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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四月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我本想在延安停留一个月左右，可是在6月份，我从在北京的丈夫那里听到他正在安排几个美国人来访问延安，他希望在我回去的时候他们能保护我。他知道我对随身携带胶卷和笔记本多么发愁。6月22日，欧文·拉铁摩尔、比森、菲利浦以及艾格尼丝·贾菲一行乘一辆由埃菲·希尔驾驶的汽车来到了。埃菲·希尔曾帮助我从西安逃出来，现在已经恢复了健康。他们只住了一天，23日就走了。 　　但是我不能和他们一块儿回去。他们是托词到一座名山去旅游才通过西安封锁线的，如果回去的时候突然多了我，就会在西安遭遇真正的麻烦。更糟的是，他们算了算，埃菲的小车子已经过份拥挤了。我只得托他们把我的一些胶卷和宝贵的笔记本带给埃德——我是怕如果我自己把它们带回去，会被西安的警方没收——而我自己则被放逐。 　　我打算搭最先来的红军卡车去西安，但一辆都没来。连续几星期的暴雨，把这两个城市之间的道路和桥梁都冲垮了，一直绵延到秋天，把我搁浅在延安直到9月。 　　仍然有许多可看的和可作的，还要和许多人谈话。夏天，我有许多约会，询问了几千个问题。我会见了65个人，或长或短的同各样的人交谈。除了那位在西安传播福音的朋友张文平外，没有人来影响我。正相反，没有人干扰我，可他们也不过分热心帮助我，整整四个月我是独自一人。中国人想，有别的外国人照看我——但他们太忙于自己的问题了，不能多关注我和我的问题。 　　为了安全，要求史沫特莱和我在走出院子的时候穿上军装。我喜欢什么时候都穿长裤。这是真正的解放。那时候，在中国的外国妇女几乎从来不穿长裤，除非到户外旅行才穿长裤。延安是百分之百地长裤化了。这对新来的学生是件大事，他们不论是男是女总是穿长袍的。在中国，长袍是学生和贵族的标志，而工人阶级，乡下人和普通人，不管男女总穿肥大的裤子。革命的人民接受了孙中山在二十年代发明的中山装，共产党的男人和妇女直到今天还在穿——而他们的裤子比中国过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紧瘦得多了。 　　在共产党人里面，除了女人们通常把头发留得长一些以外，你很难区分男女。延安土著们张着嘴站在那里望着这些外来的人们。所有本地的女人都裹脚，并且还在给一些女孩子裹脚。当地农民仍时常留着辫子，他们的草鞋上扎着绒球。 　　虽然我愿意全盘适应环境，但我不是延安的最佳访问者。我不肯放弃口红，虽然试着让人看不出来。我生病时，没有口红就感到病得更重。化妆品是禁忌的。在周围几百平方英里之内，另一个使用口红的女人，是最近由北京来的一位漂亮的、有才华的女演员吴光纬(译音)她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翻译。(艾格尼丝一生中从来没有用过化妆品——她还是早期妇女争选举权时代的样子。)  　　不论男女，不正派都是禁忌的，现在依然是这样。一个女人如果打扮得动人就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在这个清教徒式的，斯巴达式的军队里，必须避免罗曼蒂克的纠缠，要为革命牺牲一切。 　　共产党人的主要特征是各方面都是清教徒主义的，在新中国也还是这样。外来的访问者会有一种感觉，他们到了童子军或青年会的营房了。(新中国依然进行着这种规范的教育，特别是对小学生，虽然除了毛主义以外没有其他宗教)。