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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又回到美国

【美】乔伊斯·美尔顿

史沫特莱返美后感到自己完全象个异乡人了。美国生活中最平常的事情也使她感到不舒服。她对美国人每天浪费大量的食品感到震惊，也不习惯清洁干净的被单和松软的床铺。每当她走进药店看到货架上整齐地摆着一排排药物时，她就想到这些救命的药品在中国是何等的缺乏。最使她觉得荒谬绝伦的是，当电台邀请她去谈论当时的战争问题时，却在这么一个严肃的问题的讨论中竟然不断插进“肥皂、去头皮屑膏和治便秘一贴灵”之类的商业广告。 　　史沫特莱后来解释说，“最使我吃惊的还是美国妇女”。她记得蔡妈妈曾经要她“转告西方妇女，中国妇女是如何为了自身的解放而斗争的”。然而，在四十年代初，妇女解放还算不上是个热门话题，听史沫特莱讲演的大部分妇女都来自富裕家庭，无须在社会上工作。她们彬彬有礼地听史沫特莱的演讲，却并不认为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与她们有什么关系。 　　尽管史沫特莱难于改变人们的观点，但是，她的讲话和文章在美国已比过去大受欢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后，美国与中国结盟。美国人突然迫切地希望了解亚洲的局势。于是，史沫特莱在回国后的头几年里潜心撰写《中国的战歌》一书，整理、总结她在中国的长期经历。虽然此书批评了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其中关于中国人民斗争精神的描绘仍然相当感人。《中国的战歌》于一九三四年问世后，受到热情的赞扬，并被列为一本“文学协会选集”。一位评论家说，“史沫特莱小姐的书使我经常想起中国。” 　　有一段时间里，史沫特莱关于中国政治的分析似乎可能会占优势。美国参战后，我们的士兵、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大批来到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首都重庆。很多初来乍到的人没过多久便因为蒋介石政府吏治腐败，无能，以及卑劣的阴谋伎俩而大失所望，就跟几年前史沫特莱感受到的一样。 　　《时代》周刊驻中国分社社长西奥多·怀特(白修德)为我们写了战时美国人在中国所见所闻的一些最生动的报道。听说河南省发生了饥荒之后，白修德立即前往现场。在那里他目睹了他根本无法想象的悲惨景象：哀鸿遍野，尸骨横陈；嗷嗷待哺的婴儿在已经死去的母亲怀里大声啼哭；一群野狗把没有全部埋进土里的尸体拖出来嘶咬啃吃。白修德了解到，这场饥荒主要是由国民党的指挥官们造成的。因为他们把那个地区的粮食全部拿去作了士兵的军粮和战马的饲料。 　　可是在重庆，通货膨胀，百物腾贵。白修德每次去市场买东西都得带上满满一背包的钞票才行。然而，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同时也是他的连襟)却拒绝承认有什么过错。他对白修德说：“如果有人想花二万元钱买一支自来水笔……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以后不久，白修德便开始发出描写蒋政权忧患交加的报道，并暗示这个政权已摇摇欲坠，撑持不了多久了。他提出建议，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共产党身上可能更符合美国利益。或许美国能够利用它的影响使蒋介石和共产党坐下来进行谈判。白修德和其它具有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就推崇共产党，他们只是开始怀疑蒋介石政府到底还有什么可取之处。 　　不幸的是，这些美国人很快便明白要在国内让人们倾听他们这种观点并非容易事。过去有关中国的各种混淆视听、无中生有的文字，连篇累牍，不胜枚举。如今，要靠一篇简短的新闻报道去纠正那些错误印象谈何容易!更何况，就如史沫特莱在几年前就已经碰到过的那样，反映不同观点的文章在美国是并不怎么受欢迎的。 　　这种局面使白修德格外感到灰心丧气，因为他受雇的《时代》周刊，其老板亨利·卢斯是蒋介石多年的支持者。白修德写的许多报道一到纽约的《时代》周刊编辑部，总被重新改写，搞得面目全非；有些则根本不予刊登。到后来，白修德气得实在没法，就在他北京办公室门上贴了一张告示，上面写道：“本记者的报道倘与《时代》杂志的文章有任何相似之处都纯属偶然的巧合”。 　　在中国的美国最高官员们对蒋介石也牢骚满腹。当时已经担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的史迪威将军对罗斯福总统施加压力，要他敦促蒋介石要么与共产党合作，要么就下台。然而，在玩弄国际阴谋方面，史迪威毕竟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他的这些提议反而使他丢了官。