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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史沫特莱写《伟大的道路》的时候

﹝日﹞石垣绫子

《伟大的道路》是史沫特莱的绝笔，是她在近六十年的生命中，在最后最艰苦的环境里费时数载才写成的。在这几年中，她不但得忍受如她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所描述的饥寒冻馁的痛苦，而且还得忍受比她青年时代更加复杂、更加剧烈的政治迫害。她的一生除了有十二年随着中国革命的进展，足迹遍历中国大陆河山以外，在其余的岁月里，她一直经历着各种痛苦和艰辛，尤其是她生命中最后的几年，更是饱尝忧患。但是当她开始执笔写《伟大的道路》的时候，她便将她所有的全部精力都灌注在这本书里了。 　　我和史沫特莱之成为亲密的朋友，开始于她写《伟大的道路》的时候。那是一九四五年的夏天，战事即将结束，史沫特莱从纽约来到萨腊托加—斯普临斯镇附近的耶德庄，这里经常是艺术家们聚居的地方，它距离纽约不过是四、五个小时的火车行程。耶德庄以前曾是著名富翁特列斯克的宅第，周围有广袤达六百英亩的广坪。森林、小湖、起伏的原野和一些房舍分布其间。富翁特列斯克临终时，遗嘱将耶德庄专供艺术家和文学家们使用，成为他们从事创作的中心。史沫特莱住的一所房子位于广坪中部不远的地方。我恰巧在这年也到这里度夏，彼此毗邻，便选了个时机拜访这位独居的芳邻了。 　　这是一幢两层房屋。在她搬来之前，这幢房屋就象被废弃的炮台一样，到处杂草丛生，一片荒凉。史沫特莱来后，清理了杂草乱石，把这里拾掇得象个花园一般，每当她写作疲倦时，常见她在花园里席地而坐，小憩片刻。这里的秋空蔚蓝无际，在万里无云的晴空下，披着红叶的树丛夹杂着红、黄、紫色的盛开花朵，构成了群花争妍的景色。我每次看到史沫特莱在花园里俯身弄花时，总是情不自禁地走到她的身边，坐在她的身旁，听她畅谈朱德的故事和对中国的回忆。 　　这样看来，她的周围环境似乎是愉快的，但是她的实际生活却是潦倒不堪。她一直没有一个安定的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她才从旅居十二年的中国回到美国。回美后，她一直是辗转流徙似的从这个朋友的家转到另一朋友的家，过着流浪生活，好不容易她才得以暂把流浪生活结束下来，搬到耶德庄的一幢被人弃置的房子，她准备从此定居于此，开始用自己的手镌刻生活的里程碑。为了实现她多年来写作《伟大的道路》的宏愿，她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历史，她感到需要把一部繁复的中国史牢记在心头。 　　史沫特莱出生于俄克拉何马州①一个贫农的家庭，在许多兄弟姊妹中地排行最大，出生年月大约是一八九〇年的最初几个月，因为没有正确的户籍可查，连她自己也不清楚出生的日期。这位含有少量印第安血统的作家，她的出生犹如在贫困与愚昧的世界中的一粒种籽从寒冷的旷野中以它可惊的生命力发芽茁壮，它排除了周围的杂草，在苦难的时代中锻炼成长。关于史沫特莱的生平，在她的自叙《大地的女儿》一书中有着详细的记述。她一生所遭受的苦难是说不完的，她那急剧的表情变化和深刻的皱纹，正可以使人看出，乃是作为一个被虐待被压迫者的悲伤和愤怒情绪凝集而成的。 　　在童年时，她便随家移居到科罗拉多州一处矿区附近的小镇上居住。家贫失学的她从小就得在贫苦的环境里探求生路。稍长之后，她一面替人家洗碟子或在香烟工厂工作，一面求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她来到了纽约，开始在《纽约呼声报》工作，从此开始了她的文笔生涯。