男女可以在同一集体旅行，但身体完全没有接触，甚至彼此传递东西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通常是隔离开的。这就是为什么游击革命成为可能，为什么妇女可以参加，可以和红军一同行军不发生一点问题的道理。纪律不仅在军队里，也在政工人员百分之百地遵行着。 　　起初，对强奸的惩罚是死刑，但朱德对我说，这个问题是全然不存在的。极端的清教徒式的节制和严格的道德是赢得群众的一个纲领。共产党人强有力地维护妇女地位的提高，这是他们胜利的关键。这意味着不仅在反对强奸方面——或任何种类的不尊重——在家庭和工作中也都有对妇女的特殊保护，以前她们在家庭中曾经是动产。一个新的核心婚姻正在建立，而清教徒主义则是它的唯一有效的骨架。 　　在延安，清教徒主义、坚韧和斯巴达主义的哲学是绝对的。只有很少一点香烟，这是由毛泽东自己和他最好的女朋友蔡畅女士开始的。(蔡畅从1927年就是女共产党员的领袖)现在，在中国香烟到处盛行——一个巨大的浪费，正象种植烟草毁坏土地一样。有这么多抽烟的人是模仿毛泽东的，他活过了80岁。但是在别的事情上，毛是一位强壮的体育锻练爱好者，朱德和所有的男性领袖也一样。毛的口号一直是“俭朴的生活，艰苦的工作，”不浪费，香烟除外。 　　自然，延安的红军没有酒，连茶也没有，他们喝开水。他们都是志愿人员，没有工资，他们从尽可能多地献身中取得功绩。他们对这样做的每一分钟都欣赏，还有集体竞赛和评比。 　　他们对制服无限骄傲，尤其是裹上了绑腿。男人们缝洗，没有熨斗来对付皱折。每个人都梦想着在口袋上戴一支钢笔，即使不能用的也好，总想得到一支。 　　战士们喜欢每件东西都是“摩登”的。在运动和操练时，许多人都穿上带有红条或其它图样的白色运动短裤。一个更是无所不在的图样是一个胖胖的小动物，对全世界来说看起来都象中年的米老鼠，我问一个士兵这代表什么。 　　他说，“它是米老鼠。” 　　我的笔记本的一个地方记录着：“苍蝇密密麻麻。我的翻译着了凉又闹沙眼，虽很虚弱但还好。他没有地方住，所以在这里吃饭，只在戏剧学校有一个简陋的小床。 　　我的翻译担任这个工作也不容易。当我用我最好的北京话开始和一个警卫员友好地谈话时，发窘的警卫员让我的翻译告诉我他不懂英语。虽然我告诉他我在北京同一个英文字都不懂的北京男佣人谈话一点也不难，我想我一直没能使他承认这是一种中国话，是那个夏天我们试着共用的语言，而不是英语。 　　语言对于红军是个真正的挑战，战士们来自全中国，讲许多不同的方言，有些人完全不懂来自别省的伙伴的话。(这是在那个广大国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上海的中国妇女俱乐部曾经不得不决定英语为会员的一种共同语言)经常在脑子里进行翻译，明显地使红军战士们的语言能力变敏锐，固然他们还是各自讲各自的方言，却能互相理解了。这个夏天，我的中国话也肯定长进了，已能听懂不少话，可是还需旁人把我想说的翻译出来。 　　除了一位翻译之外，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我每人都经常有一个武装警卫员，象所有重要的共产党人一样。我的警卫员是邓明远(译音)，他经过一段困难时间才听懂我的中国话。他18岁，看起来还要年轻些，有着玫瑰色的脸蛋和细嫩的皮肤，还没有他携带的毛瑟枪高。他当红军已经四年，因为是“知识分子”，成了住在我们院里的六个警卫员中的宠儿。 　　这一小队人的指挥员是赵兴村(译音)，他象个壮实的剑客。一次我过河去采访，一阵大雨过后有危险要涨水，船夫不肯送我回到对岸。河水上涨很快，看起来我要困在这里一个星期了。波瑟斯从一位军官那里牵来一匹白马——他刚刚在水里扯住马尾巴把马赶过河来的。我的剑客强迫这匹受惊的马再渡过河去，把我扔在马鞍上。