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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芥末籽的时期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美国的黄金孩子在热带气候中快乐地懒散渡日，全都留待明天和斗鸡游戏。湛蓝的天空没有笼罩上担心日本人危害之云。1O万华侨以外的菲律宾人，有一种未经宣布的亲日午睡。贫苦农民在天主教堂把慈善捐献送给佛朗哥。 　　在码头迎接我们的船的是《玛尼拉公报》的编辑和他的妻子，鲍威尔的朋友。我想他的名字叫埃斯科达。他的妻子告诉我们，刚好还有时间打扮起来去马拉卡赞宫参加为某个德国贵族举行的舞会，他是和奎松一块儿在这里停留的。她说：“我给你们俩带来了菲律宾服装。”“可是我的妻子随身带了40只箱子和20棵树”，埃德带点厌恶地说，“我宁愿把它们都留在船上，她只随身带一条大毯子。” 　　那位编辑要去了行李提货单，介绍了一位栈房代理人照管一切。但是，他说，“你必须把所有的树、蔬菜和花都留在海关检疫处。” 　　“丈夫们呢?”我问，“我的丈夫有犬瘟热——最厉害的一种。” 　　在一个小旅馆里，我们穿上民族服装，在几分钟之内就动身去赴宴，带着围在头颈上由茉莉花和月下香做的花环。我的精致的衣服有一个拖裙。经过了几个严峻的年头之后，又穿上了舞会服，真是有趣。 　　这是埃德第一次作为伟大的著名人士受到接待。他喜欢这样。他甚至允许和他的妻子一起拍照。哦，又跳起维也纳华尔兹，是多么令人狂乐啊! 　　中国人为我们举行了一个盛大招待会，看起来令人惊奇。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类型的中国人：富裕的、自立的海外移民；他们从一无所有开始，控制了象菲律宾这样不发达的地方的商业和部分经济。 　　大约有850万海外华侨被列为中国人口的一部分，几乎全部在亚洲(有820多万)——大部分在泰国、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和香港。“工合”的生产性自助的思想，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几个世纪了，海外华侨们援助他们在祖国的家属，贫困的无底洞。1940年前的四个年头里，有两亿多中国元寄回他们在中国的家里。海外华侨们送到中国的救济款项每月有7000万中国元。 　　是海外华侨给了孙中山主要的财政支持而国民党却严格限制，不经过政府渠道不能给中国以财务援助，可是每个人都知道，给“工合”的救济基金—经过这些有敌意和发粘的手就会消失。(后来在1939年，菲律宾的上层华侨和银行家决定送给“工合”几十万元，并请埃德到香港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来掌握这笔基金时，简直不亚于一次小的革命。他们坚持委员会里要有宋子文，但他是“工合”名义首脑孔祥熙的敌人。埃德非常讨厌委员会，但是无法脱身。菲律宾华人不信任别的人，也不相信宋子文——或路易·艾黎。宋子文送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到碧瑶，由我们介绍给各方面，他们出席“工合”的会议来募集基金。) 　　在我们带去“工合”的思想之前，中国正象真空一样，在菲律宾也一样。我们立即卷进去了，很难从无尽无休的要求中得到一个星期的休息。 　　与此同时，我们刚好错过在香港的路易·艾黎。他从那里写来一封信：“你应该让尼姆到成都去给在那里无所事事的学生们注入些勇气。我想她可以经过云南到成都，你去迎接她……。” 　　我已经远远超过我的能力在工作了，这对路易是无关紧要的，他对体力或其它的软弱是永远不懂的。 　　