这时候她因赞助印度的独立运动而被捕下狱，过了六个月的铁窗生活。在那时，她已深知自己所遭受的痛苦和在外国支配下的亚洲人的苦难是共通的，因此，她和印度的独立运动发生了很密切的关系。当然，她也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当她对我自然地说出：“如果我们亚洲人在一起……”如何如何时，她已把她自己当作一个亚洲人，把亚洲人的解放事业看作是自己的事业了。这种使人感到和亚洲人心连心的纯朴的情操，时时都从她的言语文字中流露出来。 　　由印度的独立运动而开始了解亚洲人民痛苦的史沫特莱，不久就离开了美国而到丹麦去了，此后她又到达了德国。一九二九年，她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员的身份到了中国，当时，中国人民正处在艰苦的解放斗争中，史沫特莱一来到中国就将她的笔和中国革命连结在一起，她自己也活跃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战线。希特勒上台后，她改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的特派员，她和中国人民革命军队同进退，共甘苦，深入中国腹地数千英里。在中国革命的艰苦历程中，她和中国人民军队一同吃饭，一同行军，一样睡木板，他们的感情——愤怒、悲痛和胜利的欢乐早就连结在一起了。 　　在中国的这段时期里，她和朱德经常接触，并且了解了他的经历和生活。回美后，直到她搬进耶德庄，她才获得一个较安定的住处来从事《伟大的道路》的写作。虽然她在中国时经常接触朱德，从他的谈话中获得了许多直接的写作素材，但是为了写得更为翔实，她又写信到中国希望得到正确的朱德自传资料。那时是在战争期间，远隔重洋的中美间交通来往非常困难。这封信发出后，有一天她突然收到一个盖着中国邮戳的小包裹，这是朱德从延安寄给侨居美国的中国人转给她的，包裹里有两枚镶嵌着朱德和毛泽东肖像的小圆别针，还有一块丝织的披肩和朱德亲笔写的一篇自传，果然，朱德不负她的所望把他的自传寄来了，披肩和别针则是作为赠礼送给她的，披肩是延安的工人手织的。记得有一次，史沫特莱正打开这披肩细心赏鉴着，忽然又象是若有所悟地原封不动折叠起来了。就在这年冬天，我在纽约一次关于中国问题的集会上碰到了史沫特莱，我认得出她手上拿着的那块披肩。她当着数十个与会者展开了它，宣布为了筹募救济中国战灾基金而将它义卖，后来不知是谁以一千美元的代价购得了。 　　史沫特莱同中国人民同甘共苦十二年，早已把中国人民的苦难看作是自己的了。大战期间，美国和中国是盟国，她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更是同情和爱护。她常常作为中国问题专家而被邀请讲演，但每次她都将所有收入统统寄到中国以救济战灾孤儿，因此，她永远没有积蓄，并且时时和贫穷搏斗。 　　她将中国寄来的别针装饰在房间里的壁炉架上，旁边放着一个花瓶，瓶中插着一些楠树枝。她告诉我这些楠树枝的来历，原来朱德的家乡盛产楠木，朱德幼时就是在楠树丛中度过一段光阴的。为了体验这种环境气氛，她向美国南部的朋友要来了这些楠树枝，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到她写作态度的细微和周到了。 　　阅读史沫特莱的作品，使人感到它文笔的流畅有如一气呵成，然而殊不知她对用字用语的推敲不知费了多少心血，在她写完《伟大的道路》中朱德的幼年部分后，曾将初稿拿来给我看，要我提意见。她已有几十年的写作经验，但她总是这么虚心地向人求教，连对我这样的人也不例外。