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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汉口

【美】乔伊斯·美尔顿

埃文斯·卡尔森在中国西北研究八路军富有创造性的战略战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却在南方节节败退。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被日本军队所攻占并惨遭烧杀掠夺。这对全体中国人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时间南京陷落的震惊似乎有可能会使整个中国的抗日运动一蹶不振。然而，这次挫折反而促使国民党和八路军空前地团结起来了。新首都随即在离南京八百英里的长江上游城市汉口建立起来。由国民党和共产党代表共同负责政府工作。这是国共双方第一次在一起合署办公。 　　不幸的是，这种新的团结精神和建都汉口的安排都仅仅是昙花一现。不出一年，汉口也落入日本军队手里。不过，就当时而论，史沫特莱已不用在红色根据地流亡了。她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开展一项特殊的工作——向外界报道中国军队里严重缺医少药的困境。 　　甚至在和八路军一起行军打仗的日子里，史沫特莱就已觉得自己光写些文章和出书是远远不够的。她无法真正同意那种观点，认为当一名记者应该只是一个超然的观察家。她指出，八路军用来之不易的物资供给自己吃饭、穿衣，而自己又信仰他们的事业。所以，她一想到自己没有为八路军的战斗作出积极贡献时心里就无法忍受。更有甚者，她害怕自己变成那种只想利用别人的痛苦作为自己写文章的好材料的道德败坏的寄生虫。 　　大多数晚上，史沫特莱在开始写报道之前，总要背上急救箱，到部队里去给那些需要包扎或药品的战士送医送药。八路军中的一些政工人员曾批评她这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他们还说，很多伤病员反正治不好，免不了要死的。况且，减轻一、两个战士的伤痛无论如何也没有她的报道工作来得重要。也许，这是一种讲究实际的观点。史沫特莱首先承认自己有注意力不够集中的毛病，不能排除干扰而专心致志于一件工作。 　　即使如此，她对人们的这些批评还是很生气。她从来就不赞成那种把一项事业的成败看得比那些为之奋斗的人的生命更重要的理论。史沫特莱一生中对知识分子和官僚都不太信赖，就是因为他们倾向于采取上述那种态度。当时，这种态度也是使史沫特莱对八路军感到担忧的一个问题。史沫特莱把这类问题一般都归咎于具体的个人，特别是那些多半读过大学，出身富有家庭的政治工作人员。她和某些政工人员还为此有过激烈的争论。虽然，史沫特莱仍坚持在业余时间去护理伤病员，但是连她自己也认为，光靠每天晚上给几个战士包扎、护理确实是起不了很大作用的。 　　一九三八年初，史沫特莱去汉口看看那里的事态发展，与此同时她立即开始为改进军队里落后的医疗状况想办法。此外，她还得为自己的生活奔波。史沫特莱和共产党在一起的时候，跟部队同吃同住，生活不用自己操心。她到汉口时，除了身上那套红军发给的粗布军服外，两手空空，一无长物。她的生活得依靠朋友们的接济。开始，她住在一位圣公会传教士和他女儿的家里。后来，又从一位忠厚的中国熟人那里借了些钱。 　　史沫特莱发现，尽管有了统一战线的精神，可是想给自己找一份搞写作的工作依旧很困难。要想借钱过日子，自己和共产党的关系也帮不了多少忙。人们总以为，外国人要赚钱还不轻而易举。当他们得知一个美国人也会落到手头拮据、衣食无着的地步简直无法理解。 　　史沫特莱并没有为自己的经济困难过分担忧而浪费时间。她开始去采访中国红十字会战地救护队的一些负责人，打算给救护队写篇报道。没过多久，她自己也到中国红十字会去工作了——当一名没有报酬的志愿宣传人员。史沫特莱说，这不过是“乞丐的一种美名而已。”她花很多时间向国外写信，请求给予经济援助和提供各种物品。然后，她就开着一辆卡车，到汉口各教会医院，设法从那里征集、募捐各种药物和医疗器械。在华的外国传教士成立了他们自己的红十字会组织。该组织同国际红十字会没有直接关系。他们要把各种物资留给自己去救济中国的基督教徒。史沫特莱对这种态度感到不可理解。在她看来，任何人病了都得就医用药，救死扶伤岂能厚此薄彼。 　　汉口的很多重要人物都支持史沫特莱。