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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重聚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我对重返西安的主要焦虑是我的笔记本和照片会在旅途中或任何别的地方被没收。为了携带它们，我做了一个带口袋的救生带，在旅途中看起来有危险时，我就把它围在外衣里面的腰间。 　　一旦离开共产党的区域，很重要的是不要穿我们在夏天为了安全而穿的红军制服。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我们10天的旅行中，大部分时间穿一条松散的黑色长裤和一件外国式的白色短上衣和甲克。但是，在我们离开三原的那天早上，她穿戴上全副军队装束，包括皮带和军帽，作一个戏剧性的入城式。我们的卫队长发火了，命令她改回民间打扮，但她并不从命，艾格尼丝是个天生的演员——她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扮一次入城式。 　　在9月18日——我的签证失效的日子，我们乘官方的八路军卡车进入西安。我们直接到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我第一次会见了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还有别的人。刚刚一两天前，她请我和她共用她的小房间时，告诉我，埃德曾帮助她逃出北京。(后来我在1972年和1978年访问中国时，她和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在北京的正式宴会上招待我，距离我们1937年共享的狭窄小屋和粗鄙的饮食相当远了。) 　　第二天早晨，9月19日，我去了宾馆。我在西安的签证前一天就过了期，我是非法留在城里的。幸运的是西安也变了，统一战线起作用了——只是起一点作用。在西安宾馆，周先生见到我很高兴。他为我打电话给欧阳队长，请他帮助把我送出城去。这回，欧阳队长没来看我，虽然这一度是他的主要任务。当日本飞机进行距飞机场20英里以内时，有三个密探的确来了，作我的“保护人，”正好和我以及艾格尼丝度过了三个小时。很明显，我前次逃走的故事已在西安传开了；他们对我的态度还是有点暗中佩服的。 　　我的警卫员感到不安和焦急。我让周先生知道郭是长征中的英雄，三个密探也以职业的兴趣观察他。他穿着一身过小的学生制服，一点不象个学生。他有共产党员通常有的那种未来属于他的信念，他值100个敌军士兵——这是红军官方估计的恰当的战斗比例。 　　在那未起作用的空袭的恐慌之后，我订下了宾馆中我的老房间，并指给郭看我在4月份跳出去的窗子。 　　“而这就是美国帝国主义，”我骄傲地声明，指给他看带着白瓷设备，漂亮的现代化水管装置。他琢磨着那奇怪的水笼头。“我们发明了所有这些科学奇迹。我们每天洗澡。” 　　郭对这点好象并不相信。10天来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夜间脱掉过这么多的衣服，尽管我们也刷牙，有时候也用热毛巾擦脸。在华北，水是宝贵的。洗澡是海棉式的，军队用同一个脸盆准备饭菜。 　　继续向郭介绍西方文明的奇迹，我领他(和三个密探)去看他首次看的电影，郭被迷住了，说不出话来。这个关于绥远的电影，是“新闻纪录片”摄影师王拍的，他是埃德在上海的老朋友，1932年给我拍了部新闻纪录片。 　　我的问题是怎样才能离开西安。当我知道了去海滨青岛的火车还在运行时，我就放弃了作一个战地记者的计划，而抓住这个能逃出去的希望。因为火车经常会受到轰炸，我需要从陕西省长那里获得乘军车的特别护照。 　　八路军为此作了安排，在1937年9月21日我30岁生日那天，周先生和郭森华送我到了火车站。两名从4月份以来的老“警卫员”和三名新警卫员在一起——他们必须报告我确实已搭乘了这班火车。 　　周先生预言：“有朝一日西安宾馆会被看作罗曼蒂克冒险的中心，你是我喜欢的故事。”(1983年周从澳大利亚写信给我，请我帮忙把他住在北京的外甥女送进一家美国大学。现在已是周家的习惯了，讲述他怎样把我介绍给肯普顿·菲奇的故事，这是那时候我唯一可能到延安的路子——周先生很意识到这点) 　　郭森华站在火车阶梯最后一蹬，头向下看沉默着。他用力地咽唾沫。他掉转他的头，不让密探们察觉他的眼泪流下了他那诚实的、晒黑了的脸。 　　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长城似乎很远很远。这里是一个可理解的中国人在流泪，就象和最亲近的亲戚在告别。这是基层的中美友谊。我永远不会做任何事来破坏这个特殊关系。