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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工业合作社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1937年1月22日我离开北京和天津。在一两天里，我站在“巴特费尔德和斯怀尔”号近海轮船的窗子旁边，象六年前我站在“林肯总统”号轮船的甲板上眺望繁忙而兴旺的黄浦码头一样。今天看到的是多么不同的景象啊! 　　沿黄浦江有几英里长的废墟。日本货船已经装上了为它本土岛屿抢来的机器和废铁。上海仍在燃烧着，中国人从8月13日到11月9日抵抗过。我正好赶上目击日本军队在南京路上庄严的，紧张的胜利游行，有个时期我曾在这条路上坐洋车到美国总领事馆去上班。现在在海军上将H·E·亚内尔的旗舰“奥格斯塔”号上没有茶舞会了。外国的亚洲舰队还留在黄浦江上，但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上海的整个中国地界。(不到四年日本就要在珍珠港事件中接管这些外国租界了)。没有抵抗。日本军队正向200英里以外的中国首都南京进军，在12月12日以无法置信的暴行占领了南京。 　　在海关码头等候我的是我的丈夫和J·B·鲍威尔。我不想把行李提货单交给埃德，但我不得不交给他。他可怕地吹着口哨：“你把几乎40箱的无用之物弄到这儿来了，谁来付这些运费和在帆船上的储存费?”他多么讨厌行李!他实际是只带一半所需要的东西去旅行，对出现的任何事情只有一半的准备。 　　“只是你和我的资料，一些书，——没有家具。” 　　鲍威尔和我在等候的时候，我问他中国人怎么可能没有任何机械去作战。 　　他说；“中国的工业有百分之七十在上海和无锡，其余的大部分在扬子江边上的武汉。” 　　我们三个人乘出租汽车穿过令人窒息的难民人群，他们衣衫褴褛，有不同的疾病。鲍威尔说：“大约有60万工人失业，在街上等死。”他在领导一些红十字会的工作，应接不暇。“想起为救济难民而设的煮汤的厨房，简直是可笑的。租界上总共至少有150万难民。” 　　埃德提到中国人几乎没有及时把机器迁到安全地点，他问鲍威尔，国民党领导人的近友，有没有办法促使政府在日本人把每块碎片都掠去之前，撤走一些? 　　“中国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是适时的回答。 　　在鲍威尔住的美国俱乐部里进餐时，他向我介绍了上海陷落的详情。当中国飞行员在附近错误地轰炸，死了几百人时，他正在俱乐部的房顶上观望，血流成河，血水流进了阴沟。 　　埃德在静安寺路上的麦德赫斯特路租了一套公寓。就在那里酝酿产生了一项计划：工业合作社。这是许多人经过多次长时间讨论形成的，我可以作为我对历史虽小却是长期的贡献来回忆它。 　　12月初的星期日，埃德带我到路易·艾黎住的地方和他一同吃午饭——有烤牛肉、核桃甜食。埃德曾在1929年报道西北可怕的灾荒时，在铁路上和他简短相会，而我却从未见过这个有力量的人。我立刻喜欢路易了。他有沙子颜色的头发，蓝色眼睛象远离大陆架的海水那么深。最主要的，是我很高兴看到一个外国人在东方这么多年，却是健康的，体格匀称的。他是1927年来的，那一年的大屠杀给他心理上留下永不磨灭的伤痕，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新西兰军队中可怕的经历一样。 　　路易可爱，羞涩、安静，受过良好的教养，虽然在闹灾荒时收养了两个中国孤儿，依然是孤独的。他的幽默感被禁锢了。他是上帝的愤怒儿，各种被压制了的义愤使他象火山般地有活力。 　　“我宁愿去站在一挺机关枪后面，”他用手指捻碎着核桃。 　　路易体现了英国文化中最好的东西——爱尔兰—英格兰诗的敏感，文娱活动，体育，热爱大自然和徒步旅行，最主要的是清教徒的伦理——不仅是工作上的，也是良心上的，以及同诚实的劳动人民的一致。他是一位天生的社会主义者，有着健康的本能和情感。他有童子军传统的全部优良品质，还有英国军人法典中的胆量和责任感。他尊敬每一个人。噢，不!当他碰上拒绝用自己的双手去工作的“知识分子”时，他有个盲点。他不能同他们相处，特别是那些靠“面子”生活的、脆弱的中国型知识分子。 　　