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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十日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1937年8月的头一个星期里，日本侵占了北京和天津，8月13日上海开始打仗。8月16日美国公使馆下令撤退在中国的美国妇女和儿童。铁路遭到轰炸被切断了，港口关闭。延安对大事是知道的，但对一个人怎样才能旅行这些细节，却如在雾中。我感到进退两难，而且病了。我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到西安去，弄清准确的事实。但是雨还在下个不停。 　　作为变通的办法，我打算在西安前线当一名业余战地记者，我以此事请教毛泽东。我告诉他我曾观察过1932年淞沪之战，他也听到过我从西安逃出的事。尽管如此，他还是用充满疑虑的眼光看着我。我来的时候体重只有108磅，现在看上去老了10年，轻了10磅多。 　　毛做了决定，“我给你写一封证明信给在前线的邓小平，”当他一面亲笔写信时，一面甩掉遮住眼睛的厚厚的黑发。 　　(我到达前线的时候，邓和他的部队已经向前推进了。但是到1979年，邓小平副总理在华盛顿受到“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接待，成为官方贵宾的时候，我终于在42年以后，把毛的信交给他了。) 　　毛接下去说，“肖劲光将照管这里的事情。我们欢迎斯诺先生在任何时间再次来访问。” 　　肖是一个魁梧的，肌肉发达的军官，苹果红的脸颊，指挥着后方警备区。(七十年代他仍在北京的领导层中)肖说，他要把能找到的最好的警卫员派来照顾我，还有一匹小马给我骑，两头骡子驮行李。他说：“你可以和第一个可能出发的小分队一起走，自然，这个小组需要一个武装的向导。”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看我来了。她的背部实际上并没有好转，谁都不知道伤势如何。X光似乎是不可少的。毛泽东断然命令她离开延安，到大城市去治疗。她已经把几样小财宝交给我，告诉我如何处理，又把她的丝袜子留给了我。(我仍保存着) 　　史沫特莱小姐感觉私人财产是会被没收的。 　　“你需要那个衣箱吗?”她问我。“给我吧”。 　　然后她就当场把箱子作为礼物庄严地送给了她的警卫员。我的警卫员在震惊地责怪中看着。后来他抱怨我：“你为什么不给我?” 　　艾格尼丝下一步又问：“你有多少钱?” 　　我说：“很少了，可能只有100元左右，作我的全部旅行费用。” 　　“给我吧!”她命令着，“你在这里可以借到一些，而我却不能。”她最好的朋友朱德和丁玲女士已经在8月跟部队到前线去了。 　　我把我的100元递过去，感到象是走向断头台的肥胖的布尔乔亚因为富有而犯罪。 　　我可以从谁那里借钱呢?我决定，最能理解人的是周恩来。在红色都城里现款是难得的，我只借到了必需的最少数量。 　　虽然延安与外面世界的通讯很少，埃德还是在9月6日设法从天津给我发来了无线电报：“你仍可经青岛回来，但要立即动身，否则今年就不能返回”。真是大大的好运气，雨停了，一支等待天晴出发去西安的红军部队，安排我们7日早晨出发。 　　我接受了李德正式的告别拜会，整个夏天他几乎没对我说一句礼貌的话。他递给我他在1933年带到红区又携带着经过长征的一面德国小黑镜子。他还送给我一把匕首，它和它的主人一齐被俘，它的主人是在南方捉获的最高级的国民党军官。把它送给李德是他的荣誉。 　　李德颤抖的声音充满了感情：“这些是我仅有的财产了，希望你能理解我在这里的处境有多困难。希望你保存它们作为纪念。” 　　我被这个预料不到的敏感的表白征服了，我说：“我自然懂得”。我告诉他，他帮助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圣徒，而没有能教给我马克思主义。我感觉到李德有些知道，他同他所服务的第三国际，在中国是失败了。他正在把火炬传给美国。(1972年，我把那把匕首送给周恩来，请他转给北京的军事博物馆。) 　　马海德大夫也来向我道别。他给了我一本古老的西藏文的书，在长征中由于缺乏纸张，在它上面写了共产党的宣传文字。在告别的，他神秘地说：“我比你想的更喜欢你。” 　　我答道：“希望如此。” 　　正象肖劲光答应的那样，安全和情报部门派来了他们获奖的警卫员接替邓明远，他因肺结核发展得严重，被送进疗养院。我没有想到他的粉红色脸颊是一种征兆——也没有发现整个夏天他总是对着我的茶杯咳嗽。 　　我的新警卫员叫郭森华(译音)。