记得那天我们一起喝过午茶之后，她邀我到她的房间里把她经过多次修改然后用打字机誊清的《伟大的道路》草稿递给我，我看过后，深深被她的作品中的气魄和描写才能所感动。我也了解到史沫特莱就是这样从来不以为自己的文章高于一切的谦虚的人。 　　她的表情是时时变化的，有时当她内心深处痛苦时，她的面部皱纹紧蹙加深而显得愁闷不乐，但在心情开朗时，她总是笑容满面露出一种纯真优美的样子，她那随着感情而剧烈变化的容貌是较为复杂的，但在这一天下午我们的相聚，我发觉她的蓝色的眼瞳非常的美。 　　第二年，一九四六年的夏天，我再度来到耶德庄。她还在继续写《伟大的道路》。这时，印度即将宣告独立，印度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写信来聘请史沫特莱作为印度政府的顾问到印度去，早在她为支持印度的独立活动而被捕入狱时，印度总理尼赫鲁就曾说过等印度独立后欢迎她去印度。现在果然邀请她到印度去了，她激动地紧捏着那封信，手不住的在颤抖，她的内心是多么的波动。 　　但是，她决定不去印度了，她决定在《伟大的道路》完成前暂时不去。住在耶德庄的另一些作家和评论家也表示支持她的主意，而我却表示不同意。我觉得书可以等待一个时期再写，印度之行却不可缓，何况到印度后仍可继续写作。但是史沫特莱却认为她为了研究《伟大的道路》的时代背景已将全部精力耗尽了，特别是中国的历史越是深入研究越是感到深邃广博，所以她决定不去印度。 　　从一九四七年起，美国对华政策有很大转变。凡是同情新中国反对蒋介石的人，暗中都遭到了迫害，史沫特莱的文章和讲演受到很大的阻挠，甚至她在耶德庄的住处也有联邦调查局侦探的踪迹，在这种压迫下，她离开丁耶德庄到新泽西州的奈耶克村朋友家里居住。 　　她并不因遭遇到这样的打击而气馁，但使她感到痛苦的是，她在生活上几乎失去全部收入而不得不仰仗朋友。尽管如此，为了完成《伟大的道路》，她仍然继续全力从事写作。然而更不愉快的事转眼又来，一九四九年二月，美国当局突然以“苏联间谍”的名义来诬蔑她，使她成为轰动一时的报纸头条新闻人物；美国当局诬指她为“左尔格”事件②间谍组织中的一员，对这种无中生有的诬蔑，她立刻勇敢地站起来，同美国政府斗争，直到她死，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最后，美国陆军当局宣布撤销它们指控她为“苏联间谍”的诬蔑，但是，美国陆军当局的撤销声明故意在报纸上用极小的地位刊载，因此，在一个时期内，加在她头上的“间谍”诬蔑一时还洗刷不清。随着美国的反共政策而起的是疯狂的麦卡锡主义活动。美国的一些进步的亚洲问题专家先后被麦卡锡主义所吞噬，而史沫特莱便成了美国反共大纛的第一件祭品，连她的朋友也遭到迫害。她所寄居的这位朋友家庭中，首先是母亲和儿子的职业受到了很大的威胁，虽然他们已在社会上独立并且各自成了家，但在那种日益激化的反共高潮里，由于他们和史沫特莱的关系，处境是非常危险的。美国的这种恶毒的反共迫害不是身受者也许不能领略它的滋味。史沫特莱恰好处在这股“反共旋风”的中心，处境之苦可以想见。她从朋友家中搬出来后便到了纽约，她打算租一间房屋安身，但是房东们一听到她的姓名马上就回绝了。她无法可想只得出高昂的代价住到旅馆里。从这个时候起，她的胃溃疡毛病时时发作，深以为苦。 　　在这种情况下，《伟大的道路》的写作受到了一些阻碍。这时，曾出版过她写的《中国的战歌》一书的一家美国第一流的权威出版社就和她商量，要她在《伟大的道路》的结尾加上诬蔑新中国的文字，史沫特莱立刻拒绝了出版社的要求。美国的言论自由在这里又出了一次丑。记得她和我谈起这件事时，使我也深切地感到美国是在剧烈地变着，而她说话时那种忍辱负重和沉痛的表情，我至今犹能痛切地回忆到。 　　史沫特莱居住的旅馆离我的住处不远，大约步行十五分钟就可到达。