路易最讨厌“面子”。他向来不打扮，即使是同蒋介石夫人谈话时也如此——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他的“工合”工作。(1949年以后，共产党人的确使他在正式招待会上穿起了长裤) 　　路易有领导的品质，但是他也谦恭，并不在乎接受命令，这是他在十几岁时从军队学来的。这是他的“社会主义”特征的一部分。1960年，他终于参加了新西兰共产党，同时变得有些中国化，使他适应了中国环境。他仍然住在中国——住在前意大利大使馆里。他在中国是一个全天旅行者，徒步或采用任何运输工具，到最遥远的地方去。 　　在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干事里，有一个追随路易的人，她的整体代表着西方的社会意识。1938年，艾达·普鲁伊特遇到路易的时候，她决定把余生贡献出来作他的女性礼拜五。路易是她或任何这类西方社会工作者遇到过的，她们理想中在中国的西方人应达到的。 　　在定期的星期日午餐上，路易和埃德起初把他们对各种事情的义愤集中在批评和谴责蒋介石上。他们非常恼怒，没有在被日本人拿到前把机器撤出去，以致为日本人所用，或是战略性地摧毁了中国的工业基础。他们要求大工业要运行。 　　我的观点却不同，除非能拿出更好的东西，我是不相信批评的。为什么花时间对中国的形势去批评蒋介石或其他人呢?路易在消耗本来可以放在生产上的可贵的能量。但是他能作什么呢?在可怕的，绝望的混乱之中，又有谁能有所作为呢?我们三个人应该想出一些实际事情来。路易是个天生的移山者——而我则是对路易这些人的建议者。有些事必须开始办了。 　　路易是公共租界的工厂视察员。一得到日本人的许可，他就带我乘他的公事车去看工业区的废墟。在1938年一次这样的视察之后，路易记录了我的话：“‘看这儿，路易，中国今天需要的是到处都有工业……一个工业运动。……我告诉你，路易，你说你喜欢中国，你应该放下现在的工作……你应该出来干些此时有用的事。中国人生就是要合作的。’她说了这些和更多的话。……‘让我们记下这些，把能作的事写出文字来……。’”① 　　在一次这样的视察之后，我为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写了第一篇关于工业合作社的文章，这是我们的组织最后的名称。文章的题目是《日本的吸血鬼政策》，这篇文章得到鲍威尔的关注。② 　　我心中萌芽的原始想法，是在一次晚宴后受到了英国领事约翰·亚历山大的启发。我惊讶地发现他热衷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合作社，使之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饭桌上我们没有讨论工业或中国问题。但是约翰所说的“合作社是任何一种社会的民主基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是别的什么主义。谁对合作社都没有争议，因为在它的基础上可以建立任何事情。”给了我一个新的观念。 　　这不正是中国需要的吗?后来在我温习这次讨论的种种情况时，提出了问题。为什么不把工业和合作社合并起来呢?一旦有了这个观点，我确认它是完全正确的，紧迫的；什么也不能动摇我的信心。但我无例可援，没有可用的语言；起初，埃德和路易都不愿接受这个含混的概念。我们认为它是新的，但是我们想象着这种合作社必然已在什么地方存在。 　　没有多久我们就在上海找到一本书，叙述了我心里想的东西。这是斯特里克兰写的，书名记不清了。1938年5月，我们把其中的一些部分印在我们的第一本小册子《中国工业合作社》里面： 　　“同伙会社……劳动者自己享有并管理工厂……通过雇用赚工资的工人的分配会社进行生产，是北欧更通常的方法，而秘密的同伙会社……并不是合作社。公开宣传对合作是重要的……”③ 　　埃德总是思想开放的，不惧怕原始的观念，而路易，不但谨慎，也已经委身于他所想的正统苏维埃变种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谁都不想被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这在当时是最受轻侮的名词。