他不但是从江西来的长征中的英雄，而且是个中士排长，有天然的权威和指挥能力。郭森华第一次到我院子来的时候，他用不加掩饰的惊讶看着我。他可能愿意试试我的手臂，看有没有点肌肉。23岁的郭森华，甚至与肖劲光参谋长对抗。他要了一支新毛瑟枪，严格检查了马匹和骡子，看看我们得到的是否是最好的东西。(安全和情报部门挑选这种人加以训练，成为高级官员。我很想知道郭森华后来的遭遇。) 　　从延安到西安使人疲劳到极点的12天250英里的旅途，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经验，郭森华的作用是不小的。我把每件事情都留给他去安排——甚至包括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9月7日黎明，我病得要死，起不了床，但是我必须踏上旅途。这是等待了很久后的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大多数的桥梁都断了，我们必须涉水过河。我的马显然是发现了我的软弱，在第一次过到河中间时，把我从背上掀了下来，掉头奔向延安它的马厩去，还带跑了一头骡子。到郭森华把这些畜牲和两个马夹都控制住的时候，别的旅伴已远远地走到我们前面去了。六个战士不得不折回来保护掉队的一群，郭森华大丢面子——但我注意到这并无损于他结实的男性自我意识。 　　除了武装卫队和马夫外，我们这个队伍大约由30人组成，至少有三个是红军领袖——朱德、肖克、博古的妻子。肖克的妻子带着孩子。朱德的妻子决定到前线去，虽然妇女是不允许到那里去的。在我们小队里的几名军官也是往前线去的。我们每天走20英里以上，努力要在部队出发打仗以前赶上他们。 　　马夫和牲畜是陕北本地的，不愿意听命于来自江西的南方人的命令，尤其是听不懂他们的方言时——自然，也不愿去听。这样，在旅途中，我成了南方红军战士与本地志愿人员和农民之间的翻译。在路上我把我纯粹的海淀中国话教给郭森华，我们用一两打基本词汇长时间地交谈着——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词汇。 　　过了旅程中第一个可怕的日子之后，开始了某种恢复。当人体达到重压和消耗的最高点时，时常要经过第二次上发条。这时，人的身体就分泌出肾上腺素、可的松及各种能拯救生命的物质，在真正紧急的时刻保存自己。我决定要欣赏这次旅行——我的确发现它是令人高兴而顾不了筋疲力竭。 　　我们顽强地通过泥沼地，一天走路或骑马20英里以上。每天天亮之前就空腹出发，在大约七点钟停下来在一个村庄吃第一顿饭，当我们在另一个城镇停下来过夜时，再吃第二顿(也是最后一顿饭)。我的警卫员只吃小米，但给我做了个鸡蛋羹，每晚都煮南瓜。有时我们能够从乡下人手里买到干玉米和几个硬梨。 　　所有我们的食物，和红军每个人的食物一样，都是花钱买的。不用帐篷；战士们总是住在荒废的房子里，或本地人家里。他们使用人家的炉灶哪怕两分钟也要付钱，总是把他们住过的地方打扫得和原来一样整齐干净——甚至更干净些。不管他们由于小米饭不够吃而饿得怎样，没有一个人在经过果园或菜园时会梦想着去白拿。这种对私人财富的几乎无法使人置信的尊重，特别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令人惊异的，它是取得和保持普遍支持的一个重大因素；连商人和地主都欢迎过路的红军。 　　在耀县，我们下榻在一个马厩里，周围是可以想象得出的各种昆虫。我想我是得了虱子传染的鼠疫或斑疹伤寒。我的体温直线上升，房子围着我旋转。我相信我要死了。幸运的是，正在那里的军队中的马海德大夫使我安下心来。很明显，我从马夫那里借来的几支香烟是掺上了鸦片的，这是日本人有效地扩大在华北人口中的销售量采用的一种方法——或许这同时也减少了对入侵者的抵抗。 　　在三原，我们得知刘伯承的军队正从云阳的司令部开始夜行军奔向山西前线。我不愿错过同这位有名的司令员的会晤，我还带有毛泽东给邓小平的信。于是，天亮以前，博古的妻子刘群仙和我，坐了雇来的洋车前往云阳，只带了两名警卫员。四小时后我们到达司令部的时候，引起那里很大愤怒和震惊。我们轻松愉快地越过了一个危险的土匪无人区，博古的妻子已经值一笔昂贵的赎金，更不用说埃德加·斯诺的妻子了。我们只差一两个钟头错过了刘和邓；八路军的最后一个分遣队，当晚已经开拔了。 　　我们在云阳过了夜，第二天早晨由一个武装向导送回了三原。一辆有另一个武装向导的卡车，将从三原送我们到西安，带着一个特别通行证使我通过了五个月前我非法越过的那些城门。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