路易在10月8日给我们送来了第一个“工合”徽章，并且写道：“如果一旦开始了，在进展中也会有反复的。” 　　他没有足够的钱买两辆卡车，只好用自己的钱支付紧急的需要。路易能够用于非特定目的的钱，只是我们在菲律宾募集的，是通过孙夫人和宋子文送给路易本人的。1938年1O月27日，我们到达马尼拉的一个月后，中国妇女救济协会送了第一批基金两万元，超过了她们决议通过的14万元。(所有的钱除非另有说明，都是按中国币制的。我们计算过，可以用七块美元使一个合作社社员开始工作。那时，比日本人侵华以前的汇率五比一又提高了。) 　　1938年11月5日，又送来了六万元，华侨指定作为在安徽的共产党新四军里建立一个“工合”中心；他们正与日军积极作战，所以是紧急的。埃德曾在汉口和它的著名司令员项英谈过“工合”的事。 　　我们没有想到指示可怜的路易为潜伏的内战局势搭桥，立即横越中国去进行。我们有统一战线赢得战争的公式，这是唯一的。它正在起作用。 　　11月7日，悌·C·全(译音)夫人的中国妇女救济会赠给 “工合”12万元。这笔赠款拯救了路易和“工合”的计划，使重庆政府吃了一惊，才允许“工合”继续下去。它象雷电袭击了重庆，那个政府愤怒极了。他们对菲律宾的这次背叛惶惶不安，更换了驻马尼拉的总领事(不是未经当地中国人的认可)，派了两个密使来修补我们大多是无意间造成的损害。 　　重庆坚持不通过政府和蒋介石夫人不能赠送款项。这点暂时实行了，从1939年1月——3月有20多万元送到了重庆。 　　我们仅是力争把“工合”从杀婴者那里拯救出来。不可能想出比这次爱国华侨的捐献更聪明的政治打击了。菲律宾方面的支持正在“工合”将被扼杀的紧急时刻，拯救了整个计划，也拯救了路易。这也使经由“工合”援助毛泽东的地区成为可能。从长远看，这是最重要的影响。 　　华侨对“工合”的支持，有一个主要矛盾：菲律宾合作社可以毁掉和美国生产品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的商业利益，菲律宾人开始要合作社了，大多是消费性的，主要地是作为从中国人手中把零售商业夺过去的一种手段。我不得不赶快解释，生产者的合作社对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而消费—信用型的合作社则并非如此，特别是需要有抵制日货而不是推销日货的阵地的时候。 　　菲律宾诸岛三年之内将被日本人占领，但马尼拉还在沉睡。(珍珠港事件前一年，埃德和我劝告我们的朋友离开，他们只是嘲笑我们。在和麦克阿瑟将军和弗朗西斯·塞耶高级专员进午餐时，他们对日本会进攻菲律宾和新加坡的想法大笑着加以嘲笑。他们没有想到日本不是被外交人员和文职人员控制着，而是被一个中世纪的、武士道的、疯狂的神风⑥军队控制的。埃德和我研究历史，目的是预见未来，我们认识了日本有着一个没有煞车的战争机器。) 　　直到菲律宾成立了工合委员会，那里的中国人才同当地社会的权力机构合成一体。上层美国人支持我们，这个委员会则是向来没有过的第一个包括菲律宾人、华侨和西方人士的左、中、右的混合体。华侨们既感激又惊奇。 　　大部分工作和外交，是由女青年会前任干事波利·巴布科克处理，她和一位美国进出口商W·R·巴布科克结了婚。在碧瑶，E·E·克劳特先生和夫人组成委员会，百分之百地支持我们所有的计划，支持艾黎，象巴布科克夫妇一样。 　　那个时期，东南亚全部华侨的领袖是悌·C·全，出名的“木材大王”。他曾是一文不名的孤儿，被一个商人收为养子。虽然他大部分时间在生病，我们和他同他的妻子成了朋友。他决定发动华侨援助中国的工业合作社，而我们想在福建创建合作社。大部分菲律宾的中国人是从那里来的，他们的家庭和通常一样受着饥寒。这些新的斗争没有增进悌·C·全的健康，在我们和他谈话的一两个月之后故去了。他的遗嘱是用钱支持华侨，使工业合作社在最富于战略的时刻，得以在共产党区域开创。