她见到了正在组织中国空军的前美国飞行员陈纳德。连美军驻华代表约瑟夫·史迪威上校也为史沫特莱提供帮助。每次有药品运抵汉口时，史迪威都要向她透露一点小道消息。史迪咸是个相当执拗的人，言语尖酸刻薄，绰号叫作“尖刻的乔”(注)。史沫特莱一见就知道这位“尖刻的乔”和自己的气质相同。她的结论是：心直口快的人可能不受欢迎；但在中国谁要想不得罪人就只好什么事情也不做。不过，当时她还不知道在以后的年月里，她和史迪威的前途终将都被中国政治的风浪所吞没。 　　史沫特莱四处奔波为改善中国军队里的医疗条件大声疾呼，结果，反而受人指责，说她是在搞宣传，而不是在从事独立的记者工作。确实，史沫特莱并没有把这两种工作加以区分。不过，无论如何，她不是第一个参与敌后活动的战地记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到西班牙采访的记者就经常为部队驾驶救护车。记者们真的拿起枪，参加战斗的例子也是很多的，一直延续到朝鲜战争。 　　史沫特莱所做的救济工作本身大概不会引起多少议论。但是，她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使她成了一个大有争议的人物。在美国国内的报纸编辑确实有理由对共产党记者表示怀疑。比如，共产党记者在西班牙时就曾经捏造过对共产党方面有利的新闻报道。(虽然，撒谎并非仅限共产党人。)不过，那些了解史沫特莱和熟知她在中国的工作情况的人明白，史沫特莱本人总是保持着一种独立的观点。几年之前，她决定不参加共产党的原因恰恰就是因为她不愿意追随某一政党的路线。实际上，在中国的外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对她非常友好过。有一位女共产党员就曾经气势汹汹地指责史沫特莱是个彻头彻尾的“史沫特莱个人主义者”。 　　这顶帽子的本意是想要贬低史沫特莱，但倒是对史沫特莱人格的高度评价。不幸的是，美国报纸的编辑们似乎往往不能分辨一个共产党人和“史沫特莱分子”之间的区别。尽管美国人对自己的新闻自由和新闻多样性引以为荣，但是，有关中国的不同观点，在美国就不很受欢迎。史沫特莱并不是为外国报刊经常写稿子的唯一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位在中国可能是最能干的美国记者也在为德国和英国报纸写稿。史沫特莱本人觉得这种情况丝毫也不足为怪。她已经得了个革命者的名声，而她认为就是这“革命”二字似乎把美国的编辑们搞得神经紧张、忐忑不安。 　　最后，史沫特莱总算找到了一家愿意雇用她的报社。不过，这次机会又是来自欧洲而不是来自美国。正当她捉襟见肘，快要不名分文的时候，英国很有声望的《曼彻斯特卫报》雇她为该报的特约记者。编辑部要求她每个星期发两次航稿。史沫特莱就利用自己的第一组稿子用来报道中国伤病员的可怜境况。 　　在中国，无论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共产党的军队，都没有称得上是现代化的医疗卫生队。受过正规训练的医生寥寥无几，比较好的药品和先进的医院设施少得可怜。国民党军队里不顾伤病员死活的事是臭名远扬的。八路军在这方面做得比较认真：他们教育大家讲究卫生，分发急救药品，把前线的伤员送到后方医院里。不过，八路军的医疗条件也很差，使得很多可能得救的人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而死亡。 　　史沫特莱向《卫报》的读者报道了她对中国医院调查了解到的令人震惊的情况。《卫报》上的这些报道和刊登在美国杂志上的类似文章，勾画出一幅凄惨的景象。史沫特莱写道：“由红十字会医疗队或少数几个由现代化中国医生主持的一些医疗单位的情况较为良好。其它的地方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在空空荡荡的仓库、学校和寺庙里，伤病员就躺在地上的蒲席上面或用凳子支起来的木板上面。这些地方往往又黑又脏又潮湿，地面坑坑洼洼、老鼠在阁楼和椽木上窜来窜去，成群的苍蝇在伤员的身旁飞来飞去，围着他们那些残缺不全、无遮无盖的喝水杯打转转。大多数军队医院里没有床单，病人的棉衣就是他们的枕头。床铺上面拉起绳子和电线用来挂伤病员的毛巾和衣服。挂着这许多东西，有时候连伤员的脸都很难看得见。肥皂、牙刷和牙膏对他们说来是从未用过的奢侈品。统计数字表明，伤员中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患有肺结核、脚气病或痢疾，很多人死于疟疾。