭受过那末多次未遂的谋害。在六十年代，成千上万的极左分子红卫兵包围了他的办公室，索取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档案，周说服了他们，他们离去了。1967年，周发现一群红卫兵暴徒正在袭击英国代办处，他到了那里，愤怒地命令他们“回家去，哪儿也别去。” 　　周恩来不象毛，没有平民模样。他代表着中国人叫做学生的人，是知识界的保护人。他的事业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他那时在天津的南开中学；他比朱—毛那一对较为商埠型，更富光泽，更熟悉世故。他实际上是一位中国人称之为“军事学者”的人。 　　在周恩来任总理的活跃时期，东西方能够缓和是不使人惊讶的。周是伟大的，自由的，温和的，高度文明的，有魅力的，开朗的，坦率的。 　　(我在1972年到中国旅行时，没有请求会见毛泽东或周恩来，毫无疑问我应该这样做。后来告诉我毛愿意见到我。人们不能随便地会见毛泽东，我怕他会拒绝。我离开北京后，有两个专门送急件的人带来两位领导人给我的信，邀请我做一次回访。周恩来说他很抱歉没有会见我，同时他请他的妻子照管我的访问，他说我愿意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我可以到中国的任何地方去。他的妻子邓颖超和朱德的妻子康克清一起，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并为我举行了一次晚宴。)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