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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中国人民之友

【美】乔伊斯·美尔顿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战斗了一生。她死后，人们对她仍然毁誉参半，各执己见。 　　国会根本就没有对沙奇集团的案件进行调查，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记得沙奇和他的朋友毕竟是搜集了我们战时的敌人——日本的情报，因而对这一案件的兴趣日渐消退。即便是那些最死心塌地的反共分子也难以说清沙奇等人的所作所为到底有哪些“非美”的地方。威洛比将军从来没有拿出他曾夸口的关于史沫特莱是俄国特务的证据。后来，威洛比将军就一九五二年的这一案件写了一本书，在书中他不得不承认指控史沫特莱曾经当过共产党证据不足。但是，为了替他原来提出的指控找点理由，他在书中对史沫特莱的人格进行了许多攻击。他对史沫特莱的最大攻击是，她曾试图把美国公众引入歧途，因为她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乃是一支独立自主的力量，而并非只是苏联的傀儡。当然，日后中苏争论的历史证明史沫特莱是正确的，而威洛比是错误的。 　　威洛比提出的其它一些指控在今天看来几乎显得荒唐可笑。譬如，他抓住史沫特莱参加过一个左翼作家组织而大做文章。这个组织曾经发表过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一首傲慢无礼的作品。甚至连史沫特莱与美国将军史迪威之间的友谊也被列为一个污点。这本书中的其它论述不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就是令人难以容忍的不负责任。最后威洛比还隐晦地暗示史沫特莱的死因甚为可疑，尽管连他自己也找不到什么根据可以自圆其说。 　　非常奇怪，威洛比也勉强地称赞了史沫特莱几句，说“由于她长期居住在中国，把自己的命运与苦难的中国人民联系在一起，”所以，她是公认的“熟识中国事实真相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 　　不幸的是，在弥漫着偏执狂的当时那种气氛里，许多人忘了威洛比的这一赞扬而只记住他那似是而非的指控。当有争议的书籍从驻外的美国新闻处图书馆里去掉时，史沫特莱的著作是首当其冲。她的作品在美国不再出版，她的大部分著作都从图书馆里撤走。共产党出版物理应记得史沫特莱不是共产党员，甚至这类出版物上也不再提起她的名字。多年来，史沫特莱差不多已被人们所忘却。 　　到了七十年代，形势开始有所变化。年轻一代的读者重新发现了史沫特莱的著作。最早的是一批女权主义者。她们读了史沫特莱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从中看到一位艰苦奋斗，战胜贫困、通过刻苦自学、摆脱孤独、令人振奋的年轻妇女的形象。 　　差不多就在这同一个时期，美国对红色中国采取的新的、较为友好的态度促使研究者们对那些曾目睹红色政权诞生的作家们所耳闻目睹的作品又重新重视起来了。越南战争以及我们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的历史使史沫特莱提出的关于支持蒋介石的危险性和美国在国外力量的局限性的警告再一次显得非常及时。 　　或许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社会关于新闻职业的概念已经趋于成熟，要给客观性下定义也不再那么容易了。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那些全心全意、公开献身于某种事业的富有改革精神的新闻记者起着有益的和高尚的作用。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正直和诚实也再次显得非常符合时代精神。 　　史沫特莱说道：“当然，我并不佯称自己公正无私、不偏不倚。但是，我不说谎，不歪曲事实，也不会以讹传讹。我只是把我日常耳闻目睹和亲身感受的事情告诉人们而已。” 　　现在到中国去访问的美国人有时会惊异地发现，史沫特莱在中国要比在她自己的祖国名气大得多。中国人认为他们这位老朋友是“著名的美国人”，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她的名字。一九六〇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在难得的一次与西方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会见中，特意赞扬了两位美国人——一位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另一位就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在她的遗嘱里提出了最后的一个要求，要把她的骨灰埋葬在中国，因为她曾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岁月。中国人民遵从了她的遗愿。今天，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就安息在北京一处专门安葬民族英雄的公墓里。墓碑上朴实无华地镌刻着这样一行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国人民之友。”(注) 　　注：墓碑上刻的是：“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中国人民之友——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美】乔伊斯·美尔顿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