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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生涯的引路人

姚北桦

40年代，吸引许多青年走上新闻工作岗位的，有两个人，两本书。这就是范长江和他的《中国的西北角》，埃德加·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当时，我也是这样的青年之一。 　　这里，我想谈谈，在那民族危亡、战火纷飞的年代，我是怎样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阅读《西行漫记》的。 　　1943年元旦，我从皖北阜阳，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战时安徽省政府所在地的立煌(现名金寨县)，目的是参加那里的一个救亡戏剧团体。适逢日军突然进攻，李品仙指挥的数十万大军闻风而逃。我夹在难民群中，在大别山中转悠了半个多月。直到听说日军撤走，才又回到已成为一片废墟的立煌。其实，我想参加的那个团体已经解散。为了暂时有一个安身之处，友人介绍我到一个名叫“安徽省抗战史料征辑委员会”的小机关里工作。 　　我到这个单位的时候，原来办公的处所已被烧毁。所幸于撤退时被仓皇埋在地下的几麻袋史料，尚安然无恙。我的任务是把这些已经有些潮湿发霉的材料，从麻袋中一件件取出来，爆晒，整理。 　　这个单位收集史料的工作，应当说是做得不错的。抗战初期大别山一带国民党、共产党和日伪方面的材料，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被缴获的日伪文件和宣传品，有国民党方面所谓“限制异党”的机密档案，有新四军油印的传单、小报、土纸印刷的小册子，等等。 　　一天下午，我正怀着好奇心，小心翼翼地整理着这些材料的时候，突然眼睛一亮，一本已被扯去封面的《西行漫记》，赫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几年前我就听说有这么一本书，但在国民党严密封锁下的战地，却从无机会见到它。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立即停止手头的工作，一页页地翻下去。首先，引起我极大兴趣的，是许多幅印刷精美的珍贵图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徐向前……一下子见到这么多中共和红军领导人的照片，我是平生第一次。 　　在白色恐怖笼罩着的立煌，必须时时提防特务和告密者的眼睛。我趁人不注意，把这本书悄悄藏进棉大衣里层的口袋里。夜晚，关好了门，早早上床。在一盏散发着黑烟的桐油灯下，整整读了一个通宵。最后一页读完，一抹朝晖已经染红了小屋的窗纸。 　　今天回忆起来，仍然无法形容当时激动的心情。 　　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是一个15岁的中学生。为了不当亡国奴，离乡背井，参加了救亡演剧队，奔走于中原战地。然而武汉失守之后，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目睹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黑暗腐败，我也和当时大多数的抗日青年一样，情绪由昂扬到低沉。特别是国民党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之后，我参加的那支演剧队也被解散了，更陷入极度的苦闷徬徨之中。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青年的出路在那里？这是一代青年苦苦思索的问题。我在演剧队的时候，受到地下党的一些影响和教育，似懂非懂地读过一些进步理论书籍，初步明白了一点革命道理，知道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然而延安到底是什么样子？那里真是一个新世界吗？那里的人怎样设计、缔造一个未来中国的雏型？在未读《西行漫记》之前，可以说没有一本书曾作出如此真实、生动、具体的回答。是《西行漫记》第一次用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国的西北角聚集了一大群堪称“中国脊梁”的人，为旧世界的掘墓，为新社会的催生，正默默地脚踏实地工作着。那里，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英；那里，有着传奇般的人和事；那里，平等的同志式的人际关系，是我们从未见过而又日夜憧憬的。总之，《西行漫记》像一道强烈的光束，在无边暗夜中，照亮了我们这一代青年前进的道路。 　　早在抗战前读报上名记者范长江的西北通讯的时候，我就羡慕新闻记者这行职业。斯诺的如椽之笔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更增强了我的向往。不顾安危得失，冲破层层封锁，把事实真相告诉广大读者，这是一个记者应当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2年后，我终于在重庆进入了新闻界，以斯诺、长江等前辈为榜样，开始朝这一目标攀登。这条路是艰难崎岖的。40年的记者生涯，挫折多于成功，烦恼大于欢乐，但是我不怨、不悔。如今虽已进入暮年，但一想起当年夜读《西行漫记》时的情景，心中仍然充满着对作者的无限感激之情。 　　最后，我想从一个有关斯诺和《西行漫记》的小插曲来结束本文。“文革”中期，我在南京一所高等学校蹲“牛棚”，两位中文系学生负责“监管”。有天傍晚，可能闷得无聊和受求知欲的驱使吧，其中一位同学和我谈起斯诺来，问我对《西行漫记》如何评价?我如实以对。没想到这也成为“放毒”行为。在第二天的批斗会上，要我交代“美化资产阶级记者”、“宣扬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居心何在？批斗会后数日，我的“书面检查”还未写好，报纸上登出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斯诺的大幅照片。这样，我才逃过了这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无妄之灾。 　　 《西行漫记》和我/中国史沫特莱研究会，中国斯特朗研究会，中国斯诺研究会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2