手术台就是上面铺着一块白色布的木板，药品和手术器械都很少，有时根本就没有。” 　　在另外一篇报道中，史沫特莱写到，某些地方的伤病员，为了获得治疗简直到了不顾死活的地步；有的干脆就躺在马路中央也要挤上那已经装得满满的救护车。后来，她又报道过一起离奇的报复行为。在国民党的一家医院里，一个病人因受到恶劣的治疗而激怒万分，他从病床上下来抄起一支步枪就向主治医生开枪射击!警卫却很同情这位病人，就把他放走了。 　　史沫特莱本来希望把这类悲惨事件渲染一番可以促使美国的医生们为中国募集救济资金或者作为志愿者到中国来工作。确实也有几位医生来到了中国。但是，总的来说史沫特莱的这些做法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许多理想主义的美国人已经志愿前往打了几年内战的西班牙。也许，中国离美国实在太遥远，或者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中国的问题相形之下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 　　史沫特莱对军队医院的调查很快就为新的军事威胁所打断。日本人正沿长江而上向汉口推进。九月底，上级下达命令要放弃汉口，史沫特莱与另外两位跟她一起工作的中国红十字会的医生一直坚持到十月中旬才撤离。就在撤离前夕，她发给《曼彻斯特卫报》的一篇报道里，描述了汉口当时的混乱和沮丧情景。她写道：“武汉三镇——汉口、武昌、汉阳正在束手待毙。临近末日的城市在举棋不定和混乱的领导之下往往是既英勇壮烈、又灾难深重。……外国势力对中国政府的影响仍然十分巨大……。要在城市内外构筑防御工事，在长江水底布雷都遭到在武汉的外国人的反对。他们说，保卫武汉就会损坏他们的财产。因此，城里城外的防御工作形同儿戏……。中国的正规军队是武汉地区的唯一防卫力量。可是其中有一半人员得了疟疾，有大约百分之十五的人员得了痢疾。” 　　汉口已陷于瘫痪，只等日本人来占领了。史沫特莱和两位医生向西逃跑。她们搭乘一辆挤满了人的救护车。日本的轰炸机经常出现在上空，她们不得不停下来，躲进濠沟。史沫特莱总是认为在战争中最可怕的莫过于空袭了。空袭一来，她就觉得象是一只走投无路，被人追捕的动物。她坦白地承认：“无数次的空袭并没有使我变得勇敢起来。每次汽笛发出悲鸣、山脚下敲起锣声、钟声或者是小号吹起断断续续的警报都使我心惊肉跳，魂不附体。” 　　史沫特莱到达安全地区后没过多久，又开始计划返回日本人占领的地区。这时候，日本人控制了中国绝大多数的沿海城市，日本军队分布在横跨长江流域一带很长的一条战线上。但是，共产党的第二支部队——新四军已经于前年在汉口成立。此时，新四军已在长江下游日本部队的敌后作战，就跟八路军在西北战场的行动一样。 　　红十字会的医生们认为去新四军参加工作实在是太危险了。他们觉得自己能活着就够运气的了，更何况在中国西部有着做不完的事情，他们这样对史沫特莱说。于是，史沫特莱就决定和她的一位中文秘书偷偷穿过日本人的控制线。这位秘书以前是个诗人，名字叫罗帆(音译)。她们仍旧开着一辆救护车，在出发之前，车上装满了带给新四军的医药物品。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由史沫特莱自己出钱买的。一路上，她们不断碰到伤兵的队伍，都是跟日本人刚打完仗从前线撤下来的。史沫特莱和罗帆多次停下来为这些伤员包扎伤口、发放药品，几乎把她们宝贵的医药用品消耗殆尽。 　　不过，史沫特莱她们还算幸运。在未碰到日本人之前她们就同新四军联系上了。新四军当时正在长江以南日本人称之为“封锁区”的地方作战。实际上，这些地区并没有象日本人所想象的那样已经“封锁”起来。那里的游击队跟八路军一样，兴办医院，把农村组织起来，还向日本人发动进攻。他们就在日本人的鼻子底下，搞选举、成立亲共产党的地方政府! 　　现在，史沫特莱又要跟着游击队，不停地到处流动。偶尔，也见到一、两个英语国家的记者，但经常她是唯一的一个外国人。除了面临接连不断的空袭、缺粮和恶劣的天气之外，史沫特莱还得习惯于多少人投向她的好奇的眼光。当她路过那些从未见过外国人，特别是外国女人的村庄时，史沫特莱就常常成为大伙注意的中心。她听到人们对她猜测纷纭。最普遍的意见认为她是个被俘的日本军官!有的则认为她是个俄国军事顾问。农村里都谣传新四军里有个“神秘的俄国人”。史沫特莱向别人一打听，才恍然大悟她自己就是传说中的那位神秘的俄国人。