那时，在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同社会民主党人的冲突已大到使希特勒得以藉这个自杀性的分裂掌了权。 　　我们三个人都知道中国现有的合作社是多么腐败和无用：传教士们推动它们办起来，而有些则用于反对江西的共产党。但是我抓住了关键——生产者的合作社和其他的不一样。生产方式的变革是达到社会结构变革的马克思主义的钥匙，而不是分配或信用的变革。农村需要工业化革命——为什么不用合作社来促成呢? 　　那时候我们不清楚有一个更大的反对力量——现在是苏联和中国敌对的主要原因之一。小生产哺育资本主义，而不走向社会主义——这是苏维埃的理论。这可能是对的，但，没有旁的选择。那时候共产党人反对任何种类的集体生产，因为不成熟。他们只有国营工业和私营工业。除了模仿苏联，没有中国工业化的计划。我丈夫写信给毛泽东，问他是否允许在他的区域里办工业合作社，回答是可以。这是直到1949年红色区域里主要的工业生产方式。 　　毛泽东的想法曾被恰当地说成是“两条腿走路”，大工业和小工业都建设。但是苏联一直不承认中国的合作社，现在也不喜欢印度的五万个工业合作社，那里也推行大工业思想。 　　1982年纪念埃德加·斯诺逝世十周年的会上，路易·艾黎回忆说：“在我们看起来，1937年的大问题是如何在内地发展足够的经济实力，使抗战继续下去……埃德那时候的妻子佩格说，‘必须有一个搞生产的人民运动，唯一的方法是把人民组织起来管理自己，把他们的生产单位联合起来。工业合作社就是答案! ’埃德同意这个意见，又把可能性扩大了。回到家，我按照他们的意见修改了我作的计划。” 　　路易和他在上海的中国工程师朋友们绘制了技术计划。这个计划经过修改，直到它的蓝图适用于所有亚洲的农村和一切发展中的国家。(到1947年，印度、缅甸、日本和其他地方模仿了“工业合作”。尼赫鲁请求路易到印度去开展这项工作，但路易不肯离开中国) 　　路易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以全部精力和人格力量到农村去推动这项工作，尽管常受到反对方面的阻挠和破坏。创建工业合作社是一切没有工业化国家最惊人的成就。 　　1938年我首先借助的中国人是两位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干事张淑义和龚普生。她们找到在上海的唯一合作社专家卢广绵，他开办了第一个铁匠合作社。我的想法的背后是一种生产性的观念，就是所有中国的基督徒应当到基层去工作，以抵偿他们的教育和得到的外国援助。按同一象征，一个世纪以来传教士们对中国和他们本国的财政资助都有所亏欠，他们没有率先留下一个有生活力的自助计划。这些团体也帮助过。我未听到既使最反动的传教士反对过工业合作社，虽然他们也没有给予多少帮助。他们宁可把学生留在学校里，也不让他们到生产中去，以有助于那时候所说的“拯救中国”。 　　1938年4月3日，在上海锦江饭店的一次晚餐上成立了推动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笫一个委员会。梁士纯任主席，约翰·亚历山大任秘书。梁带来三位上海银行家的佼佼者，包括徐新六。不久后他把我们的计划带到汉口时，因飞机失事丧生，有人认为并非偶然。梁还带来黄定珠(译音)小姐，一位俱乐部妇女。我带来了我们的出版家胡愈之。(1949年他成为北京出版业的首脑)加上路易和埃德，共十一人出席。第十一个人是卢广绵，龚普生介绍给我的合作社专家。 　　约翰·亚历山大不得不化名参加我们的会。我们第一次聚餐后，他就出去旅行了，直到3月18日的秘密会议才见到他。会议记录写着：“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建议，和路易·艾黎一起为在中国建立合作社制订了一个计划纲要。……同亚历山大商谈过，并请他协助……亚历山大自告奋勇去寻求美国和英国合作社运动的支持。” 　　就我们的杂志说，工业合作会议把分散的各种力量集合成联合阵线，寻求暂时的协定，尽我们所能地去动员经济力量。 　　如果没有英国大使，轮子是转不起来的。