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 全文图书 > 史沫特莱文集（3）

史沫特莱女士致朱德总司令的信①

亲爱的朱将军： 　　我有几件事情要告诉您，它们会引起您的关注。所有这些事情将使您对美国的情况有一些了解。 　　首先是我个人的事情，其实，它们根本不是什么个人的事情，而是政治性的问题。 　　如您所知，今年二月初，我突然被指控为一名“仍然逍遥法外”的苏联间谍，也就是说，我是一名“尚待审讯、判决的人”；其实，是多年来我在美国全国许多地方发表了关于中国的讲演，并在第二次大战中到一些陆军训练营去作了这样的讲演。我也写过关于中国的著作，并且参加过关于中国的全国性、甚至是国际性的广播。尽管如此，麦克阿瑟的牒报部门却利用过去日本秘密警察的档案，控告我在多年以前便是一名在中国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活动的间谍。它还根据我所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控告我现在仍然是一名苏联间谍。在提出这一控告的几星期后，美国陆军部宣布对我的控告是一个“faux pas”，这是个法文术语，意思是“社交性质的过失”——有点象在美国做了当众剔牙这类的事情。我的律师直接向陆军部申请，要求他们正式宣布对我的控告已经撤销，并宣布该部撤销麦克阿瑟的法律豁免权，以便我能以刑事诽谤罪控告他。该部答称：在研究所有的文件以前他们不能撤销对我的控告，并拒绝撤销麦克阿瑟或该部任何官员的豁免权。此后，这件事就被束之高阁了。 　　对我的控告使我损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并在司法和其他费用上花了一千五百美元。虽然这一控告被称为“faux pas”，可是它紧紧束缚着我，以致此后我不再能够得到一次讲演的邀请或出售一篇文章。虽然我必须靠讲演的收入维持生活，我当然还是能为激进的集会免费讲演的，我也已经这样做了。可是，我在激进组织上讲演也会危害那些组织，因为我在公众中仍然被认为是一名有特嫌的人。因此，我拒绝在许多激进组织上讲话，只在一些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激进组织中露面。我也拒绝对共产党听众发表演说，因为共产党人即使不被指摘接待特嫌分子，也已经有够多的难题需要对付了。 　　我住在纽约城外朋友们的家里已经一年多了。该地区的反动的美国退伍军人团散播谣言，说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向那些在附近的哈得逊河上来回行驶的苏联船只发信号，这件事，您听起来可能觉得愚蠢，但是象这类谣言，今天在美国却是严重的事。接着，我所寄居的朋友们遭到他们的亲戚的抵制，因此我最后不得不搬到纽约城里去。在纽约，我设法寻找我住得起的房间，但是有多少次，当人们知道了我的姓名时，我就被打发走了。他们说，他们不愿意因为联邦调查局特务前来询问我的情况而自找麻烦。最终我搬到一家小旅馆，房租很高，但是不会因为我受到指控而要我搬家。 　　在这样的条件下写您的传记是极其困难的，而且常常是完全不可能的。等到我终于去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写作并不成功。我是今年一月写完这本书的，但是出版商和三位审稿人(他们是我的朋友)读了原稿以后都建议重写某些部分，以使它们达到其余部分的标准。我同意在某些方面改写。 　　大约三个月前，我决定离开美国去英国或意大利，在那里我可以摆脱对我的政治压力，而且在那里，生活开销可以非常少，远比我在美国的花费少。再说，我从出版商那里拿到的钱，也不足以供我在美国长住。因此，我申请去英国的护照，在那里我可以和一位香港旧友同住一所公寓。时间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过去了，我的护照还没有被批准。我到处托人帮忙，也找了我的律师，然而无济于事。我的律师同华盛顿护照局通了三次电话，最后一次才被告知，不发给我护照是因为陆军部曾指控我是间谍。因此，上星期我的律师去华盛顿，同护照局的一个负责的女官员进行了谈话。他告诉她，对我的控告所根据的是日本秘密警察指控我在中国从事反对日本的间谍活动的档案，而美国政府利用那种指控来反对我是违反美国法律的。这个女官员答称，即使东京案情不予考虑，她仍然确信我是一名共产党人。我的律师说我不是共产党，并要她拿出证据来。她回答说，她已读过我写的关于八路军的书，这些书使她相信我是一个共产党，不然的话，我怎能用那样的方式写书呢?她说，这是扣发我的护照的又一个理由。她说她正对我进行一些外调，等她得到回音以后再给我一个答复。