从一九四九年春天到秋天的几个月里，她每天埋头创作，只是在黄昏时分才偶见她出来略事散步。就在这一年的夏初，印度总理尼赫鲁应美国政府的邀请到美国来访问。史沫特莱早在一九二七年时就和尼赫鲁是文字之交，但她从未去过印度，当然也从未和尼赫鲁见过面。这次听说尼赫鲁来到美国，她便写了一封信给印度驻美国大使馆转交尼赫鲁，信中表示希望能和他见面。在此以前，她曾因《伟大的道路》尚未完成而回绝过印度方面邀请她访问印度，后来，尼赫鲁曾回信对此表示遗憾，并且说，俟她将《伟大的道路》写完，一定再度请她到印度去。 　　然而，这次却没有得到尼赫鲁的回信，一连发出的两封信都如石沉大海一般没有回音。这使她百思不解，不知道是否尼赫鲁不愿会见她。不久，尼赫鲁结束了对华盛顿的访问来到了纽约，在一次新闻界海外特派员俱乐部的宴会上，史沫特莱的一位友人，也是尼赫鲁相识的记者，坦率地向尼赫鲁问起史沫特莱的信件问题，当时这位首相大感诧异，原来他压根儿就没有接到史沫特莱的信。尼赫鲁并且表示他很想会见史沫特莱谈谈关于她所知道的中国的事情，他托付那位记者请史沫特莱当晚就打电话给他。 　　她挂电话过去了，接电话的一个男人自称是随总理从印度来的随从秘书，但说的却是道地美国口音的英语。史沫特莱在答复了对方询问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后，还说明是应总理口头约会特地打电话来的，那秘书竟然答说：“这可不行，尼赫鲁总理非常忙，他不可能接见你。”当史沫特莱再问他：“你究竟是谁?”时，对方没有回答，索性“嗒”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了。 　　第二天，尼赫鲁总理的随从来到了旅馆，并且约请史沫特莱在本星期四上午见面。她接受了这个约会，但为了稳妥起见，她又打电话到尼赫鲁的住所。这次接电话的依然是上次美国男人的口音，他说了“总理绝对不能接见你”之后又把电话挂断了。 　　在星期四的前一天晚上，史沫特莱、我和其他五个朋友一起在她的密友密尔德雷·科依夫人(史沫特莱的好友之一，史曾遗嘱在她逝世后将她的全部著作权益委托她处理)家里偶然相聚在一起，从史沫特莱的谈话，我们知道是谁在阻挠着她和尼赫鲁的会见。据说，作为美国国宾的尼赫鲁在美国的一切活动，不论何时总有一个不愿使人看清面貌的男人紧跟在身边。他专管接听电话，调查来访客人名单，以及调查信件等工作。那天我们一同回家，途中穿过哥伦比亚大学校园，拂面轻风带着绿叶的清香，十分爽畅，天空闪烁着初夏的繁星，我们只是信步走着，不自觉地陷入沉思中，偶尔只是在林荫的阴暗中互相望一下对方略带白色的脸孔。在我的脑海里，种种思潮起伏不停，我还在想，尼赫鲁总理在纽约逗留时日很短促，他一定会向史沫特莱问起许多关于中国的问题吧!史沫特莱在明天的会见中会不会再碰到障碍呢?她是否能见到总理呢?最后，我和史沫特莱分别时约好她明天把会见的结果告诉我。 　　第二天的中年，史沫特莱果然打电话来了，大概是她刚会见过尼赫鲁吧，我拿起电话筒，听到有一种吱吱的怪声，我吃了一惊，自忖莫不是有人偷听电话吧。后来我见到她说起这件事，她说使用旅馆电话，确会被人偷听，但她这次是借公用电话打来的，不知道有没有人偷听。事实上，即使在尼赫鲁总理的周围，表面上虽是一片欢迎的气氛，但是他们也同样受到这种暗中窥伺的待遇。 　　在这次会见中，史沫特莱就她所知关于中国的情形详尽地告诉了尼赫鲁。她说，尼赫鲁象一个哲学家似的态度、两眼注视着史沫特莱，细心地听她所说的一切。最后，史沫特莱告诉总理，说希望他能亲自到中国去了解中国现在的情况，尼赫鲁答复说，“我目前很忙，恐怕不能到中国去，若是我不能去，我一定会派专人到中国去研究中国问题的。”