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尔爵士协助让蒋介石政府允许开展工业合作，他使蒋介石夫人和她姐姐孔祥熙夫人支持了这个计划。在此以前，在香港也曾请宋家的第三个姐妹孙中山夫人赞许我们的计划……那时候她是左翼和自由主义事业的联络人。 　　至于政府方面，所有的路都通向宋氏王朝。行政院长孔祥熙成了名义上的首脑，是他的妻子蔼龄和她的妹妹蒋介石夫人迫使他干的。起头，孔拒绝了，蒋夫人哭了起来。从救济基金里拨出500万元，但这笔钱布施得这样缓慢，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几乎搁浅。 　　工业合作是经整个宋氏王朝同意的唯一计划。例如，孙中山夫人是埃德加·斯诺的好朋友，但蒋介石夫人却极端憎恶他。孙夫人说服了她喜爱的兄弟宋子文支持“工合”，但他和孔祥熙不合!宋子文在幕后对“工合”有所帮助。那时候他是中国最重要的银行家。 　　1938年6月15日，我们在银行俱乐部集会，鲍威尔也参加了，还带来了路易·艾黎在女青年会的一位朋友塔莉萨·格洛克。(她和路易一样，一直愉快地住在中国，协助孙中山夫人，变得有些中国化了。) 　　同时，W·H·奥顿和克里斯托弗·伊金伍德是克拉克—克尔大使的客人，为了他们的书《战争之旅》正在旅行。我们把路易介绍给他们，他们没法使大使变得对工业合作的帮助积极一些。许多年以后，约翰·亚历山大告诉我，埃德和他的新书主要地影响了克拉克—克尔。 　　1938年7月，路易作为中国工业合作的总顾问到了汉口，由被称为“贝利们”的两个中国工程师辅佐。路易和他们都受过已故的传教士约瑟夫·贝利的影响。 　　第一年的末尾，有1284个工业合作社在活动，社员15625人。 　　1938年9月，我写了第一本书《红色中国内幕》④，从我的打字机取下就由胡愈之的地下民族救亡组织同埃德刚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一道秘密地译出来，我也给胡写了一本叫做《革命生活》的书，包括我在延安写下的34篇传记，加上另一本书《中国妇女》。 　　我曾试图让在上海的美国第四海军陆战队到女青年会办的难民所去做卫生工作，以减少霍乱的流行。我们也说服工厂女工们到内地去。 　　我最好的能量和创造性才能，是用去思考工业合作社前进的道路和方法，促使人们投入这项工作。“工合”计划有它自己的生命，是个独立的实体。不管有多少次好象是不可能进行或无希望而被放弃，但它象巨人一样又站了起来。 　　埃德加为我的书《中国建立民主》的1940年香港第一版写了序言： 　　不足三年以前，尼姆·威尔士……陪同我和一个上海的好朋友一同吃饭……我们的主人，一位热心于合作社的人，提出了世界应该在合作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作为进行民主工作和避免战争的方法。尼姆·威尔士并不同意他……但是几天以后，我听到尼姆对合作社思想中的一些方面说了好话……她主张在中国组织难民的生产合作社，结束粥厂和不生产的难民营……她也在光明的展望中看到将来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战后中国时，这个运动将最终取得重大的社会和经济的重要性。 　　“工业合作”，已在全中国几百个繁荣的自力更生的作坊里实现。它首先是尼姆·威尔士的头脑的产儿，是她首先使路易·艾黎对工业合作社的可能性感兴趣……这个事实被艾黎先生强烈地肯定了(他现在是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新的技术总顾问)……主要是由于尼姆·威尔士的推动，艾黎和他的贝利工程师们制订了这个计划的技术细节，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变化如此重要的一种模式。没有她最初观念的可靠性和她的忠实和热情的天才，这个运动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在创造性的思想开展了这个伟大的运动中，她自已的作用……用她不知疲倦的，无私的劳动和献身的榜样……鼓舞别人。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