与此同时，有少数几个人嘀嘀咕咕地说史沫特莱大概是个女的。不过，这种说法一般都会遭到别人的大声驳斥。后来，史沫特莱自己站出来，声明她的的确确是个女人时，许多人还是半信半疑。他们从未见过穿男人衣服的女人。这样，他们简直连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了。 　　在转战各地的过程中，史沫特莱有时候花在解答问题上的时间，跟她向别人提问用的时间差不多。大家把她看成是对美国生活各个方面无所不知的专家，常常请她给战士、甚至给当地老乡作演讲。演讲之后，她还得回答各类问题，一直搞得精疲力尽为止。有人会问：“美国工人建立红军没有?”当她回答说没有红军时，大家又都想明白美国工人为什么不建立红军。另外一些人想知道，史沫特莱自己都有打字机，怎么还说自己不富裕呢?他们还会问，美国工人挣多少钱。当史沫特莱说，美国工人平均每天工资为五至十美元时，听众一个个目瞪口呆。毫无疑问，即使她说五美元一月，战士们也不会相信的。” 　　在这些场合提出的问题简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飞机是个啥样子?工厂又是个啥样子?美国火车跑多快?什么是钢琴”等等。有一回，史沫特莱经过三十英里紧张的行军后，刚刚到达一个新营地，就听到有人在宣布：请史沫特莱小姐给大伙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爆发及其对中国战争的影响的报告。关于这个题目，史沫特莱根本没有把握，她自己并不比在座的人知道得多。因为，她毕竟跟别人一样也只能得到从外界传进来的那么点消息。但是，看到一排排热切地等着她的讲演并且还要做笔记的战士们，史沫特莱觉得不应该让他们失望。她虽然已经疲劳不堪，但还是振作精神，给战士们发表了讲话。 　　史沫特莱对自己经受的种种艰难很少抱怨。但是，她给在中国的美国记者弗雷达·厄特利写信时，的确承认她有时感到极其孤独。上级指派来给她当警卫的战士们对她相当友好，晚上常常给她讲他们的家庭和童年时的情况。不过，在中国，男女之间没有建立友谊的传统。史沫特莱身边的许多战士从来也没有跟自己家庭以外的女性真正地说过什么话。他们和史沫特莱也保持一定的距离，以表示他们的尊敬。小孩子就不这样拘谨了。有一个上面派来给史沫特莱当勤务员和帮手的男孩子就和她特别亲近。史沫特莱把他看作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个孩子名叫沈国华(音译)。他告诉史沫特莱，他大概是十岁或十一岁，但是他说不出确切的岁数，因为家里从来不记出生年月之类的事情。国华是个“小鬼”。小鬼就是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儿，跟着游击队，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以便糊口。史沫特莱觉得让一个孩子来侍候自己，心里颇感内疚。但是，她很快就知道，国华是下定决心要干这个工作的。一来他喜欢新四军，二来他也走投无路。于是，史沫特莱和国华就相互照顾。他帮她拿拿东西、收拾屋子、端饭菜。她反过来则关照他要洗洗热水澡，要抓掉衣服上的虱子。 　　国华常常谈起他以前当乞丐的日子。他说，当他得了病的时候，就只好蜷缩在一些没人注意的角落里，是死是活，听天由命。他还常常被狗咬伤，身上总是长满虱子。他对史沫特莱说，虱子长的时间久了，也就不觉得怎么痒痒了。可是，虱子会叫你整天不得安宁。接着，国华总是说，这些麻烦都是很久以前，在他六、七岁时发生的事了。现在，他已经长大，成了一名战士。他对史沫特莱说，你“是我的父亲，又是我的母亲。” 　　史沫特莱决定要到另一支叫做“攻坚游击队”的部队去。那支部队在一个比较危险的地区。国华坚持要和她一同前往。在路上，两人差点失去联系，再也见不上面。当时，他们一队人马正通过一个到处是日本占领军的美丽的水泊之乡。他们只在夜间行军。到了某处，几个侦察员发现一所房子里住着十五个日本兵。几个胆子大些的游击队员主张袭击这股日本军队。所以，大家停下来商量一番。突然，路上传来一阵吉普车的声音。游击队处在有被日本兵左右夹击的危险之中，就下令大家散开。就在这当口，史沫特莱的马匹脱缰乱跑起来。一会儿，她和那位赶驮骡的向导就迷失了路，失去了跟其他人员的联系。赶驮骡的向导惊慌失措，特别担心史沫特莱那匹白马会引起敌人的注意，招来他们的子弹。 　　史沫特莱坚持要想法找到大队人马。