这个关系是由很少几根脆弱的线织成的，处在有无情的剑刺向国际谅解和人类自然相互理解的世界之中。 　　当特别快车鸣放汽笛发出开车的长而又长的信号时，是十一点钟了。当我站在火车阶梯上挥手时，本来一直把背向着我的一小撮密探，转过身来看着。他们都脸红了。鞠躬着，局促不安地笑着。 　　但他们还是没有放过我。…… 　　大约七个小时以后，在黄昏开始的时候，军车停在潼关，旅行者都知道这是整个中国最不祥的城市。这是蒋介石对整个西北的军事和战略司令部。在那里，半英里宽的黄河向南流去，转个弯再向东，靠近转弯处有两条河流进来：洛河和从西安附近来的我所熟悉的渭河。这个城市立在高出黄河约八英尺的峭壁上。它从远古时起就是由城墙起来的堡垒。 　　在那里，中国人被搜查，时常有人失踪，不仅是那些被疑为共产党的人，也有其他的人。我知道在4月份曾经有过命令，如果我到潼关企图绕路进入红区就逮捕我。而现在，象最可怕的梦魔变成真的了，四个武装宪兵和警察冲进我的包厢，夺去我的行李，在我的抗争中把我推下了火车，我还没有象这样害怕过。 　　我可怜地问着“为什么?为什么?”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或者不愿意告诉我。他们能说的只是曾接到从西安打来的一个电话。 　　敢于碰我和我的行李，最不是中国式的行为，就更加倍可怕，他们甚至拒绝看省长发的特别护照。潼关是盖世太保法西斯的保安司令部。我在外衣下面穿着装有笔记本和照片的救生带。假如他们强迫我提供关于红军的情报呢?我会简单地在潼关失踪而不归罪任何人吗? 　　一个武装警卫带我乘一辆洋车，用了半个小时穿过黑暗、荒凉街道的迷宫。潼关在戒严，我们被拦住四次，并且检查了我的护照。 　　我们最后到达的不是什么秘密盖世太保的外围据点，却是中国旅行社的宾馆。经理叫通了西安的电话并把话机交给我。我耳朵里的声音是杂乱的，但，哦，非常欢迎：“吉姆和我到西安来找你，我们刚刚延误了四小时。乘下班火车到这儿来吧!我已经有好多个星期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了，你好吗?” 　　我费力地克制我的心脏不从喉咙里跳出来，使它回到原来的地方，以便我能说话：“我简直都呆住了，是的，我要乘下班火车。”我从恐惧中解脱出来，这是我能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穿过黑暗的迷宫回到火车站乘第一班车去西安，我的武装警队不再显得凶恶了。 　　在火车站月台上，几名中国人聚拢来围着我。在潼关，外国人很少很少受阻，但在整个中国，美国人经常受到热心温暖的欢迎。这次却不同了。一个人威胁地挥舞着报纸说：“这上边说罗斯福总统拒绝援助中国。”在这之前，我从来也没有感到中国有一点反美主义。 　　火车在早晨两点钟到达西安，埃德和吉姆·伯特伦同一个警察卫士在等着带我去宾馆，他们住在那里。 　　埃德称赞我的情况：“你看起来不太象吞下猫的金丝雀。” 　　吉姆帮腔：“你看起来象一个穿蓝色中国学生长袍的传教士，相当入画。” 　　“你的两本书怎样了?”我想知道。 　　“都写完了，安全地在出版者那里，”埃德报告说，“我把最后一章寄出去后，就赶快来这里寻找你。” 　　我对吉姆说：“自然你要到延安去了。你将是在共产党区域里的第一个英国公民。” 　　在宾馆，周先生带着最好的基督教青年会式的微笑等待着我。他说：“我还安排你在那个老房间里——现在它是我喜爱的房间了，”他说，为这个戏剧性的局面震惊。给我们要了些青岛啤酒。 　　埃德果断地说：“这就需要一些李德的白兰地了。”吉姆从他的行李里取出一个瓶子，埃德说：“你到了延安的时候，可以告诉他，我给他买了一瓶。” 　　周先生赶忙去拿来一些喝水用的玻璃杯。 　　埃德提议祝酒，他说：“为了金丝雀们和传教士们干杯。” 　　但是吉姆皱了眉：“为什么我们不说些叙事诗，说些可以引起纪念的事呢?” 　　我说：“为西安干杯，为周先生干杯，是他把我介绍给肯普顿·菲奇，又介绍给埃菲·希尔的，没有他们我永远也到不了延安。也为西安宾馆干杯，在这儿我们三个人一块儿炮制出这么多的不法计划。” 　　当我们喝着李德的白兰地的时候，我答应周先生，在某个时候我要写一个关于他和西安宾馆的喜剧。我告诉他：“你可以把它译成中文。” 　　吉姆在他的第二本书里写道：“第二天在火车站送走了斯诺夫妇，特殊警察得到了无限解放，他们还在跟踪着我们的每个行动。佩格⑧的警卫……被这第二次分别深深感动。”⑨ 　　第二天当我们出现在宾馆的大厅的时候，郭森华正等着我们，他的脸放着期待的光。他握住埃德的手，请求他到红军前线去对“真正的战争”作报道，并要求立刻得到埃德的警卫员的职务。 　　埃德解释说，《伦敦每日先驱报》要他立刻到上海去，那里正在进行着抗日的主要战斗。 　　郭森华列举他的理由说，“毛主席要失望的。”“埃德为什么想不到西北将要打一场大仗呢?”我们将取得第一个胜利。我的师向来没有打过败仗——不，没有一次——并且永远不会，不会被任何人打败。”