蒋介石要挟罗斯福，如果美国不让他自行其事，那么他就投降日本人。于是，史迪威被召回国。但是，到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华盛顿认识到蒋介石政府没有能力统治中国。罗斯福总统决定派遣一位特使去迫使蒋介石与共产党达成某种妥协性的协议。如果当时这一使命取得成功的话，美国在亚洲的政治前景可能将会和现在的大不相同。 　　罗斯福总统挑选了俄克拉何马州的一位商人、态度和蔼可亲的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充当特使。赫尔利是这样一位谈判家，他以为良好的意愿加上几句笑话就能够使任何争执冰释消融。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由来已久、针锋相对的斗争历史一无所知。有许多观察家认为，赫尔利缺乏最起码的常识。赫尔利抵达中国后不久，就悄悄飞往延安。他向共产党许诺，美国将给他们提供武器并保证他们在中国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使共产党非常高兴。但后来，事实表明，蒋介石对此根本不同意，赫尔利就背信食言，实际上是欺骗了共产党领导人。 　　赫尔利使命所造成的恶果毒化了此后三十年的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当时美国已承诺支持国民党打共产党。不出所料，日本战败后几天之内，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就爆发了内战。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间，国民党打这场内战的一半以上费用都来自美国的援助。 　　蒋介石的军队仗打得顽强，但是当时他们不可能指望打垮共产党。国民党在重庆的政府腐败无能，组织涣散，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而共产党却牢牢地控制着那些他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建立起来的根据地。 　　战争的进程恰好证明史沫特莱、史迪威将军、白修德——姑且不提其他许多美国外交家和政府官员——他们贬责蒋政权，预言共产党将取得胜利的观点是相当正确的。他们审时度势，如实反映，本来应该受到褒奖，但是他们却反而因为报道了坏消息而受到指责。在美国，蒋介石的大失所望的支持者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经常在《时代》杂志封面上看到其尊容的这位英雄，如今却焦头烂额、沮丧不堪。他们认为其中必有阴谋才能够解释事态的结局为什么与他们事先所预料的如此大相径庭。于是就责怪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说是他们“丢失了中国”。 　　在此后的十年里，几乎每一个曾预言过共产党最终将取胜的美国人——其中包括任何曾在中国居住过，并对当时的形势相当了解的美国人——一概被斥之为叛徒。新闻记者、国务院官员以及学者们都被迫到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以表明自己的观点。许多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其中只有很少几个人重新找到了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在这个问题上栽了大跟斗的人并不特别喜欢共产党，也从来没有想要让共产党赢得这场战争。他们只不过报道了他们看到的事实而已。 　　至于象史沫特莱那样曾经真正希望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人就当然被认为是不可救药的了。在当时的时代精神影响之下，许多人认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支持过共产党的人肯定是想以暴力去推翻美国政府的。虽然史沫特莱已经年老体弱、疾病缠身，而且美国共产党公开表明他们不喜欢史沫特莱，因为她经常批评他们执行苏联制定的政策，在抗日战争初期又不支持中国。但是，这两点都无济于事，史沫特莱仍躲不开麻烦。 　　这时候，支持史沫特莱的朋友是一些作家，如以前的同事埃德加·斯诺等。在一段时间里，史沫特莱幽居在纽约州北部地区供作家休养创作的“雅都”山庄里。但是，这个“雅都”山庄的董事会得知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正在打听史沫特莱的情况时，他们开始神经紧张了。没过多久，史沫特莱就不得不离开那里。为了能够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撰写关于红军司令员朱德的书，史沫特莱就住到纽约州罗克兰县她的一个朋友的家里。 　　