她爬上一个小土岗，拍手给游击队发信号。很快，她听到隐隐约约的拍手声和她呼应。那位赶驮骡的向导认定这掌声是日本人的诡计。但是，史沫特莱带有一支手枪。她不象害怕日本的轰炸机那样害怕地面上的日本人。她拔出手枪，开始慢慢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野地里往前走。冷不防，黑暗中出现三个人影，每人都把枪口对准了史沫特莱。接着，史沫特莱听到一个中国人的声音要她答口令。老天爷，总算运气，是碰到了自己的人! 　　战士们把史沫特莱和那位向导带到大队人马那里时，史沫特莱发现国华看不见自己都快要急疯了。别人告诉她，国华不肯走，一直要等她，是别人生拉硬拽才使他走开的。可是，他又几次三番要回去找她，直到最后把他强行管起来为止。 　　当史沫特莱要离开游击队的时候，她想报答国华对她的一片忠心。她担心如果国华继续留在新四军里，可能会染上经常在部队里蔓延的斑疹伤寒或其它传染性热病而死亡。经过一番苦苦思索之后，史沫特莱决定把国华收养下来。国华有热爱科学的天赋。他常常想从各种微小的征象，譬如刮风的方向和声音来预测天气。他还学会了在晚间看星星来辨别方向的办法。史沫特莱想把他送到中国比较安全的地区的一所学校里去学习，以便他能发展他的兴趣。攻坚游击队的领导也很快地答应了史沫特莱的要求。 　　但是，史沫特莱万万没有料到，国华不愿意让她收养。他说，他和“有钱人家”的孩子一起上学不自在。再说，他就愿意和新四军在一起。史沫特莱设法说服国华，告诉他进学校后，他会变得更加有用场，新四军极其需要受过教育的人，等等。可是，不管你费多少口舌，就是无法打动国华这孩子的心。他充满希望地对史沫特莱说：“你可以在胜利后收养我。”其实，他们两人都清楚，一旦分手，以后就很难再见了。几天之后，在一个白雾茫茫的清晨，史沫特莱坐着小船，渐渐地离开了游击队在湖边的住地。国华一直站在岸上向她挥手告别。倘若国华以后还活着的话，他早已长大成人，大概仍然还在为最后的胜利而战斗。可是，史沫特莱却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中国。 　　史沫特莱不会想到汉口沦陷之后的二年就是她在中国的最后一段时间。她总是忙得不可开交，似乎下决心要观察战争的每一个方面，以便使自己的经历更加臻于丰富。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的冬天，她不再跟随游击队转战各地，而是同一些在向敌军发起“冬季攻势”的国民党部队在一起。 　　史沫特莱采访了许多国民党部队的指挥官，其中包括王哲元将军。史沫特莱给这位将军起了个外号叫“唱歌将军”。王哲元是个基督教徒，喜欢唱圣歌。能有一个美国人当他的听众，他欣喜若狂。所以，他就独自一个人给史沫特莱唱了起来。看到将军起劲地唱着歌，史沫特莱真担心他们是否会耽误当天的战斗!不过，史沫特莱说，王哲元那低沉的歌声，“圣哉，圣哉，圣哉，主啊!全能的上帝!”几乎和炮声一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下午，王哲元把史沫特莱带到一处山头上，观看炮击战。王将军亲自选定目标，并把目标的位置用电话通知炮手。史沫特莱写道：“他把望远镜塞到我手里的同时，一颗炮弹就从空中呼啸飞去。我四下搜索，最后看到一根烟柱和弹片瓦砾正好从日本军队在昆山(音译)的阵地中心腾空而起。我大声叫喊，大家和我一起高声欢呼，有人把望远镜从我的手中夺了过去……。准四点半，整个峡谷和后面的群山响起一片震耳欲聋的声音。我们听到迫击炮的隆隆声，机关枪的扫射声配合着步枪的射击声。很快天就黑下来了。这时打一枚炮弹迸发出的小火花也会暴露大炮的位置。所以，炮长要求停止炮击。王将军表示同意，并指示必须把大炮移到新的位置上去，因为第二天早晨敌人的飞机肯定会来轰炸的。” 　　史沫特莱看到中国人炮击了日本军队的阵地，感到非常激动。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都是日本军队炮击中国人的阵地。她后来回忆说：“那天我只要能够打上大炮，就是丢掉一只右胳膊也是情愿的。可惜，那么多的中国人都跟我有同样的愿望，所以我连半点机会也没有。”遗憾的是，可能有机会打大炮的中国人也少而又少。王哲元将军的部队只有两门大炮——日本方面却有三十八门!就是这两门大炮还得不断地转移。这倒并不是因为中国军队在向前推进，而是要躲开日本轰炸机的袭击。 　　因此，即使在那次冬季攻势中，史沫特莱也没有写多少战地新闻报道。