他想出了另一个理由：“斯诺夫人还有毛泽东的特别通行证——是他亲笔写的。” 　　两天以后9月24日，郭森华任过中士的第一师，著名的常胜第一师，在陈赓的领导下，创造了中国抗日的首次胜利，——平型关大捷，全中国都震惊了——郭森华们一点也不，他们早就等待着了。 　　郭森华毫不迟疑地命令埃德加·斯诺到红军前线去，他现在知道最好的路途。郭森华概要地阐述了后来在六十年代著名的“延安精神”，那时候毛泽东想用它重新掌握军队和群众。郭中士对“革命能改变一切”向来没有怀疑过。对他的第一师是不可战胜的也没有怀疑过。更伟大的是他对西方人士以及他们的科学进展具有开放的天然友谊，埃德和吉姆立即看出在这个严肃的青年人身上埋藏着一种特殊的东方和西方的亲密关系，正象艾格尼丝从他身上看到了青年的朱德一样。 　　艾格尼丝背部的X光检查说明已无重伤了，她打算现在就到红军前线去。我们向她告别，向吉姆告别，也向在西安所有别的朋友告别，在9月23日乘十一点的火车到滨海的青岛去。在车站，我的警卫员紧握埃德的手，足以发动一个新的、完整的中美谅解——这本是郭企图与另外一个斯诺建立起来的关系，他希望我们都回来。 　　我的丈夫(他在书里提到我时通常用我的笔名，这是他想出来的，来自希腊文尼姆(Nym)，意思是“名字”，也从威尔士文来的，因为我是部分威尔士人)在他的第四本书《为亚洲而战》中写到我们的西安重逢和火车旅途： 　　…我到西安，也许是有个偶然的时间的安排吧。在徐州我们下去换乘另外一列火车……徐州遭到严重的轰炸；有85架日本飞机在陇海和津浦铁路上的各个城市轰炸。我向别人打听我们乘过的离城不远被炸毁的火车，有许多旅客炸死了。假如我不把她从潼关叫回西安，尼姆刚好坐在那一列车上。⑩ 　　在青岛，我们到一个海滨旅馆休息一两天，吃点好东西，还去游泳。照我的记忆，我们是旅馆里仅有的客人，但是没有德国人从他们长期统治的地区出去。 　　由于神经质和紧张，我的声音还是嘶哑的。埃德因为在北京碰上战争和写《红星照耀中国》都需要一个假期。我们乘马车，在吉米店吃圣代(11)，欣赏这座城市的美景——但谁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会来这里袭击? 　　埃德继续去上海采访战事。我在10月12日登上“岳州”号去天津，象每个沿海船只一样挤满了难民——有些发家的中国人乘船来来往往，好象把船当成了旅馆。 　　我的旧日记写着：“10月23日，烟台。在威海卫七艘美国驱逐舰和一架日本飞机。海岸外有六艘巡洋舰。不会让中国的船只开出去。” 　　在天津，我用了些时间去参观这个城市。在7月29日，日本人轰炸并摧毁了南开大学。 　　在天津我必须两次通过日本检查关口，在北京还得有一次，他们在8月11日占领了北京。对所有的中国人都进行仔细而粗野的搜查。但那时候日本人不敢碰任何美国人，因为怕把我们卷入战争。我还总是为外衣里装有笔记本和照片的救生带着急。最使我焦虑的是我在《阿里朗之歌》中所写的那个朝鲜人的笔记。日本人如果怀疑，可以从我这里获得这么有价值的情报，无疑是会没收这些笔记的。 　　我想念北京了，这个没有勇气也没有恐惧的古城。10月17日，悲哀地鸣着汽笛的火车经过永定门的外城城墙。然后，天坛进入视线，鞑靼城墙上我的老朋友箭楼，以及前门，这是埃德和我拍下学生抵抗警察照片的主要城门。 　　日本现在占据着这个死寂的城市，经常出没着被遗忘的光荣的鬼魂。但是仅仅12年后，毛泽东就要站在天安门上说：“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我并不惊讶。 　　① 双日—多兰书店，纽约，1939；达·卡波出版公司重印，纽约，1977；达·卡波出版公司纸皮版，1979。——作者注 　　② 亚瑟王传说中的园桌武士之一。——译者注 　　③ 第八至第十世纪间掠夺欧洲海岸的北欧海盗。——译者注 　　④ 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将领，政治家。——译者注 　　⑤ 应是1959年。——译者注 　　⑥ 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讽刺家。——译者注 　　⑦ 埃文斯·卡尔森，《中国的双星》(多德·米德公司，纽约，1940)。——译者注 　　⑧ 佩格是海伦的绰号。——译者注 　　⑨ 《不可征服的》，1939年由纽约约翰·戴公司出版，是关于红军和他的延安之行。他说的蓝长袍现在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里，还有我在延安穿的绳子打的鞋。——作者注 　　⑩ 埃德加·斯诺著《为亚洲而战》美国兰多姆出版公司1941年出版。——作者注 　　(11) 顶部加有水果、核果或果汁等的冰激凌。——译者注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