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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会吧，亚洲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工合”的朋友们来来往往，直到1940年我们才首次也是最后一次重新团聚，是在我们租赁的美丽的乌斯特农舍举行的，那里有山景和两座兰花房。 　　吉姆·伯特伦发表了为孙中山夫人募捐的演说。 　　埃文斯·卡尔森已辞去他的职务，正在赶写他的书《中国的双星》。他脑子里满满地装着他的“伦理灌输”的观点，这是基督教徒的自我牺牲，“工合”的路易·艾黎主义，加上军队士气和精神的朱德主义的组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埃文斯要把这个深奥的哲学灌输给海军陆战队突击队的士兵，将“工合”这个词引进了英文语言。埃文斯是《红星照耀中国》的信徒，罗斯福总统的特殊朋友，对许多人来说，他成了美国文明最优秀部分的象征。他是个领先者，有一批追随者。 　　路易·艾黎从屡发的疟疾和伤寒中恢复过来了。那是他在执行任务时得的病。他全力以赴，进行在中国的一人革命。他结实的，长着红毛的腿所到之处，都掀起了根本性的变革。他第一次把工业革命引向中国内地，把生产方式改成合作社系统，为未来建立了示范计划。 　　埃德加·斯诺正在和他沉默的，不爱表现的秘书郭达完成他的第四本书《为亚洲而战》，郭从中国来，象他曾经帮助完成《红星照耀中国》一样。在八十年代不时写信给我。他在北京的《中国日报》工作。埃德洋溢着成功的意识，现在是知名人士了，正欣赏他的生活和工作。但是几年的工作过量和紧张，加上战争时期的营养不良，他已到了筋疲力竭的地步。 　　我打算在菲律宾进行工作，不休息。我曾写了两本书；另一本也动手了，同时经常为“工合”工作。我的体重还是101磅。我们离开美国的这些年里，两人都没有吃过未煮熟的食物，除了可以削皮的水果以防止痢疾。我们缺乏维生素，极需彻底休息。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在日本把我们变成战争囚犯以前逃离东方。在1940年末下令妇女和儿童撤走。不能取道欧洲回家使人伤心，我们从1932年就这样计划过，但是欧洲从1939年起就在打仗。埃德是合格的战地记者，可以去，《纽约先驱论坛报》给了他一个位置。我督促他接受这项任务。我发现他似乎对我的热心有点不安。 　　12月在上海，我在船上向埃德和鲍威尔告别。他穿着防弹背心，拒绝离开那个注定要毁灭的城市。埃德拿不定主意，不过情绪很好。 　　“自然，到欧洲去对你是生死攸关的事，”我说：“如果你不去，你会永远后悔的——我也会后悔。” 　　“我怀疑你宁愿带那四十只箱子去旅行，而不愿同你合法结婚的丈夫一起去，”埃德抱怨着。“当然，如果我不取道欧洲，我总可以搭乘泛美特快飞机。”这就是他暗地里想往的：飞回家去，即使要付昂贵的票价。 　　埃德终生称道的一件事是自由，不要束缚。没有哪个人比他更自由的了，享有家庭和妻子的所有益处，却没有一点拖累。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现在，当他望着“总统”号轮船载着他的妻子走远了，她回家去了，没有她在一块儿，埃德一生中第一次感到孤独。 　　我告诉埃德，不管怎样我要回到太平洋那边去休息，我到达加利福尼亚后，就要进行彻底治疗，加强营养和休息。他也需要这样，但我比他更糟。 　　在旧金山，帕特·托宾，我在船上的18岁的侍者，在码头上替我照看着40只箱子，把它们存入仓库。(帕特后来成为国际船员工会有权的人)圣诞节到了。我到卡尔迈尔去同一个朋友呆了几天。那里的一位医生告诉我，我需要饮食疗养，但我发现花费太多了。 　　