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没有多少决定性的战斗可以报道。自从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军队长驱直入以来，这时候的战争已经趋于一种相持状态。日本人控制了中国沿海的地区和大多数大工业城市。但是，他们没有大举向西推进。他们此时正在搞静观待变的策略，希望国民党的软弱分子有朝一日会答应向日本人投降。 　　就中国方面而言，他们没有能力把日本人赶到海里去。国民党官员在中国西部新的首都重庆不断地宣称要对日本人发动各种进攻、强攻、袭击。常驻重庆的外国记者盲从地加以报道。可是，那些深入到战场的记者们很快就明白国民党官员说的都是空话。中国军队只是在想办法守住阵地而已。 　　史沫特莱知道，这次战争中最有趣和最重要的事都发生在那些所谓的“封锁区”里的游击队之中。因此，即使她跟国民党军队在一起的时候，更引起她注意的事是国民党官、兵的态度，而不是战场上不断变化的战况。在这次专访中，她听到国民党官员又在称游击队为“匪徒”而深感不安。一旦和日本人的战争出现喘息间歇，国、共两党由来已久的相互对立看来又要重新加剧。有一次，国民党甚至不允许她再返回到新四军那里。一位国民党将军告诉史沫特莱，他已经从重庆方面接到密令，准备歼灭新四军的“攻坚游击队”。对史沫特莱来说，象这种有关国民党企图再次挑起过去那样的内战的警告才是真正的新闻。 　　史沫特莱之所以决定要返回游击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她的主要兴趣从来不在于报道各种战斗的细节。她的真正的课题是革命。不是抽象的革命，而是那种普普通通的群众正在经历和体验的革命。 　　史沫特莱战地报道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色是她对妇女的关心。她敏锐地意识到正在中国发生的暴力和动乱对妇女的影响比对男人的影响更要大。那些自小逆来顺受，无异是家庭奴仆的妇女如今都拿起了枪杆子。史沫特莱懂得，无论往后怎样变化，既然妇女跟从前不一样了，所以中国再也不会是以前的老样子了。一旦年轻的妇女明白自己可以参加工作，取得报酬，就再也不会甘心于守在家里，听任父亲、丈夫和婆婆的摆布了。 　　史沫特莱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特意和一些妇女谈谈。有一回，几个中国妇女看到史沫特莱和她们一样也是女人。可是，史沫特莱独立性那么大，为了事业可以跑遍全世界。她们有点吃惊，平静下来后就迫不及待地要向史沫特莱打听情况。她们问她为什么不结婚。当告诉她们美国妇女只要愿意就可以单身独处时，又觉得非常新鲜。她们想知道美国女孩子在学校里都学习什么，还询问了关于避孕方面的事情。所到各地，妇女们向史沫特莱提出的问题多得数不胜数，而反过来史沫特莱则从她们那里了解到这场战争是如何改变了她们的生活的。史沫特莱的报道中有许多引人入胜的描绘中国妇女的篇章。这些妇女个人也许并没有什么大名声，甚至平平常常。但是，把许许多多妇女合在一起，那么她们的经历确实说明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状况。 　　史沫特莱遇到的最突出的妇女中有一位很活跃的上了年纪的蔡妈妈。史沫特莱遇到她时，她已经六十八岁了。这对中国农村妇女来说已是很大的年纪了。蔡妈妈有四个子女。一天，几个搞政治组织工作的女学生来到蔡妈妈那个与外界很少有联系的村子。学生们上她家同她商谈村子里的妇女如何为战争出力的问题。 　　可是，蔡妈妈从小到大就知道女人是不过问这类事情的。在中国，女孩子常常是被人看不起的。僻远的农村里仍然还有“溺婴坑”，女孩一出娘胎就会让人溺死在坑里。有时候，一家子有好几个女孩子，那么当父亲的就可以把她们卖出去当奴仆。那种所谓“三寸金莲”，即人们有意阻碍双脚发育，使它变得小得不成样，反而被看作是一种女性的美。一个女人要让别人觉得确实俊美秀丽，就必须损伤自己的双脚，走路歪歪扭扭。其实，只有贫苦人家的女孩子才需要走路。不过她们也不用走太多的路，贫苦人家的女孩子要到地里去干活，此外就呆在家里了。 　　蔡妈妈村子里的富家妇女早已不和这些女学生搭腔。她们轻蔑地说，这种在村子里东窜西荡的女人准保不是正经货。蔡妈妈并没有大惊小怪。对蔡妈妈这样在革命前的中国长大的女人来说，妇女解放之类的话肯定听起来觉得荒诞。但是，蔡妈妈还是倾听了这些女学生的话，并深深地为她们的思想所打动。