她还说，发不发护照，她将在大约两星期内答复。 　　这件事现在就处于这种情况。 　　至于说因为我是共产党，所以扣发我的护照，这个理由是荒唐的，因为很多美共领导人已经得到护照出国旅行。去年，美国共产党主席威廉·兹·福斯特获得护照去东欧旅行并在写作一本关于东欧的书。美国的作家及其他共产党人拿到了护照去出席巴黎和平会议，或者去欧洲旅行、甚至居住下去。就在上星期，有一位美国共产党的女中央委员从巴黎旅行归来。而且她拿到的是长期性的护照。他们全然不顾这些，竟借口我是一个共产党人而不给我护照!因此，我的朋友们和我都认为，我之所以拿不到护照，是因为我做的工作和我对中国所持的立场；还因为美国政府怀疑我打算到中国去，而他们不想看到那样的事情。他们不肯发给我去欧洲的护照，就是因为我可能从那里前往中国。但是他们却发护照给想去任何地方的知名的美国共产党人。我的命运因而捉摸不定，我不知道对我来说将会发生什么。 　　有一个参议员试图帮我弄到护照，但未成功。另外两个重要的社会人士也作了努力，但同样失败了。现在我要求前罗斯福政府内政部长代表我前往陆军都要求：要么撤销对我的指控，使我能够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取得护照，要么使我能得到一个临时护照，以便我离开美国到我所选择的某国去设法取得国籍，以保护我免遭迫害并在那里谋生。下星期将向陆军部提出我的请求。 　　如果我最终被拒发护照，我有一两个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我可能把我的案情提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当然，它是不会理睬的。或者，我可能正式放弃我的美国国籍，试图在其他国家例如中国获得国籍。 　　除了这两个方案，我不知怎样办才好。就我的情况而论，法律是不起作用的，因为美国政府拿不出反对我的法律根据。假如它有法律根据，它会在这以前早就拿出来了。我之所以落到这个境地，纯粹是因为我的关于中国的著作、讲演和广播；也因为我多年来一直支持、现在仍然支持新中国。我将支持新中国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要尽一切力量声援中国。 　　我个人的事就说这么多。 　　关于社会状况，您一定已经相当了解。您一定知道美国的左派运动已经被逼进死胡同，几乎完全同广大人民群众隔绝。自从战争结束以来，报刊、广播及其他公共舆论机构都在毒化美国人民的思想。任何进步的、甚至自由主义或中立的活动都被叫做共产党活动。即使美国人民不相信这类事，他们也不敢对此说一句话。这样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工业社会是有很高的效率的，它同一个半封建社会不一样，几乎没有任何漏洞可以使人民躲避。大规模的工会运动完全受反动派领导，它们的一些领导人是天主教徒。目前在进行的大罢工有两个：五十万钢铁工人举行了罢工，另外五十万钢铁工人可能很快也要罢工；还有将近五十万矿工也举行了罢工。但是工人们罢工纯粹是为了经济利益，为了不足以养老的退休金。我国的劳工运动没有为任何政治利益举行过一次罢工。在中国内战的全部岁月里，我国的工人甚至一次都没有走出来拒绝往船上装运武器给腐朽的蒋介石政权。我国的工人甚至没有举行过一次罢工来反对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生产武器。他们为金钱而继续劳动下去。他们的领导人已经将左派从绝大部分的工会领导中驱逐出去。 　　左派运动现在几乎完全为着生存而进行法律斗争。左派筹集到的全部款项都是用于在法庭上进行法律辩护，单单是十一名共产党领导人受审讯这一件事，就使共产党每月花费二万五千美元，而他们的律师却是索取巨额报酬的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律师们靠这些案件过着优裕的生活。有审讯黑人的案件、驱逐出境的案件、审查忠诚的案件等等，不一而足。有一些是审讯被指控为间谍的人的案件。好几百个组织、好几千个人，仅仅由于是自由主义分子，就被贴上了“颠覆分子”的标签。 　　我可能错了，也许在很多方面我错了，然而在我看来，左派的宗派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愈来愈厉害了，以致狭隘到成了小集团，凡是非共产党人，他们都怀疑。我认为这种政策是错误的。有很多方面，我不想在这封信里讨论。 　　但是，我想给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想法。