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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1938年6月，埃德从上海去了香港，然后去内地从事新闻工作，并为他的下一本书《为亚洲而战》收集材料。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中国政府逃向内地，先到汉口，后来到了远在长江上游的重庆。当1938年秋天轮到汉口沦陷给日本人时，埃德回到香港去休息。我重新装了那40个箱子去和他相会，在雷泼斯海湾饭店游泳晒太阳。 　　从1936年以来，我们俩都竭尽精力，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能量——或者至少我是这样；埃德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他从通常的165磅减到了125磅，而我还在100磅以下。可是我们仍然陶醉于力量和成就的情感中，靠着体力以外的一些东西生活着。我们是立足于坚石之上——我们是正确的，我们知道这点。西安事变以后我们就有把握了。这种肯定性产生一种影响别人的力量。 　　另一个滑稽镜头，当“巴特费尔德和斯怀尔”号近海轮船在香港码头靠岸时，埃德和约翰·利恩宁出现了。两个人都削瘦苍白，但黑眼圈里的眼睛却闪烁着胜利的洋洋得意。 　　埃德惊叫着“为了彼得的爱，她把行李弄成什么样子啦?” 　　我的房仓仆役正抓住手柄，提着一个我极好的发明——用不值钱的小树枝固定在格子里的两只竹制书箱或小橱。 　　我解释道：“这棵枫树秋天会变颜色，这束小竹子是稀有品种，这棵弯曲的松树有90年了。这是真正的收藏品。这些都要随我乘出租汽车到旅馆去的。” 　　我是多么喜爱微型花园和树啊!我家总是常年不缺的。 　　埃德做了个鬼脸：“行李提货单在哪里?我告诉过你把从北京带来的40只箱子去掉一半。” 　　我把提货单交给守候在我身边的栈房仓库员，从他那儿接过收据，把它放在我的手提包里。 　　(我们最后离开中国时，1940年12月带着这40个箱子上了船。对这些文件和资料的价值，我发展了某种夸大的情感，因为搜集工作是如此地困难。我们确曾冒着生命危险去收集某些材料的。) 　　雷泼斯海湾饭店又湿又热的几天，是我们结婚生活的一个高潮。我们两人的书都将成为中国人的经典著作，影响着一整代自由的和中间的青年。胡愈之把它们带到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它们对那里年轻的中国人有同样的作用。埃德从1929年来，我从1931年渡过的漫长的困难的年月，似乎是得到了公正的评价。我们彼此注视着，带着赞许，甚至取乐，象饥寒交迫的难民在喜马拉雅山失去的地平线上彼此相逢一样。 　　两位国民党的尊贵的遗孀都在香港，孙中山夫人和廖仲恺夫人，带着后者的两个孩子——辛西娅⑤和廖承志，我在延安患痢疾躺在床上时第一次见到他。(后来在1972年我和廖谈话时，他负责和日本复交的事情。1949年成立的政府给予两位遗孀妇女界最高荣誉的位置。孙中山夫人是在所有国家政府中被选为副主席的第一位妇女，1982年她病危时，被任命为人民共和国的名誉主席，被接受参加了共产党。我是她的治丧委员会中十二位外国人之一) 　　我多少是和孙中山夫人一致的，我感到在中国她是了解并赞赏我的工作和处境唯一的人。我们两人都不放弃作为内部存在和力量的女性气质，她送给我一个绿松石的别针，一件深红色的中国衣服，和一件衣料，就是这种表示。从我快乐的，未失光泽的黄金般的青年时代，洋溢着活力和慷慨大度的20岁出头的时期以后，再没有见过孙夫人。她惊讶地望着我变得虚弱的精疲力竭的身影，劝我注意健康。我在9月份刚刚进入31岁。 　　我永远不会丢掉同孙夫人取得特殊的一致的东西。对我们两个人，各种选择都是开放的，我们却选择了孤寂的，多荆棘的朝圣者的道路。但是孙夫人具有我缺少的东西：生存的中国式的力量，经常储备为自己继续生存需要的足够能量，永远不走极端。孙夫人总是保持着她的幽默或讽刺的敏感。她是一位天生的政治家；她欣赏这项艺术。(1978年在北京紫禁城她的宫殿里午餐时最后见到她。) 　　孙夫人的中国保卫大同盟是香港左翼活动的中心，为共产党地区募集基金。帮助她的是港口医生的漂亮妻子希尔达·赛尔文·克拉克，一位工党社会主义者，她没有学会“同中国打交道”的艺术，每次都由于神秘的原因受阻。 　　她焦急地问我：“你是怎么做的?” 　　“永远不要撕破表面。不急于去干，一切事情就都办了，”我说，“在中国，破了的瓷器是无法修补的。” 　　完全出乎我们预料，《红星照耀中国》成了一本畅销书。只差海伍德·布隆的一票，这本书未选入当月的图书俱乐部。用那75000美元我们什么不能作啊!也让每个人尤其是中国人吃惊的，是美国共产党人攻击这本书，他们的书店禁售。有两三句话暗示了第三国际的错误。埃德永远不能从这个无足轻重的传统观念中恢复过来。对他这个在历史的前线流过汗水的人看起来，他们是太幼稚，太渺小了。这些学院式的，模棱两可的人从来没有伸过一个指头推动历史前进。那时我们没怎么认识到这是对毛泽东的间接的攻击，埃德是从毛那里得到材料的。 　　最后，我得出了结论，追随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懂得过中国和中国人，确实从1927年起就没有过。 　　我们两人都太忙于学习和报道中国的事情，没能更多地理解当时席卷欧洲的巨大的意识形态的冲击。一年以前，苏联的老布尔什维克们互相残杀，以后第三国际将要解散。苏联和希特勒将要签订慕尼黑协定了。被中国无边际的事物伸展着的我们的思想背后是预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有两千万俄国人死亡。 　　这些是重大的事情，黑暗的事情，好象在一个无理性社会中古老的龙从史前山洞出现似的。1972年我再次到中国时，中国边境有一百万苏联军队，两个国家1960年起就处于敌对状态，没有注意到核战争同样地威胁着每一个人。 　　在雷泼斯湾海边，埃德一直凝视着我。 　　他大为惊讶：“你怎么了?你的脸好象是变了样。你不舒服吗?你有一种渺飘的样子，好象你将不久于人世了。想想我正要给你拍照呢。” 　　“浪费钱干什么呢?”我拾起他的一句老话。每当我可怜地站在历史的里程碑旁边，希望着我在那里的出现能在照片上留个纪念时，他总是用这句话的。 　　“你还记得在杭州我们初次相遇的那天我给你照的像吗?那时那个苦力抬头看着，伸出大拇指对我说‘顶好’?那就是我决定不能没有你，而你同中国人打交道会取得巨大成功的时候。好，你做到了，你花了多大的代价啊!” 　　我问“你为什么觉得你看上去比我好一些呢?”我提议下个议程是我们两人都到什么地方去进行长期的休息。在中国，要求是太多了。 　　“我们到菲律宾的山里去”，埃德决定了。“我是疲倦极了。我在这一分钟才放松下来。我感到好象是一具行走的尸体。我们可以在碧瑶打高尔夫球。” 　　“我太累了，简直整理不了行装啦”，我说。 　　每天早晨，我从不知那里，获得了够我一天用的生命力。从历史的积极的与消极的冲突中产生出来力量和成就又回到我们的身上。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