史沫特莱似乎已经找到了一个宁静的地方，然而谁料她与政府之间的纠纷才刚刚开始。一九四九年二月美国占领军参谋部在东京的高级军官查尔斯·威洛比将军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控史沫特莱曾经是一个国际性苏联间谍集团的成员!于是，全国各地报纸的头版消息上都刊登了史沫特莱的名字和照片。 　　在威洛比的指控后面还有一段异乎寻常的故事。史沫特莱的两位老朋友尾崎秀实和理查德·沙奇(即约翰逊)由于受控组织间谍集团，并把日本战争部署的内部情报泄露出去，已在战争期间被日本人绞死。行为古怪又热衷于冒险的学者沙奇好象一直是在充当苏联军队的一名间谍而进行活动的，而不是在为作为一个独立组织的共产国际活动。尾崎返回日本后，沙奇曾在那里与他接头，并说服他应当设法制止日本政府，不要投入一场自取灭亡的战争而毁灭整个国家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九三四年，史沫特莱从美国返回中国途中在日本短暂停留时，曾见到过尾崎秀实，此后，就再也没有会面。她当时曾希望尾崎帮她找一个有收入的记者工作，但是尾崎并没有帮她出力。后来，尾崎向日本警察署承认，理查德·沙奇曾命令他断绝同史沫特莱的友谊，因为史沫特莱对日本的众所周知的态度使她同象尾崎那样企图隐瞒自己真情的人交往时，往往会引起诸多不便。 　　史沫特莱对威洛比指控的答辩表明，她仍然斗志旺盛、不屈不挠。在给新闻界的一份声明中，她坦率地承认她认识尾崎，并说，在她看来，尾崎反对战时的日本政府，是正确的行动。她还声明，她已请了一位律师，准备以诽谤罪控告威洛比的上司麦克阿瑟将军。 　　此事发生后不到两个星期，美国军方向史沫特莱正式赔礼道歉。一位军方发言人承认，威洛比“不对，是弄错了”，并说当局“……没有材料可以证明有关间谍案的指控”。这位发言人还责怪东京美国占领军司令部的那些“年轻人”头脑发热，对日本人关于此案的文件中提到的事实曲解原意。(一位写过一份关于沙奇案件研究报告的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证实，史沫特莱出于“理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原因在上海曾经帮助过尾崎和沙奇二人，但她与这些人后来在日本组织的亲苏间谍集团毫无关系。) 　　在正常时期，美国军方发表明确声明，撤消对史沫特莱的指控，事情也就可以得以了结。但是现在，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决定还要调查沙奇间谍集团以及史沫特莱与该集团的关系。至于沙奇这伙人干的事情究竟“非美”在哪儿，可是从未作出过任何解释——事实上，沙奇和他的同伙搞间谍活动是针对我们战时的敌人日本，应该说他们是亲美的。威洛比将军受到军方的驳斥，老羞成怒，就向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保证，他将提出令人吃惊的新揭发材料。当然，正如军方所说，威洛比并不掌握什么惊人的材料，因此调查只好延期。一九四九年最后的几个月里，威洛比将军在日本多方搜集材料，妄图罗织罪名。 　　与此同时，史沫特莱发现，军方的澄清帮不了她什么忙。史沫特莱仍旧找不到工作。众院扬言还要进行调查的舆论不会对她有利。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不是审判，那些接到传票被调查的人不能为自己提出辩护。况且，史沫特莱并没有被指控从事任何非法活动，所以她也不清楚应该为自己辩护些什么。 　　史沫特莱的一些朋友对她依然忠诚友好。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二十年前和史沫特莱相识，至今一直记着她。他甚至还邀请史沫特莱到印度去访问。这时他已经当上总理了。 　　不过，就史沫特莱而言，多年来最好的消息莫过于中国内战的结束。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们最后被迫逃往台湾，共产党在大陆掌了权。史沫特莱认识到自己留在美国不会有什么前途，就开始考虑重返中国。她当时仍在写农民将军朱德的传记；既然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她希望能对朱德再进行一些采访。不过那个时候，美国公民要直接前往中国是不可能的，史沫特莱就到伦敦去等待进入中国的签证。 　　但是，史沫特莱的健康，由于游击战争岁月里积劳成疾，如今更是虚弱多病。一九五〇年春天，她不得不住进伦敦的一家医院治疗胃溃疡。医生决定给她动手术，把她的胃切除一部分。手术虽然困难，却并无多大危险。可是由于史沫特莱身体过于虚弱，她已无法从手术引起的休克中恢复过来。她的体力消耗殆尽，两天之后，便与世长辞了。 　　 中国人民之友——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美】乔伊斯·美尔顿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