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她携着未完成的《伟大的道路》手稿到英国去了。她的原计划是一俟写完这本书便再到中国去访问。但是在美国被剥夺了生活来源的史沫特莱，她的自由也同时被束缚了。美国政府一直迟迟不发下她的出国护照，经过几许折冲好容易护照发下了，我知道了这个消息也着实为她非常高兴。 　　一九四九年秋末的一天，她来到我的住处向我告别，说她第二天就要乘船离开纽约了。她嘱咐我明天不要送她上船，因为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会跟踪她，若是被特务们看见就麻烦了，她特别叮嘱说，“你不是美国人，对这些要特别注意。”她的用心实在细致，连很小的地方她都考虑到了。 　　史沫特莱在伦敦定居以前，住在一个在中国认识的朋友家里。当时英国正闹粮荒，她从美国带来了一些准许进口的食品罐头，当作礼物送给她的朋友。她们八年不见，这次相逢感到莫大的愉快。当时，史沫特莱在从英国寄给友人的第一封信里，字里行间充满了她那朴实纯真的愉快心情，她详细地说到携带鸡蛋到英国来如何的困难，她如何同船员成为朋友，同伦敦老友重逢如何快乐?这年的圣诞节来临前，她还写信到美国，并且附去支票，请美国的朋友替她买些糖果，寄到英国，好让她在参加友人之女举办的圣诞舞会时，赠送礼品。对史沫特莱来说，她的心情在这一个短时间内是比较愉快的。 　　这时，史沫特莱才能比较安定地全力从事《伟大的道路》的写作了。但不幸的是，这时病魔开始向她侵袭，就在这年过后的第二年四月间，我突然收到她一封用钢笔在拍纸簿上匆匆写就的短信。信中说：“……健康不良，已卧床三个星期，因有内出血症状，定是胃溃疡无疑。医生说要动手术，但费用极昂，而且要割去五分之一的胃，真不知如何是好。我很担忧这样既不能工作，又不能行动，仅赖牛奶度日的生活。……”事实上，她的病是由于多年来受尽黑暗势力的迫害、自由被剥夺以致身心极度憔悴积郁而成的。 　　作手术后不久，一九五〇年五月八日③，史沫特莱不幸逝世。她进医院后，在四月二十八日这天写下了她的遗嘱，她除了在“手术志愿书”上签字外，还用书面说明《伟大的道路》的大部分手稿在她的箱子里，一部分在她写字台上，还有一部分在带到医院的黑色皮包里。史沫特莱直到她临死的一天，还不忘整理《伟大的道路》原稿。在她的遗嘱中有一段是这样的：“我的唯一信念和唯一誓愿，就是那些贫困的、被压迫的人民的解放。而中国革命的成就，已经是这一解放事业的中流砥柱。”她在遗嘱中要求在她的葬礼中奏出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国歌，并且要把自己的遗骨埋葬在中国。 　　我怎么也梦想不到我和史沫特莱那天晚上在纽约的相会，竟成为生离死别的一次见面。记得那晚我送她到旅馆门口，目送她的背影缓步走下台阶，我还对她说：“好好干吧!下次我们也许在中国见面哩!”我知道她视中国为自己的生命，在中国会见她是很可能的。 　　史沫特莱终于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之中了，如果我现在去中国的话，我不能不想到，史沫特莱将会用她那爽朗的笑容来欢迎我，她将会用优美的歌曲对我唱出“我们亚洲人……” 　　我在想，如果有机会让我把这部《伟大的道路》的首版日译本献在她墓前的话，她在冥冥之中一定也会感到快乐吧! 　　(原载《伟大的道路》日译本。鲁丁译) 　　① 史沫特莱的出生地是密苏里州。——校注 　　② 左尔格是德国人，任职德国驻日大使馆，太平洋战争开始前，他和另一个日本人尾崎秀实被指为苏联间谍而被判处死刑。——译注 　　③ 应为五月六日。——校注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