他第三次下水，把我湿淋淋地、但平安地放在远处的河岸上。从那以后，他就成了我的英雄。 　　在红军中一个新的受欢迎的活动是唱歌。每个人都利用最少的机会以最大的肺活量唱歌。“的克西”在延安是受欢迎的，用的是新的中国歌词。特别是在晚饭之前，美丽的落日余晖中，整个山谷都荡漾着歌声。在我院墙的那边，一群基督教徒在唱礼拜日的圣歌，也许就是传教士们把欧洲式的群唱首次引入中国。 　　在各种事物中，中国人最喜欢剧院，现在仍如此。从一开始，戏剧对共产主义革命就是主要的，不仅是为了宣传，也是用娱乐赢得群众的一个方法。当共产党人到一个新的乡村时，首先是拿出戏剧，然后作大报告来集合转变了信仰的人。连少年儿童也是天生的演员，不害羞，不害怕舞台。好象所有的中国人也都喜欢作公开报告，一点不窘迫，这些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娱乐：讲演、会议，歌唱和剧院。 　　这就是我措置不当的地方。我断然拒绝了在公众之前唱歌或跳舞，也不肯作一次讲演，虽然人们期望来访者，尤其是外国人，都作一次或更多次的表演。艾格尼丝乐于表演。我是在把自己弄成这样一个纯粹的白痴的想法上僵化了。我没有唱歌的嗓子，从高中起就拒绝做公开讲演，那时我讲的太多了。 　　是朱德将军第一次带我到延安剧院去的。他介绍了我，我站起来鞠躬，不肯走到舞台上去。我就是办不到。全体观众开始鼓掌，要求来一次讲演或唱个歌，或跳个舞。朱德最后承认我确实是被吓着了，并且宣布“斯诺夫人嗓子痛，她说不管怎样，她在任何地方都不唱歌也不讲演。”这就使我在延安没有受到很多人的欢迎。(毛泽东也没能使我作一次讲演或是唱歌。) 　　我一生中向来也没想当演员——虽然我总想写剧本——而没有比公开上台更使我害怕的事了，我很少这样做。我也不喜欢争吵，不喜欢政治人物之间的内部斗争，我欣赏各种形式的私下讨论。 　　很奇怪，我发现延安的妇女们赞同我在公开场合的朴实和羞涩。她们立刻变得亲切起来，我很快和她们中的大多数交了朋友。在那个夏天，博古的妻子刘群仙和朱德的具有男子气概的妻子康克清特别和我友好。刘群仙在长征中是独立纵队30个妇女的负责人。她隔了一些时间才认可我，首先她必须知道我对妇女地位是怎么想的。妇女们很好地组织起来捍卫她们的观点。只有丁玲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敢于不同意她们，特别是关于不受约束的性爱同婚姻的争论，她们受到了排斥。 　　在各种现象中，最重要的是在前线部队及其政治领袖中的真实的，难以置信的团体精神。比较起来，“后方”被认为是枯躁的，充满政治手腕，阴谋和背后诽谤的。埃文斯·卡尔森后来告诉我，他对这种差别感到惊讶。在前线，朱德和他的官兵接待他的方法，使他把余下的生命用于在美国和海军陆战队中宣传和推行这种士气。“工合”精神是革命的跃进，是由为了一个目的面对自我牺牲的纯洁心灵所组成。后来奇中之奇，在我离开延安去西安，和红军战士一起的10天旅途中，我自己也成了团体精神的一部分。虽然我每天晚上都疲劳得爬不上行军床，可是每天都忘记了我病到了什么程度。 　　这是一种崇高类型的、强烈的精神力量——如果出现在古代，没有变化的中国就难以理解了。如果说中国人都是相象的，象一群蜜蜂，并不能解释我怎么也获得了奥秘，正如我的丈夫、埃文斯·卡尔森、路易·艾黎和其他访问者那样。 　　丁玲也感觉到了这个奥秘，给我解释说：“红军是新型的，在中国别处都找不到。他们除了革命，不知道任何事情。他们都很年轻，我到这里时就开始感到和他们一样年轻。在我到这儿以前，我睡不着觉，但现在睡得很香并且长胖了。简单的生活就是好。”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