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笔下的蔡妈妈的转变是很有戏剧性的。她写道：“我第一次遇到蔡妈妈时，她已经是那一带山谷里的妇女领袖了。作为一个‘江南’妇女，她个子显得特别高，黝黑的皮肤，两只枯老的手上青筋突起，就象山坡上突出的山脊一样。她瘦削严峻，讲起话来口气坚定，几乎有点严厉。她的头发已经花白，由开阔的前额梳到脑后，打了一个圆圆的发髻。这样一位农妇，又生了很多孩子，所以一辈子吃过不少苦。但是，她从来不提这些……。” 　　妇女们到附近一家医院里给伤病员送吃的，给他们唱歌时，“总是蔡妈妈向伤病员讲话，对他们说他们都是她的儿子，都是妇女会的儿子。每次讲话，蔡妈妈都要谈到妇女的权利，并催促大伙把妇女发动起来加入妇女会。有的男人从来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但他们还是认真地听着。在这类事情上，中国各地的男人似乎比西方的男人要文明耐心得多。只有少数的人反对妇女权利的新运动。” 　　蔡妈妈对受伤的日本战俘也发表这样的讲话。这叫史沫特莱和医院里的工作人员觉得很有意思。有一次，她把绣花枕头送给两个日本人以后，就妇女解放问题发表了一通演说。日本人听不懂她的话。不懂，也听着，脸上露出傻乎乎的笑容。“真妙，妙极了，”史沫特莱对一个医生说。“这位老太太让日本人躺在那里，什么事也不能干，只听她讲关于男女平等的事……这真够他们受的了!”。 　　但是，有一次蔡妈妈在同一群蛮横不讲理的男人作斗争时受了重伤。当地有个商贩给日本人偷偷运去货物，换回鸦片。很快，他就在村子里开了爿鸦片烟馆。对这样的事，妇女们非常愤怒。她们找那个商贩评理。可是他只是冷冷地一笑。她们又去找地方上的官吏申诉，也无济于事。最后，蔡妈妈和妇女们决定要自己解决这件事。 　　史沫特莱回忆道：“几天之后，有位医生把我叫到医院的门诊部。我万没有想到会看见年迈的蔡妈妈受了伤，躺在担架上面。我弯下身子，她用微弱的声音开始给我讲述发生的一切。她说，就是关于那些烟馆赌场的事。妇女会和男人评理，要求他们关掉这些地方。可是他们不干。所以，蔡妈妈和别的妇女一块闯了进去，强令男人们回到家里去。几个癞皮的就开口骂街。最后，蔡妈妈拿起一根木棍，把桌子上的钞票、麻将牌一棍子扫得满地都是。别的妇女也跟着动起手来。于是，男人们就打她们，双方混战一场。差不多个个妇女都挨了打——其中蔡妈妈受伤最厉害。 　　“一连几天，这山谷处于混乱之中，那些当父亲的、丈夫的、儿子的、当长官的、当小兵的男人们，急得团团转，个个怒容满面。蔡妈妈的床前围着很多妇女，每个人身负伤痕，但大家说话喜气洋洋……因为那烟馆已经关了门，那个姓张的商贩和殴打妇女的人全被抓了起来。妇女们不停地说：‘伟大的胜利，伟大的胜利’。” 　　就是这位勇敢的蔡妈妈给了史沫特莱自认为是她在中国所受的最高评价。蔡妈妈对史沫特莱说：“你情愿和我们一起吃苦，你表现了妇女姐妹的高尚精神。” 　　到了一九四〇年年中，史沫特莱在中国吃苦的日子就即将结束了。那年年初，她不得不和她的小“儿子”国华最后分别。她对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那种自己搞自己的争斗前景忧心忡忡。她也为自己无法为游击区人民解决医疗问题而懊丧。 　　最糟糕的是，史沫特莱自己的病情日益严重。除了过去的老毛病外，她又患上了疟疾和严重的营养不良症。她的脚趾甲脱落，牙齿开始松动，皮肤上不断出荨麻疹。起先，史沫特莱还想方设法把这些毛病隐瞒起来!她觉得出现这些问题说明自己还不够坚强——还受不了中国人所受的那种苦。后来，她的健康状况更趋恶化，不能再掉以轻心。而且更多的日本军队又正在向游击区推进。史沫特莱知道如果这时候她不外出治疗的话，那么很多个月之内就不会再有机会了。 　　于是史沫特莱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决定前往重庆。在当时，要安排她去重庆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她和年轻的秘书罗帆，还有保卫他们的五位攻坚游击队的战士先划着小船过了大湖，上岸以后，他们一行就靠在一个筑有防御工事的村头的墙上稍事休息。只有史沫特莱有点不自在。她说，如果她是日本人，就会在这个村子里埋伏起来。大伙说还是女人胆子小，劝她不用紧张。他们小憩一会之后继续向前进发，并穿过附近公路下面的一条地道。