一星期前，远东民主政策促进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来访问我，谈到一个妇女代表团将参加十二月份在北京举行的妇女代表大会。她说美国妇女大会将派出八名来自纽约的妇女，至少也要争取做到这一点。美国妇女大会是受共产党领导的，它的主要领导人很多是共产党人。因此我说，我认为去北京的代表团应当比八名来自纽约的妇女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因为纽约并不等于美国。我同意这位朋友的意见，至少应当有一位黑人妇女和一位犹太妇女代表劳工界。我建议有一位来自中西部的女农民，还建议有约瑟夫·吴·史迪威夫人和伊万斯·弗·卡尔逊夫人从我国西岸前往中国。这位朋友既反对史迪威夫人也反对卡尔逊夫人去北京，因为她们不是左派。她还说，史迪威夫人是“陆军”，而且二十年后仍然是陆军。我告诉她这无关紧要，因为史迪威夫人也同史迪威将军一样是新中国的朋友。要是她在北京露面，对中美两国都可能产生非常好的政治影响。我据理力争，说伊万斯·弗·卡尔逊夫人曾经当过俄勒冈州进步党的众议员候选人，仅以几票之差而落选。卡尔逊夫人是一名专职教师，她和史迪威夫人都是母亲，她们能深刻地领会中国妇女的问题。我遭到反对，据我看。是因为她们都不是共产党人，也没有同共产党密切合作。尽管这样，我还是认为她们应该去，并且在上星期重新提出我的建议。我认为中国妇联可以邀请这两位夫人去北京参加妇女代表大会。她们去北京对新中国在美国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帮助。史迪威夫人的地址是加利福尼亚州卡迈尔五十号信箱；卡尔逊夫人的地址是俄勒冈州布莱特伍德四十八号信箱。 　　我提出这些建议供您本人和其他人考虑。要是您不支持，那么您总是有自己的理由的，我一定遵守您的决定。我纯粹是作为一个例子提出这件事，以说明我所认为的我们的某些左派组织的宗派主义。 　　还有一事必须向您汇报： 　　大约两个月前，我去费城同公谊会教徒服务委员会商量(“公谊”教徒就是贵格派教徒)。如您所知，该委员会有很多人在中国工作，诸如您的军队中的公谊会教徒救护队和其他地方的医生，护士等等。由于该委员会已经制定了苏美友好的纲领，我要求他们扩大这一纲领的范围，并公开呼吁同新中国建立友谊和承认新中国。他们同意考虑这一建议，但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得到他们的答复。然而，在同该委员会的一个成员交谈中，我了解到，大约在三个月以前，美国海、陆、空三军的中央情报组织的代表曾去该委员会，要求利用它在世界各地的救济网从事牒报活动。该委员会说，他们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这违反他们的人类皆兄弟的一切原则，而且这样做会完全毁掉他们的工作。他们回答：他们的工作是反对战争、争取和平。与此同时，该委员会告诉我，他们曾经在为它的四名代表返回中国领取护照时遇到过困难。他们最后领到了护照，但是护照局不允许一名女医生和一名化验室女技术员去中国。因此该委员会安排一名英国女医生兼化验技术员和一名英国管理员替代她们两人。当时护照局拒绝给前往国民党控制区以外的中国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颁发护照。 　　因此，该委员会问我是否了解，在他们抵达香港后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华北和华中的其他地方工作。他们表示愿意到香港从新中国的代表那里取得到上海去的证件，然后从上海前往他们各自的岗位。我告诉他们，我认为他们也许要等到新的中国政府成立之时。现在新的中国政府已经成立。他们告诉我，上海地方当局认为无权发给他们通行证，他们希望新政府能给予他们合法身份，允许他们继续工作下去。 　　我仅仅是向您转达他们的请求，以便您慎重考虑。公谊会教徒服务委员会是由几百个极其英勇和进步的公谊会教徒组成的，领导人是参加进步运动的克拉伦斯·皮克特。皮克特先生给我写信，说该组织正在竭尽一切努力，争取它的促进苏美了解的纲领得到采纳。它将取得多大成功，当然是另外一回事。 　　还有一件事：我的一位朋友最近同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晤谈过。司徒告诉我的朋友，说他有证据证明北京有苏联顾问；他相信满洲是苏联控制下的特别地区。司徒说，传教士同中国共产党人相处得非常好，但是他并不期望这种友谊能够再维持两年以上。他说，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军队，受过高度的纪律训练和教育。他说，燕京大学同共产党人有特殊关系，有六百三十九名毕业生参加了共产党。