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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行漫记》的翻译和出版

倪文宙

我是当年参加“西行漫记”翻译工作的一个，故此写了这一点文字，供你们采纳。遗憾的是我今年已92岁了，实在写不成字了。 　　1937年，日寇侵华，上海发生了八一三战事。中华书局解散编辑所，我编的新中华杂志停刊，我当然被裁。随后我在3所中学任课，同时参加胡愈之他们组织的复社。我们常常聚会便餐，谈谈文化人如何为抗战出点力。聚会地点主要是在今延安东路的都益处。有一天胡愈之说及与美国名记者斯诺联系，要把他的新著《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翻译出版，以介绍延安方面的人和事。当时大家对斯诺是早有所知的。他同情中国的抗日和中国政治的改革，在一二八日军进攻闸北的夜间，他曾进入闸北宝山路察看，很冒风险。 　　胡愈之与斯诺的交往，并非始于在法国哈瓦斯通讯社的接触，而是早已会晤过的。我们参加翻译的人当时都认为此书的英文原版是斯诺亲手交给胡愈之的。胡也没有对我们细说过。最近得到老友储玉坤先生函告，说此书原版乃是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梁士纯教授交给胡并动员他翻译出版的。储君是老报人，他说的话当是可靠的。 　　胡愈之与党的同志们是有联系的，但我们从未向他问过。他决定尽快翻译出版此书，并将售得款项来出版鲁迅全集。大家商量决定翻译者不领稿酬，将资金完全用于出版事业。办事地点即在胡愈之同他二弟胡仲持合居的一幢楼房的客堂间。当时决定翻译要在一星期内完成，立即交付排印。我分任两章的翻译，记得是讲述彭德怀的。我这时日里教书，实在疲极，晚上很少熬夜工作。在这几天中，也只好翻译到午夜1点钟才睡。 　　为了书名的翻译，大家颇费点脑筋，觉得老老实实译为“红星照耀中国”会引起日寇和国民党的注意，增加出版发行的困难，不宜采用。当时我提出用“西行漫记”这一书名，以笔记游记的轻松意味掩护着内容。于是大家就同意了。 　　当时参加工作的人，翻译方面计11人：王厂清、吴景崧、邵宗汉、林淡秋、胡仲持、倪仲宙、陈仲逸、梅益、章育武、傅东华、冯宾符。其中陈仲逸是胡愈之的笔名。这11人的现状，据我所知，吴景崧、胡仲持、胡愈之、傅东华、冯宾符均已去世；梅益仍在工作；邵宗汉、林淡秋、章育武不详。冯宾符是有名的四明学者冯君本的小儿子，吴昌硕曾称之为神童。他和我及吴景崧都是东方杂志编辑，他大概早已经是党员了。当时从事出版工作的有2人：一是黄幼雄，一是张宗麟。黄是我在东方杂志时的老同事，精于出版工作。张是我中学和大学的老同学，为人机敏刚直，大概也早已入党；他一直是陶行知先生的助手，解放后任职教育部高教司，曾被打成右派，现在也早已去世了；他对我颇信任，常引我到他的住所去叙谈；他的住所常常换地方，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地下工作的需要。 　　斯诺先生不仅是一位国际驰名的记者，而且是一个国际民主政治的斗士，他同情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他的报告文学忠实公正，毫无偏见，不夸张，不低贬。他在我所翻译的两章中，叙述彭德怀将军的生活和工作，就是这样的一个笔意。他从细小的事件中看出彭德怀的革命品质：彭对士兵以家人父子的态度指点和交谈，例如对青年的小勤务兵就很亲切地喊他们“小鬼”。 　　我觉得新闻记者是一种高尚的职业，是民主政治的斗士，是指导社会文明前进的引路人，要排除黑暗，拥护光明，作为社会主义的砥柱之一。欧洲史上近代期开始以前以神学、医学、法学为三大高尚职业，时至今日，我认为在这三大高尚职业之外，还当加上两个高尚职业，即记者和教师。 　　想到罗马共和时代的西苦尔、19世纪80年代的左拉都是民主政治的维护者，愿中国的纯洁可敬的记者们尊他们为楷模，奉他们为典范。 　　 《西行漫记》和我/中国史沫特莱研究会，中国斯特朗研究会，中国斯诺研究会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