事实上，没有他的支持，整个运动就可能搁浅，变成被重庆允许的另外一个腐败的、目的在于乞求国外金钱的、令人厌烦的、无价值的工作。 　　他的遗孀全夫人，继承了她丈夫的事业，经营得很好。虽然她是个老式的妇女，却继续尽可能地给予援助。 　　埃德和成同悌·C·全这样的中国人做朋友是很重要的。这样我们可以从直接的个人经验中获得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因索的广阔知识，否则是得不到的。 　　我们喜欢悌·C·全，也喜欢别的和他思想一致的中国人。另一位老人是碧瑶华侨领袖罗新兴(译音)他象悌·C·全一样对我们的计划持赞同的态度。罗新兴是站在自由这边的孙中山的老部下，面对着来自各派系的攻击——象我们那时候为“工合”而受到的攻击一样，包括孙中山夫人自己，因为她支持了“工合”而不是为他们的紧急医药需要直接募捐。我们的想法是成立医药自助合作社，来代替依靠外国援助。 　　我一直记得当罗新兴在碧瑶请求我在他的协会里讲演解释我们的计划时他脸上的衷情。我在永远不做公开讲演的基础上拒绝了，我只做私下谈话。他不肯相信这种态度——中国人在最小的激动下都喜欢公开讲演。我不得不通过翻译进行这次讲演。委员会决定赠送158.66元给安徽的共产党游击队中我们的先锋小组。这是谨慎的华侨的一次真正革命。 　　此后不久，罗新兴由于各种原因自杀了，其中也有华侨中政治问题上的冲突的原因。这些中国人是没有国家的人，是异地的外来人，仍然由脐带与祖上的宗族集团联系着。在菲律宾他们是美国商号同日本人对抗的贸易伙伴。两个年青的美国人来了，带来一项真正的拯救中国的计划，成了点燃木材的火星——可以给他们在那里的庞大氏族的宗属，那些无止境地乞求侨汇的人们安排工作。 　　当我回想起为什么我把我生命中主要年华的10年以上用于保持“工合”工作的存在而不计个人报酬的时候，我就记起象悌·C·全这样的人们。这些人表明了中国人是由什么做成的，是真正的材料。他们进入上层，指挥着几百万人时，他们并未成为法西斯和凶恶的反动派，而是站在人民一边。他们需要的只是给他们指出一条怎样才有帮助的路。离开这种人，孙中山的事业永远不能前进。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毛泽东和中国的著名领袖也是由这种好材料做成的，即使终身在残酷斗争和奋力之中，也不被邪恶玷污。 　　当个人可以选择，所有的可能的选择都对他开放时，他就要为自己选择有利的、排斥不利的，这是对人类本性固有品质的一种成功的注解。伦理的精髓是：面临选择时，能识别正确的和谬误的。这通常是表现了精神力量。孙中山夫人是我知道的第一个这种类型的重要人物。泰拉·查尔丹是另一个。戴维·俞也属于这个范畴。还有许多许多别的人……嗯，并不是那么多的。 　　埃德和我从一开始就在心里有个我们喜爱的计划：搞到捐款使工业合作社在毛泽东下面进行，毛曾写信给埃德表示欢迎。但是我们不能轻敲任何左翼源泉之窗。这些都是孙中山夫人的中国保卫大同盟管辖的领域，关于援助战争的力量和医疗器材等等。 　　路易“在2月12日(1939)和印度医疗小组到达延安”，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我看到了毛主席和边区政府的官员们……他们同意了……设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办事处……结果留下了1500元……挖了五座窑洞，面上刷了石灰……”。 　　路易·艾黎在延安建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由毛泽东本人批准，他立刻就理解了它们的价值。路易留下了他的养子麦克负责管理1500元这笔钱，还有两万元的贷款。在五个月内，有15个顶目在进行了。 　　第一个合作社是延安灯具合作社，由七个社员组成，用菜油制造灯油，也制造一种改进的铁制灯具。