在卡尔迈尔，我开始接到无望的(又是昂贵的)电话，先是从马尼拉打来的，然后是从檀香山：“我有点不对了，生病了，”埃德抱怨说，“真的，我挺沮丧，又神经质，我不能作出决定。我不想去欧洲。我也为你着急，我不知道你是否感到被冷落了?” 　　“不，我没有，我希望你别再喝酒，别打电话浪费钱。你为什么不寄航空信呢?” 　　我没有想到他真的出了什么事，直到他说“我变得神经质了。我的健康毁了。我什么也不是，只是巨大的失败。我们浪费了我的全部积蓄。我还没有离开，可对中国，已经患思乡病了。” 　　“你没有失败——你是个不小的知名人士，”我一直开导他。“你需要的是从空中回家，然后再把你的脚踩在地上。你想象不到这是多么伟大的美丽的国家!我爱这里的一切。我见到的每个人都渴望和你会面。眼下就会是你美妙的时刻啦!” 　　这就是他所要的——由我来决定，他可以乘特别班机回家，放弃取道欧洲。 　　不止发生了一件事。1941年1月7日，发生了皖南事变，那时候有些“工合”的平民职员被杀害。蒋介石又回到内战老路上来了——无意义的屠杀，没有其他。珍珠港事件前的几个月，国民党中国又一次处在生犹如死的境地。到处只有一个希望：我们的工业合作社和路易·艾黎，他在一个完全不可能的形势下勇敢斗争——并且成功了。 　　中国有一个古老的民间谚语，除非用武力——枪炮和屠杀，什么都不会发生。除了用这个原始的方法，不可能有什么改变。我们曾试图建立统一战线，不是为了它自身，而是因为涉及那么多重要的因素，包括美国将来的影响，国际的，以及在中国的。我们曾经为了美国政策上的支持建立了一个有生命力的计划，而我们肯定它是绝对正确的!我们甚至给罗斯福总统印过一份请愿书，请求拨款五千美元援助中国的工业合作社——它可能容易地改变历史。 　　这份请愿书睡在我的行李里快要烧火了。埃德和埃文斯对这个想法都是“最高度的工合”。我们需要一些好莱坞出名的名字，我现在就在加利福尼亚。虽然我筋疲力尽，不能组织一个委员会，可是“工合”的神秘性是不考虑个人情绪的。埃德和我不愿使这个计划以失败告终，有罗斯福当总统我们是不能让它失败的。 　　埃德对于我超越理智、常识和我们的笔记本承担的过量工作和责任，尤其感到不快。我们俩都已超过我们的能力，依靠天然的荷尔蒙和二次上发条的动力生活。只是经常的，始料不及的成功带来的极度兴奋，使这个“工合”队伍高速前进。现在，在这异国土地上由隔绝带来的强有力的结合破裂了。我们分隔在太平洋的两岸。我们第一次真正地分开了。在亚洲我们是分不开的；不管走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携带着那活着的纽带。距离使它变得更强，而不是更弱了，因为它是在危险和重逢中兴旺起来的。 　　埃德奇怪的失常并未延持很久。1941年2月，我们在日落大街上一家古老的旅馆相会了。十分钟后，埃德就忘记了他的梦魔和鬼怪。我们赶快跑去看旧汽车，在一个车行预付了款。几乎每隔几分钟我们就从超级市场带着几个大包回我们的小屋一趟——都是新鲜的，未煮过的。生菜!我们有十年没有尝过生菜了。 　　埃德发现他在好莱坞是个大有名望的人物，他很高兴。出我意外，我是第二号知名人士。摄影师J·A·皮维尔请求给我照相，还把我的照片放在橱窗里，因为“看上去象琼·贝纳特”。 　　好莱坞是那时候整个国家的反映，正在兴旺时期。它也是反法西斯的，民主的，左翼的，充满了自助哲学。我们正好在最需要我们的时候到达——作为真实的生活，也做为我们所支持的无论是什么事情的象征性代表。例如，导演刘易斯·米尔斯通最近导演的《将军在黎明时死去》，他进入了中国内战，站在“穷人”一边；加利·古珀扮演反对军阀的美国慈善家，由玛黛琳·卡罗尔(埃德喜爱的明星之一)扮演女英雄。米尔斯通是《红星照耀中国》的崇拜者，还有约翰·福特和其他处于事业顶峰的人。 　　