他说，华北的美国教授除因年老和家庭有困难者外均未离开。过去在燕京任教的卢修斯·波特教授年老退休，现住西海岸，他一天到晚称赞中国共产党人。司徒博士说，他觉得应当警告波特，在研究了美国的政治气氛以前保持缄默。但是波特没有接受这一警告。 　　还有一件事：我的律师奥·约翰·罗格在美国为很多民权案件辩护过，以前曾担任罗斯福政府的司法部副部长。他为抗议杜鲁门总统的政策而辞职，在这以后就投入了争取民权的斗争。罗格希望在贵国派遣代表到达美国后，他也许能在那些需要法律专门知识的问题上，对你们有所帮助。他说，也许你们喜欢共产党人律师，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你们可能不得不既为你们自己作战，也为美国共产党作战。 　　我问罗格先生的负责业务的合伙人，该事务所在新中国政府万一向它征求法律上的意见时要索取多少报酬。她说，事务所将听凭贵国决定，可以按贵国认为最合适的或力所能及的方式付酬。她还说，他们很乐于代表贵国处理这类事务，因而几乎可以不要报酬。 　　我仅仅是将此事转达给您考虑。您必须自己决定这些事情。罗格先生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进步人士，进步党的领导人之一，美国劳工党的州主席，劳工党是进步党的纽约支部。罗格先生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罗格是华莱士的主要合作者之一。 　　三天来，我一直守在收音机旁收听来自中国的消息。今天，广播电台中断了原定节目，以宣布周恩来担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以及苏联已同国民党政府断交并表示它打算承认新的中国人民政府。来自中国的这条消息使我感到极大的欢乐，我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了。我应该身在中国，可是我却停留在这个被上帝抛弃了的国家。我没有参加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但是，一旦我将你的传记改写完毕——我希望在今年年底——，我打算去中国写第二卷。我把您的生平写到您六十岁那年，这一年是引向胜利的内战时期的头一年。在第二卷里，我想从这一年开始往下写，并且希望到中国去写。我的出版商渴望着这一本书。 　　杰克·贝尔登关于中国的新书《中国震撼了世界》，本月份即将出版，我将立即给您送去一两本，航空寄到香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将在本月出一本新书《中国人征服了中国》。埃德加·斯诺夫人也给我看了她的新书的清样。我没有全部看，我不喜欢她的文风和她的一些提法。她好象很自负，认为自己非常重要。她正在美国各地作关于中国的讲演。她能得到讲演的邀请，而我却得不到。 　　我也许是一个失败主义者，因为我对美国的情况是如此沮丧。我看到的只是法西斯主义，我等待着今后某一时刻的大逮捕。什么时候发生，我不知道，但当他们开始的时候，我知道我将在被捕的头一批当中。因此，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中国了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象老样子那样了。我活到亲眼看见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能够这样讲的人是不多的。这件事本身就足够一辈子受用了。我没有做到的，其他人将会完成。我希望您和毛还是三十岁，但是，我也知道在你们的前头仍有很多岁月。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向您、毛、周、康克清和其他人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您的诚挚的， 　　艾·史沫特莱 　　通讯处：美国纽约州纽约市百老汇四〇一号，奥·约翰·罗格律师转 　　司徒雷登博士还告诉我的朋友，说他曾向国务院建议辞去驻蒋介石政权大使之职；还建议不要任命新大使，从而为承认新的中国政府铺平道路。他已辞职，但这个消息尚未发表。此间特别是陆军强烈反对承认新中国，陆军的行为使国务院极为烦恼。国会中也有强大的反动势力。——又及 　　① 原信无日期，根据内容判断，写信时间应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至二日。——译注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