第二个是棉毛纺织合作社，其余是做鞋子的，床具的(在保安的一个窑洞里)，制造“化学品”的(肥皂、墨水、粉笔)。在保安，一个医药合作社收集治疗痢疾用的草药，等等，一共有16种。延安也很快有了一个面粉厂，一个榨油厂(用蓖麻籽)，一个陶器合作社，和一个运输合作社。 　　这些都是从无到有，在红区得到了推广。1944年⑦毛泽东发表了《论合作社》的讲话： 　　“今年边区在发展生产力上又来了一个革命，这就是用合作社的方式，把公私劳动力组织起来……这种办法可以行之于各抗日根据地，将来可以行之于全国。将来的中国经济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这种群众观点的生产学说，打破了过去各种不正确的学说。” 　　1939年6月，传教士安德鲁T·罗伊写道，在延安看到了合作社“在窑洞里”，又写道：“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在西北有许多事情可以让一个基督教徒佩服。” 　　罗伊和他的朋友J·斯潘塞·肯纳德后来在成都发起了一项基督徒基金，为延安的儿童制造羊皮小物件。1940年1月15日我接到肯纳德的信，立即转给在马尼拉的波利·巴布科克。她和一位女青年会干事安妮·格思里立刻想出了为西北共产党区域的儿童办个“朋友遍天下合作社学校和工场”，同月内，寄去了17000元作为基金。 　　这是播种芥末籽的时期，不管土壤有多硬。我知道这点。1939年4月，委员会的E·E·克劳特尔夫人和我曾发起送给计划在共产党区域成立的国际中心约200美元，这能让30个工人在一个新合作社里工作。纳塔利·克劳特尔使碧瑶的金矿工程师们关心他们能够看到生产的价值。当纳塔利动员这个城市捐赠小量捐款时，找到92个个人捐献者时写道：“在教堂小组里的一百个菲律宾伊克鲁特族土人妇女捐了28比索给两个难民。” 　　悌·C·全和他的菲律宾华侨送了两万元在安徽建立一个机器厂。更重要的是，在马尼拉的菲律宾工业合作协会，我们筹集基金的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们正常基金的四分之一用于这个共产党的合作社组织。一共送了1O万多元给路易，使安徽的中心活动起来。 　　路易必须到扬子江下游的前线去作冒险旅行；1939年7月，第一个安徽合作社开办了，第一个生产合作社生产制服，每天20套。第二个是制造皮革制品的——皮带、背包、手枪套和皮靴。到1939年1O月，建起了15个合作社，有一个印刷厂和一个医疗器材厂。 　　一件重要的事正在发生。收集到的每个比索都象一块开采出来的宝石。它意味着这些美国人和其他人思想上的整体革命，不只是对救济工作，也对在中国艰苦奋斗的共产党人表示友善。捐赠过忠于西班牙共和国的那些人也援助工业合作社，还有许多别的人。 　　1941年1月7日发生了皖南事变。蒋介石的军队袭击了共产党新四军约八千人的非战斗组织，打死了副军长项英，囚禁了叶挺将军。伤亡者有不少是我们工业合作社的成员。可是每一个碧瑶比索都起了生产性的作用——我们用示范的项目指出了道路，游击队员们现在可以自己去做了。 　　前此一个月，1940年12月我乘船离开了中国，皖南事变的消息即使不令我震惊，也是警报蒋介石还是对摧毁红军比抵抗日本侵略更有兴趣。在重庆，我们的学生老朋友龚澎冒着生命危险把事实告诉外国记者，她的丈夫乔冠华也是如此(他后来是外交部长)。在新加坡和爪哇，我们的出版家胡愈之携带了大量的我们的两本书，成了爱国华侨指导人，象另外一位传奇式的自己发展起来的百万富翁谭克已(译音)那样的顾问。谭在1940年到过中国，去推动统一战线。这些华侨祖传的土地和家族(大部分是从福建和广东来的)，现在正遭受日军入侵的蹂躏，他们要求的是抗日，不是内战。 　　