他们刚刚走出地道，就有人大喊，“瞧，有敌人!”公路上，镇子的围墙外面和地道里到处都是日本兵，史沫特莱一行赶紧逃命。他们逃了出来，但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在休息的时候没有被日本人打死。大概他们的行动古怪，以至于日本军队反而怀疑有伏兵而不敢打他们。 　　几天以后，史沫特莱他们抵达由一伙从前的土匪控制的地区。这伙土匪声言他们已经改弦更张，自称是“得到当局支持”(也就是亲国民党)的游击队。土匪接着就大吹大擂，说他准备攻打新四军的游击队，并要把他们消灭掉。史沫特莱跟他争辩，指出两种游击队都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可是，这个头目越听越火，变得更加蛮横不讲道理。那天晚上，史沫特莱他们谁也没有睡好觉，都担心会在夜里被匪徒谋杀掉。 　　第二天，所谓的“官方”游击队领着史沫特莱一行离开他们的控制区，史沫特莱又一次看到当地老百姓对这种亲政府的军队所抱的态度。路上看不见一个农民，他们来到一个村子很想吃顿饱饭、找个地方睡觉。可是，村子里家家户户大门紧闭。最后，史沫特莱的保卫人员跟带路的“官方”游击队说，从这儿开始他们能够找到路，可以自己行动了。 　　那些“官方”游击队刚走。史沫特莱一行中就有人去敲农民的门，叫着：“同志，开开门!我们是过山的攻坚游击队。我们要找一个向导。”话音未落，大门就开了。史沫特莱发现，那些从前当过土匪的人一走，整个村子马上就活跃起来了。“男女老少全都出来了。互相有说有笑，有的就把稻草抱进屋子里去为我们铺草垫，有的点火用大锅煮米饭。我们的游击队员也东奔西忙，象见了亲兄弟似地和大伙聊天。”那是史沫特莱在游击区度过的最后一个晚上。 　　几天以后，史沫特莱到了重庆。她发现这个城市乱哄哄的。日本人不断地来空袭，各种谣言满天飞，多得有如日本人投下的炸弹。除此之外，按史沫特莱的标准看，重庆还是相当舒服的。然而，营养丰富的食品和中国红十字会林医生的亲自诊治也未能使史沫特莱恢复健康。后来，林大夫要求史沫特莱前往香港作胆囊手术。史沫特莱答应去香港，但只想在那里作短时间的逗留。为了到达一个能够飞越日本控制线的地点，史沫特莱先得乘红十字会的卡车向中国西南方向前进。她发现这一带那么奇妙秀丽，她心里已经在打算从香港回来后马上就到这个地方来住一段时间。 　　可惜，几乎从史沫特莱抵达香港的第一天起，情况就清楚地表明她的那个计划大概是无法实现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在重庆听到的谣传正在可怕地成为事实。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蒋介石邀请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出席了一次友好的圣诞晚宴。两党的关系似乎又趋于平静。不料，第二年的一月初，就传来消息说，国民党军队袭击了新四军总部。很多人包括年轻妇女和非战斗人员都惨遭杀害。几千人被俘，并关进了集中营。此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就告终止。两党再次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象史沫特莱过去那样可以在两党控制区来回走动的情况看来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是不可能了。 　　与此同时，香港也在准备对付日本军队的进攻。虽然日本人轰炸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还是一年以后的事。袭击珍珠港可能出乎美国人的意料。但是，当时香港的人却都预料会在太平洋爆发全面战争。他们知道前途危急，所以一个个胆战心惊。史沫特莱的身体仍未见好转，她觉得留在香港，等日本人来把她抓走总不是办法。况且，她已经知道自己的名字已列在那张日本方面打算一经捕获就以敌方战斗人员处理的外国记者的名单之上。没有别的选择，史沫特莱就只好勉强决定返回美国。 　　注：乔是约瑟夫·史迪威的昵称。 　　 中国人民之友——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美】乔伊斯·美尔顿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