好莱坞组织了为请求拨款五千万元援助“工合”的委员会，由约翰·加菲尔德和林语堂共同担任主席，一些最好的电影从业人员作发起人。埃文斯已把我们的“工合”计划告诉了罗斯福先生，而埃莉诺·罗斯福从1940年就是援助中国工业合作社美国委员会的发起人。 　　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和他的妻子埃拉·温特，林肯·斯蒂劳斯的遗孀，兴高采烈地欢迎我们。他发现我的好莱坞组织很热闹，特别是我和萨姆·戈尔德温的谈话。我们见到了欧文·肖和后来一度成为麦卡锡主义的牺牲者的一些剧作家。米歇尔·布兰克福喜欢我的《阿里朗之歌》，后来给埃文斯·卡尔森写了名叫《巨大的美国佬：“工合”》的传记，1943年拍成影片，有包括伦道夫·斯科特在内的完美的演员表，是一部经典作品，现在仍在再版。 　　埃德确实在一个月内增加了30磅——一部分时间我们躲在亚利桑那农牧场，有足够长的时间可以忘记中国和世界，以便恢复体力。农牧场主说，她从来没见过这样忠诚的丈夫。 　　“从今以后，我要把咱们两人的名字都放进所有我写的书上，”埃德公正地说，“从一开始我就应该这样做的，”他说，即使我这些书无所贡献，他也要用我的名字作为共同作者，这是一种新型的作者：“我是作者，而你贡献了内容，你历来是这样的。” 　　当然我不允许这样——他也知道。我说他这样过分地补偿，是因为桔子汁喝多了。 　　我们在康奈狄格找到一幢1752年建造的小房子——刚好能在地下室放下40个箱子。我搬了一个旧的玉米囤，给埃德作书桌。他很喜欢，当我从纽约旅行回来时，他已买了另一个而把它搬到一边去了。他在此地在旅行的间歇时间写了三本书。 　　我们到纽约和华盛顿去过冬天。新政拥护者们⑧热烈地欢迎我们，要求谈话，作报告，要更多的书。象在中国一样，我们填补了一个独特的位置。我们是独立的，自然从来也不是共产党人，正是麦卡锡以前的那些年需要的，也正是麦卡锡分子所要摧毁的——任何一个有资格的左翼的影响。 　　整个第二次大战，我经常焦虑。埃德常在国外，处于战火之中，他是《星期六晚邮报》的记者。埃文斯·卡尔森在太平洋岛屿战役中是在前线。(1947年他由于战伤和过度紧张死去)我的三个兄弟都是军人，两个死于与战争有关的疾病，另一个是太平洋前进中队的战斗机驾驶员。在中国，路易经常处在危险中——最后，有几个他的“工合”人员被捕，有的被杀。最糟糕的是吉姆·伯特伦，他成了战俘，1945年以前杳无音信，直到美国人把他从日本的港口地区放出来以前，他在船坞当苦力。 　　埃德以他的客观性和区划的能力把中国保持在他的中国区划内，可是我不行，直到1951年“工合”委员公分裂之前，(我是那个委员会的最后一任副主席，我在1981年又恢复了它)，没能把自己解脱出来。 　　埃德从过去解放出来了——不是全部——但比我多。直到1972年埃德去世，轮到我在1972—1973年重访中国，我才能重写甚至重读多年以前开始的旧手稿。我又重新生活了每一页，记起了在那漫长的斗争和牺牲的岁月里，而给我的补偿是多末少啊! 　　我想到这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多末勇敢，他们向人们要求的，甚至他们相互之间要求的，是多末少，而他们献出的，又是多末多!他们从不提起，连他们彼此之间也不提。这个经验应有比1949年离婚更好的结尾，可是这样的结尾已寓在其中。没有委婉动人的情节，没有悲剧，没有冲突，没有善与恶的斗争，哪有好的戏剧呢? 　　还没到结尾。1961年，在我为之艰苦地奋斗了20年之后，援外法案第601章把合作社定为美国的官方政策。现在，不但在印度，而且在非洲和所有未工业化的国家，都在开始建造通向未来的桥梁。它是出于需要建造的，不象已建起的其他桥梁。它用的蓝图——工业合作社与大工业并存——是在中国始创的“工合”。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