在埃德和我都离开之后(埃德是1941年2月离开的)，重庆政府对菲律宾、新加坡、爪哇和别处的华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巡回宣传，他们说是，“和在那里取得进展的共产党宣传作斗争。”其实这个“共产党的宣传”是由东亚上层社会的百万富翁、银行家和商会中的中国人做的!但是重庆依靠他们，大多是为了他们有现钱——这些钱一般是被首先把它装入口袋的人使用了。 　　到1941年，路易有1800个工场在运行，还有几百个在红区和非红区涌现出来。这是芥末籽的伟大预言。不管在哪里有一颗芥末籽落地它就会在土地中生长——大多数是在危险的，受到日本人威胁的共产党区域，在那里，“工合”不仅是理想的，而且是能够进行生产的唯一途径。 　　1944年，反动派迫使路易离开他的岗位，但是允许他继续作为在纽约的援助中国工业合作社的中国委员会非正式的现场秘书留下来，在纽约，到1951年我们关闭时筹集了350多万美元。(那时候我是副主席。) 　　1947年中国内战再起。我们的委员会一分为三，两个对立的方面企图破坏路易，其他的人甚至没有觉察他们的计谋——一个时期我们的“工合”人员在山丹被右翼分子逮捕，一个组织者被活埋了。 　　有很长一个时期，我很难写出“工合”的公开指责，甚至难于去想它。1949年以后，美国在中国的好影响都被抹掉了。路易在北京翻译唐诗。我由于敢于去尝试不可能做到的事而被打倒在地。“工合”好象是中间道路的寓言，是通过了沮丧的沼泽的流沙。我怨恨我牺牲了时间，我的青春年华，我的健康和我自己的工作。 　　可是，象大自然一样，历史在算总账时，有它自己的经济学，它自己的力量平衡。什么都不会失掉，或除非失给通晓。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们战胜了这个不可能。路易做的每件事都是不可能的，可是他都做成功了。 　　魔力的很大部分来自《红星照耀中国》。它获得了那么多可贵的宣传，使许多人改变了信仰。我做了跑腿的工作和体力劳动，包括处理困难的政治局势和筹集资金，路易把资金转化为现场行进的事业。矛盾多到数不清，以致“工合”实际上只能是个会合点，在这点上，负的变为正的。埃德这个名字是重庆深恶痛绝的，我们竭力想使我们的作用不显露出来；可是没有别人能挽救这个形势。有人责备我们做了“太多的公开宣传，特别是关于路易——但是要发动“工合”要保护它，公开宣传是必要的。 　　那时，在中国的美国人几乎都支持“工合”思想，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们也对此同情。但是，美国没有给过官方支持，只是在1940年指定把埃莉诺·罗斯福列入发起人委员会名单。后来，已经太迟了，1947年，内战又打起来了。 　　1944年，毛泽东已经用他的巨大影响支持生产者合作社，不仅作为战时紧急情况下的权宜之计——这是他从一开始就支持的——而且在原则上是使农村繁荣，把劳动力组织起来的长久之计。 　　到1959年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都有了工业合作社。以后制度转变为大的人民公社，拥有用工分付工资，而不是由工人们持股票的工业。但是，公社在城市里是不可行的，“集体企业”在基层的居民委员会，大半由家庭妇女和其他的妇女组成。这些集体是我们的老工业合作社的近亲兄弟，虽然用的不是这个名字，也不用我们的旧宪法和法规。 　　当我在1972和1973年回到中国，看到我们在菲律宾曾为之筹集过资金的小工业，包括“后院炼铁炉”时，真是惊心动魄。工业合作社曾是未工业化的、古老农村社会经济与毛泽东发明的新的公社概念之间的桥梁。土地改革和合作社可能都是需要的，为了打破中国血缘系统的裙带关系和地方权力强有力的结合，以便去变革地球上这个最无变化的社会。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